作为目前公认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讲述的是天神格萨尔下凡人间降妖伏魔、造福百姓的事迹，共有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这部仍在民间口头传诵的活形态史诗，其宏大的结构和内容令许多创作者敬畏。

　　藏族作家阿来面对自己民族的伟大史诗，开始了充满激情与理性的探索，用长篇小说《格萨尔王》表达了对自己民族伟大史诗的深情致敬。重述这部伟大的神话需要丰厚的积累和想像，以及对民族神话、民族历史的深度开掘与反思。谈到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和感受，阿来有很多自己独到的体会——

　　不像是在创作，就像是在研究

　　记 者：重述这么宏大的史诗要做很多研究，需要激情和精力，您在写作过程中是一种什么状态?

　　阿 来：是的，研究，很多时候的确是处于一种研究工作的状态中。因为写这本书跟别的小说不一样，别的小说只要自己构思就行了，虽然也需要过去生活的基础，但不需要求证这么多东西。

　　但《格萨尔》本身是一个很庞大的故事系统，是活着的史诗，是一个还在民间以口传的形式流传和生长的故事，不断有不同的艺人在讲述、在创造。写作之前，我必须了解这种不同于书面形式的表达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这些在民间传唱的艺人是怎么得到这些故事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演唱，演唱的氛围如何?这些都是需要去考察的，就像专家们做田野调查，要在实际情况中去感受它在民间流传的状态。为此，我跑了十几个县，一次考察最少一个多月。藏区的县和内地的县概念不一样，往往一个县就一两万平方公里，往往要找到一个艺人，需要驱车上百公里，甚至还需要步行爬山过河。

　　说写作前的准备更像是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外学者对这部史诗的研究也有很多年了，有很多成果。要写好这个东西，必须要做一些案头工作，了解学界对此研究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光是做考察和案头准备工作，陆续就做了两年，进行写作的时候就很快了。去年刚开始写了没多久，四川就地震了，就停下来了，十月份捡起来重新写，到今年六月就写完了。

　　记 者：为了写作您考察了很多地方，访谈了很多人，亲临这些历史故地，带给写作者什么意义?

　　阿 来：我不愿意用采风这个词，因为这个工作跟我们通常的采风区别还是很大的，不是一种点到为止的方式。我曾经和降边嘉措等学者去进行田野考察，跟这些专家学者合作，的确让我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对这本书来说，我更喜欢学者田野考察的方式。所以我说，这本书我不像是在创作，就像是在研究。当然，进入写作状态时还是在创作。

　　谁也不想在一本小说里读一个化石的架子

　　记 者：您做了这么多研究，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积累的素材和资源都很丰富，而且这部史诗本身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您在创作中对故事情节和细节的选取是怎么考虑的?

　　阿 来：写这本书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材料太多，多得不得了，如果要按原来的故事构架来写，以故事本身的体量和篇幅来讲，可能相当于我这本书的一百多本吧，没法写。所以，故事本身的取舍很费心力。

　　这本书有一条线索是一位民间艺人的故事，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篇幅围绕这个民间艺人在今天藏区生活的线索。真正写格萨尔王故事的篇幅只占这本书的三分之二。

　　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个现象——对一个体积庞大的故事精简得太厉害的时候，新的作品往往就变成了一个博物馆里的骨架。但小说是需要有血有肉的。如果只是精简的话，就变成一个格萨尔王故事的缩写了，不能把小说家的本事体现出来。

　　谁也不想在一本小说里读一个化石的架子。

　　正是这条说唱艺人的线索，让我得到了一个很自然地剪裁庞大故事、自由地出入这个故事的角度。我想，这是这本书的神来之笔。结果是，两个线索互相催发，互相交织，让格萨尔的故事文本成了我自己的文本。

　　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的力量

　　记 者：您用现代小说的方式重写了史诗《格萨尔王》，这种当代人的语言和叙述方式与遥远的神话故事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而且我感觉到你的叙述中有一种身在其中又跳出故事的脱离的状态。

　　阿 来：我认为，重述神话不是要在外在形式上保持它的原貌。当代人一方面要吸收民间故事在美学上有韵味的部分，而在别的方面，比如语言形式方面，要贯彻当代的东西，这就是既进去又要跳出来。进去，是获得民间文学中那种美学韵致与对于艺术、对于自己所讲述的故事的敬信;跳出来是要采用现在的形式，表达现代人的看法。

　　我们需要的是得到民间文学的神韵。

　　记 者：《格萨尔》在藏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部史诗和它的流传对藏族群众的精神影响是什么?

　　阿 来：藏民族的书面文学不发达，过去很多人并不识字，但他们同所有人一样，希望知道所谓哲学意义上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想知道和记住自己过去的历史。

　　大部分研究《格萨尔》的学者都同意，格萨尔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真实人物，只是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但他是一个值得老百姓记颂的人物。《格萨尔》在民间的流传无非是人们保留历史记忆的一种努力，只是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被神化而已。民间文学本身就有不断地加重故事神秘化的倾向，就像《西游记》讲唐僧取经的故事一样。这其实就是一种记忆历史的方式，不过口传文学有自己的一些特征罢了。

　　我曾在上海对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做过一个讲座，谈到在藏区考察对我启发很大。在口传文学发达的地方，不管是讲这个故事的人，还是听这个故事的人，每个人都非常相信这个故事。这对我是一个很深的教育。

　　那些民间艺人，他们坚信所讲的故事。不但坚信这个故事是有的，更相信这个故事中所含的那些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这些从事艺术的作家艺术家，大部分时候对我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信仰。我们一边怀疑文学艺术的作用和价值，一边又在从事这个职业，这在今天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可能也是当代艺术的特点吧。我们经常在悲叹文学被边缘化，其实也就是在悲叹文学不给创作者自己带来更多的利益，但那些在民间传诵史诗的人从来不谈这些，只谈自己的热爱跟信仰。

　　很多时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没有什么坚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让艺术去做艺术不该做的事情。而在考察过程中我受到了教育：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的力量。

　　将来有更多的艺术形式去涉及这个故事更好

　　记 者：这本书出版以后，您前期请教过的学界专家有什么样的反馈或建议?

　　阿 来：这本书写完以后，我还参加过全国的《格萨尔》研讨会，研讨会上他们还特意安排我第一个发言。还有杂志专门发表过我跟格萨尔研究专家诺布旺丹博士的对话。

　　在北京新书发布的时候，学界的人还给了很多帮助，比如请民间说唱艺人到现场表演，并在现场作翻译与对其说唱特点的解释等等，这些都让人感到一种厚重的情谊。

　　学者们说，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格萨尔》，要让它产生更大的影响，现在已经到了必然要采用新的方式的时候了。比如古希腊史诗，大家现在都是通过戏剧、小说、影视的方式来了解，而不是去读史诗原文。现在的大部分人不懂藏语，人们也不可能跑到藏区去听这个故事是怎么流传的。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格萨尔》，就要把原来的《格萨尔》故事作为一个蓝本，用新的艺术方式来讲述。我想，将来有更多的电视电影去涉及这个故事更好。我这本小说也只是一个开头，肯定还有别的人会用小说来写，写出新意。专家们对这个方式很肯定，很支持。

　　另一方面，因为学界的研究是很专业化的，不可能让很多人了解，而我们的作品不仅告诉人们《格萨尔》的故事，通过小说也把很多《格萨尔》研究界的学术成果传达了出来。所以，我所遇到的学界专家都很支持我，在书出来之前，我就得到过他们很多的帮助。我的第一趟田野调查就是跟专家们一起去的。

　　作家要多做一些表达本民族文化的工作

　　记 者：曾经有消息说您要去《百家讲坛》，我在您的博客里也看到有过很详细的讲座计划，后来好像没有去。你有这么丰富的积累和资料，以后还会做相关的事情吗?

　　阿 来：借你这个问题，我想正好澄清一下。《百家讲坛》和我谈过，我也进行了一些准备，本来准备做十讲的，后来没有去，就被一些媒体炒成“阿来拒上《百家讲坛》”。现在上《百家讲坛》是一种荣耀，拒上《百家讲坛》也是一种荣耀，好像表示某种清高或不向大众文化低头。其实不是拒上，如果拒上我也就不会准备讲座计划了。只是我准备要讲的方式和对方的模式很难协调到一起。我首先是一个小说家，小说家特别忠诚于自己讲故事的形式，如果要我模仿谁，我做不到。同样，上电视不是不能妥协，但如果完全改头换面，不按自己说话的方式去说，第一是说不好，第二也不愿意这样说，所以后来就放弃了。其实，也是有点遗憾的。

　　记 者：因为您的这本书，很多读者开始关注这部史诗，媒体也开始介绍近年来格萨尔的一些研究成果，你内心最希望西藏历史和藏族文化被人们了解是什么?

　　阿 来：我觉得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话题说得太多也没什么用处，但作家艺术家得多做一些工作，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应该尽自己所能多做一些工作，而不是老在泛泛而谈。很多少数民族，外界对它的理解常常是不全面的，比如藏族，现在外界知道得比较多的就是其宗教，然后，随着商业文化兴起，各地政府开始搞旅游，歌啊舞啊也开始流行，被人们知道，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有时也是生造出来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作家除了要信仰自己的故事，还要多做一些表达本民族文化的工作。

　　我想，我所有的小说客观上都是在作这样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