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著名作家阿来应昌吉回族自治州文联和《回族文学》杂志社的邀请，前来参加首届昌吉作家采风活动。期间，阿来为参加采风活动的作家、文友们作了一场题为“边疆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写作”的专题讲座，下文即为本报记者整理的讲座内容。

　　我在这里说的关键词有两个：边疆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写作。

　　说起边疆文学，云南省有一份文学杂志就叫《边疆文学》。有人将边疆文学概括为少数民族文学，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许多汉族作家也在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

　　追根溯源，所谓“边疆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产生的新名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则是被一种力量裹挟着的，文学主要是内向的、内倾的，我们没有条件、也无法知道伦敦、巴黎、乃至世界的文化文学是怎样一种发展状况，我们的文化文学和政治一样，都是向内的，内进的；这时候，新生的政权也需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扩大和发展自己的影响，文学与之相趋同，“边疆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就这么称呼起来了。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伴随着思想上的解禁，作家们的创作视野和目光也随之转向更为深广的领域，边疆地区的遥远、神秘给作家们带来了创作和想像的空间，当时也确实涌现出了不少好作品，如叶辛的《蹉跎岁月》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但现在，城市的白领、小资们再看边疆，眼光和80年代截然不同了———在许多时尚杂志中，边疆的地理还存在，边疆的人却在文章中消失了。边疆地带已经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变成了每个人想像中的边疆地带。比如，一些北京、上海的小资作者们已把西藏、云南等当成了一个物质生活的反面版本———“我”是物质的，西藏等是精神的；“我”是不纯净的，而它是纯净的……；已经不需要追究名词下的坚硬的内核，西藏等边疆省区已经被形容词化了。就像现在人们对“远方”的概念和过去人们对“远方”的理解已完全不一样了。

　　作家创作是在一个特定环境，而对这种创作的消费又在另一个环境，这是两种不同的环境，所以，“尴尬”出现了；边疆地区的写作因此也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

　　毋庸讳言，我们许多作家呈现给边疆读者的，已不是读者所需要的那个边疆了，当然，这也不是某一个作家所出现的问题。长久以来，我们都讲本土对作家的滋养，却从来没有看到本土对作家的戕害和局限。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我本人比较关注两种文学：一是黑人，尤其是美国黑人的文学，其次是犹太人的文学，我觉得，我们所面临的边疆文学的尴尬和这些作家曾面临的尴尬是如此相似。二战之后，不少犹太作家都流亡到美国去了，他们都曾面临这样的困惑与尴尬。就像我们，我们越来越熟悉巴黎、伦敦，甚至知道巴黎的哪家咖啡店味道怎么样，但我们却越来越不了解边疆，边疆的概念越来越模糊化了。边疆的人，边疆人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都被虚拟掉了，被消费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边疆自己的作家被接受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要知道，“文化”“文学”的影响现在越来越与“传播”“传媒”紧密联系在一起，消费（特指文化消费）对边疆文学的创作、对边疆文学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太巨大了。

　　关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使用何种语言创作的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已经不把汉语称为汉语，而称为“华文”，如今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或其他民族的作家在使用汉语写作。

　　我的感觉是，往往非母语的作家使用某国的母语而更容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现在不少国家重视学习和使用汉语是一种好现象，至少说明中国发展很快，很强大。

　　说到语言，就要提到宗教、文化、情感方面的问题。

　　有些民族，如藏族，就把宗教等同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其实文化的涵义要比这宽泛得多。许多很鲜活的文化蕴含在我们很具体、可感的生活中。

　　其次，文学从产生的那天起，就跟我们的情感是一致的，但有时它会跟我们的情感发生冲突，比如鲁迅，他是汉文化的杰出代表，但他对汉文化腐朽东西的批判和怀疑，却是超过任何汉族作家的。

　　没有对宗教的质疑和反思，是不可能诞生西方文明的。备受好评、被视为经典之作的霍桑的《红字》实际上就是批判基督教的优秀作品；托尔斯泰也很典型，如果没有对东正教的深刻反思，他就不会有那么深沉伟大的成就。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精神的，文学家、作家有其自身的责任，要将自己所思考的东西表达出来。

　　宗教问题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对作家而言，都是一种挑战的存在。

　　现在我们经常说全球化，全球化的概念不仅是经济上共享，思想、文化上也在共享。这其中，有的语言参与了全球化，而有些语言并没有参与全球化的过程。

　　语言的使用面少，其被接触的面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