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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自觉
第二届“多民族文学论坛”综述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0-12  作者:刘大先


   如果说 2004 年 11 月,在成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发起并联合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动主办的第一次“多民族文学论坛”,使得处于边缘学科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入了综合性大学的学科视野,进而引发了许多新颖而尖锐的问题,那么, 2005 年 12 月在南宁举行的第二届“多民族文学论坛”,则使更多的问题进入学术工作者的理论视野,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广西民族学院、广西作家协会、《南方文坛》杂志社共同主办,广西民族学院文学院承办。有关单位负责人潘琦、汤晓青、冯艺、容本镇、陆卓宁等出席了会议。参加人员不仅有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从事科研教育的专家,也有作家、记者和研究生,共约 60 余人。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参与身份,相同的关注话题和讨论中心,使得论坛成为一次名副其实的多方学术恳谈。

   本届论坛的议题原本设置有“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批评及其学科理论探讨”、“民族作家身份认同问题”、“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与批评”、“中国多民族作家研究与批评”四个主要板块。但是在具体的讨论中,与会人员脑力风暴所碰撞出来的思想火花远远溢出了预设的范围。根据讨论的兴奋点和所达到的理论水平,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五个部分。

   1 、学科定位与理论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 关纪新 和《南方文坛》主编 张燕玲 在主持第一阶段议题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本论坛的宗旨,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为主,兼及多民族民间文学,同时倾向于理论建设,避免对作家作品做“导游图”似的浮泛介绍。广西民族学院 黄秉生 反思了主流文艺学的理论体系,认为是建立在对主流文学和主流文化规律的探寻和概括之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很少能进入它们的视野。这种主流文艺学过多地以反映论、意识形态论作为其理论支点,并不完全具有普适性,不能很好解释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现象。而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更多的是体现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生命特质和他们的生存智慧,它更多的是体现人类学和生态美学的东西,所以需要建立一个以生态美学为理论支点的民族文艺学的知识构架、理论范畴,以利于对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观照和解读。广西师范大学 黄伟林 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 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历的四个阶段,即民族国家意识阶段、民族阶级意识阶段、民族文化意识阶段、民族遗产意识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 刘大先 则 采取对于关键词的那种知识考古,揭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形态当代性,然后在多元一体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分析中提出既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警惕多元主义绝对化的危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展开了探讨。湖州师范学院 马明奎 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的确成为当务之急,准确描述和正确评价这一事实是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其次是描述事实基础上话语体系的概括进而确立学术理念,与大中华文学创作合流并进,是少数民族文学进入全球化背景的一个基本方式。大连民族学院 李晓峰 的发言指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与民族国家想像和构建有着极大的关系,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构建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对族群民间文学资源的转换,二是对少数民族作家资源的开掘,三是民族国家直接参与对少数民族话语的构建,并建立当代少数民族话语的模式。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在进入民族国家话语系统时,呈现出一种矛盾心态,即在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归依中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怀恋和民间个人话语和个人主义立场的有限度坚持。厦门大学 彭兆荣 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引进“第四世界”的观念,并尝试用“族群”来代替“民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族别文学的消解,同上述发言形成呼应。四川大学 徐新建 的回应中也提到“国族文学”与“族群文学”的区别关系,并指出在由政治时代向文化时代转型的过程中,批评理论的转型问题。

   关于民族国家体制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起源和本质的反思,应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自觉。因此,关于“民族”和“族群”才会产生了争议。与会学者提出的观念不无值得商榷的地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层次多样的,我们需要在现有的民族国家体制的现实背景中来考察我们的研究对象。“民族”作为特定的社会文化产物,自然可以分析研究质疑,但是仅仅用不同的概念替换对于研究是否具有实际的意义呢?确实,思维方式的转型是一个方面,务实的实践是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的承担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张力的隙缝如何填补,寻找二者的和谐与平衡,将成为研究者所要探寻的漫漫长路。

   2 、少数民族文学书写语言问题

   少数民族文学的双语写作问题由西南民族大学 德吉草 的发言引起讨论的兴趣,她 着重从对母语文学的陌生 / 消解以及游离于民族文化本身的话语权威的批评,对藏族文学进行解读与阐释,倡导以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理念搭建对母语文学的关注与平等对话的平台。西南民族大学 罗庆春 更是一再强调母语与生命的不可分割,并以自己的彝语创作实践做了生动的表演。他提出“大母语”的观念,认为返回母语,才是返回诗歌的根本途径。集美大学 夏敏 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回归母语的可能性有多大?少数民族语言如何能够不经过“国际化”被人认识呢?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独具特色的一个问题,即存在着多语书写的问题,不仅汉语广为一般研究者所知,民族语的写作也大有人在,并且就了解到的情形来看,民族语的写作本身也有其自足性和固定的接受群体。这就给研究者带来了新的课题。藏、彝、维吾尔、蒙古等族都有着自己的母语创作,但是主流读者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了解较少,这有待翻译、介绍、评论工作的加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母语写作所呈现出来的文化气质和哲理 内涵往往同已经转化成汉语写作的迥然不同。对于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与会学者从汉语读者接受的角度与懂得藏语的读者的接受角度形成孑然不同的评价,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深思在将来的研究中的转换视角的问题。

   3 、身份认同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构成了本次论坛最大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 丹珍草 首先从藏族当代作家在具体的实际创作过程中同样面临诸多困境谈起:多元的文化背景,他民族文化的渗透等。少数民族作家面对各民族文化差异,需要摆脱“夹缝人”危机,真正建立民族文化平等对话的平台,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特性与特殊文化内涵,体现鲜明的民族文学特征。贵州凯里学院 余达忠 将作家分为表达生命的感觉和表达族群的命运两类,并提出民族文学、民族作家作为一个概念,重要的不在于民族,而在于文学、在于作家,要文学回归文学,作家回归作家,让作家完全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他的创作与表达。云南民族大学 马绍玺 分析了文化撕裂、文化身位、文化自尊和文化认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民族文化认同不只是理论层面的建构,更是具体的文化实践,认同之路布满了荆刺与陷阱。湖南科技大学 潘年英 引述了法国汉学家安妮的十一个问题,提请大家思考。广西民族学院 陆卓宁 首先提请人们 警惕对于民族文学的又一轮新的“被看”或“被误读”,指出“文化身份”问题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建构,我们谈民族作家除了政治意识形态之外,更关注的是其文化层面。少数民族作家只能是也必须是——以 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作家身份去面对 现代社会中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人类终极的各种问题和处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 周翔 综论了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指出他们在认同自身族群的同时,还有着共同的“泛原住民”认同,从最早的“九族命运一体”的共识开始,原住民作家们跨越了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与认同的差异,始终携手并肩。广西民族学院 王尔勃 指出,应该把握“文化身份”隐含的主体性原则,不仅应像列宁那样以锐利的历史分析目光、灵活辩证的总体性态度透视和处理种种混乱的“身份”问题,而且时时要牢记:必须坚持“人(主体)的现实解放”这一根本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根本取向也是我们辨析“身份”问题中的种种困惑的根本尺度。杭州师范学院 张直心 的发言,通观了新时期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之全史,聚焦学科中坚、新生代批评、非本业“偏师”之既有理论建树,强调批评者要具有朱光潜对民族文学“了解之同情”、陈思和与少数民族作者的平等对话姿态、丁帆的文化相对主义价值理念等前提。暨南大学 姚新勇 从关于藏族作家唯色事件的文化分析入手,揭示了大众传媒、境内外不同受众群体、作家等不同话语主体对于这个文本的书写。广西民族学院 沙野 认为作家族属的认同应当从主体融合的视角观照,而族属认同的目的和价值定位,则应当从民族融合的整个发展曲线中寻绎轨迹。广西民族学院 苗军、马卫华 分别以《蜂巢界》和《尘埃落定》为例分析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书写语境及民族身份与作家身份。贺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郑威 以瑶族创世古歌《密洛陀》为例,考察了民族文学与“族群认同”。

   身份认同也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近期的热点话题之一,论坛充分体现了坦诚开放、畅所欲言的风格。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是少数民族作家个人的自觉和自由,无论是追求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还是以人类终极目的为旨归的宏大关怀,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如同 汤晓青 点评时所说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是个现实存在,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作家的个人选择不需要过多的作价值评判,而应该追问其成因。中国多民族的文学现实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是涉及到具体的作家往往在这个背景上还是“你就是你,我还是我 ” ,所以问题应该是正视现实,抓住特色,而不要过多地纠缠于概念的时髦与否,并且西方理论中来的概念本身还面临着一个“理论旅行”的问题,未必尽适用于中国的现实。

   4 、 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与批评

   广西文学在 90 年代初形成了“新桂军”,到新世纪以来更是形成了一系列群落,就全国文坛而言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队伍。广西社科院 王绍辉 说,广西各民族文学独特的文化魅力在于,一、展现南疆的地域、民族文化色彩;二、开掘人性深度的先锋格调;三、汇聚绚丽多姿的艺术样式。作家 黄佩华 描述了壮族作家的现状是,主体意识的淡化,创作题材的汉化,母语问题的困扰,帮扶方面的欠缺,团队精神的涣散。

   对于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个案研究集中在仫佬族作家鬼子和侗族作家张泽忠上,尤以鬼子的族籍与其自我预期之间的矛盾成为众多讨论者关注的焦点,并引起与会专家们持久的争论。广西民族学院 黄晓娟 以作家鬼子为例分析了民族身份与作家身份。杭州师范学院 韩春萍 从鬼子的“悲悯三部曲”谈起,探讨论“苦难主题”与仫佬族文学的悲剧意识。广西民族学院 朱慧珍 从生命美学的角度,从爱的倾注、美的礼赞、诗意人生的追寻等三方面解读了张泽忠的小说。 翟鹏玉 解读张泽忠小说集《蜂巢界》的民族性叙事策略论为在民族文化的根性处找寻个体的历史承诺。 张泽忠 本人则描述了文本化读解与“超意义”把握的文学批评样式。 刘华 还提到了地域性划分与民族性划分的交叉问题,以及学科整合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与会者的共识。

   5 、其他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

   广西民族学院 农学冠 漫谈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时,明确了生活的民族性孕育了文学的民族性,民族性与人类性是相同的,民族性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民族性的“民族”有广泛狭义之分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中央民族大学 赵志忠 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作家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吴投文 论潘年英的创作,中南民族大学 吴道毅 论广西籍台湾作家白先勇小说,都有可以开掘的地方。由汤晓青代为宣读的包头师范学院 王素敏 的论文从历代边塞诗探讨了 草原 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冲突与交融的关系。西北民族大学 伦珠旺姆 用原型分析的方法解读了保安族作家马少青神话作品《积石山的路》,认为“大禹治水”神话隐喻保安民族中以“水”为喻体的“家园—流走—复归家园”的文化原型及与宗教情感并重的民族归属感。广西民院 陈金文 还讨论了《莫一大王》及同类型传说英雄人物原型。

   通过以上的勾勒,我们可以看到本次论坛的理论兴奋点其实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起源及其独特性的反思,一是少数民族作家身分认同的认知和考察。这两者 实际上都涉及意识形态权力的问题。毋庸讳言,如同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之一葛兰西所说的,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认同来实现的,而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就拥有了文化的领导权。而意识形态是个包含众多层次的概念,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它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因为它能够为人们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们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学术一贯追求中立的态度和客观的知识,但是学术背后的权力机制不可忽视,任何凌虚蹈空、追求所谓纯粹文学性或民族性的企图注定是个乌托邦的虚妄冲动。

   关纪新 在会议的总结发言时,指出了尊重历史与学术史的重要性;指出了我们的研究除了需要一般的文学理论指导以外,还需要跨学科的融合汇入;强调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来说,建设比解构更有意义,并对建设民族作家文学理论框架提出了期望和构想。他还对来自不同族群的研究者站在 21 世纪的现实高度上,彼此间进一步增大宽容和理解程度,抱有热望。

   总体而言,本次论坛是开放、和谐而富于建设性的,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态势。一方面,至少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大家达成了同情的理解与现实的关怀,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媒介和框架以及前理解来认识世界的。每个民族作家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语言、时代、社会结构、阶层社群、历史、文化传统进入理解、认识和创作的。天赋的身份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心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往往规定了其世界观和价值选择,因此,重要不是要裁定不同思想体系、文化认同的高下优劣,而是要找出其规律和历史脉络。另一方面,学科的反思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对于权力和知识的互动关系有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另外,就有些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尚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讨论,比如赛义德、法农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入及其适用性问题。 当遇到一个新问题时,自然而然,研究者一般会将其与他更为熟悉的题目进行类比,寻找相同或者相异的地方,但是这里就会遭遇一个修辞学上的问题:一个隐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转喻?换句话说,别的地方发生的结构上相似的事情如何有效地与本土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又比如母语与第二语言写作的文体尽管得到重视,理论的纵深仍让人感到不足。再比如,人类学作为方法的引入,它的限度在哪里?在何种程度上它可以应用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参与问题,即如何有效地进入到当前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进程中去?这些问题在本次论坛上已经小荷微露,尚未蔚为大观,有待在下次论坛上进一步得到开拓。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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