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骏马奖颁奖晚会

 

沙叶欣的剧本《陈毅市长》

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后被改编成影视剧

 　　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少数民族文学也从沉寂逐步走向繁荣。作为这一领域的国家级最高奖项，自1981年开始举办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至今已连续举办了8届，共评出获奖作品628部（篇），共计666人（次）获奖，体现了中华各民族文学交流互补、共同繁荣的盛世景象——

　　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都会推出一些优秀的新人，这些作家通过骏马奖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例如，来自四川的藏族作家阿来在第六届骏马奖中，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通过改编自这部小说的同名电视剧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自北京的回族女作家霍达以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得第三届骏马奖。

　　上书中宣部引起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园地重现生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的文学创作开始复兴。然而，此时的少数民族文学依然是一片凋敝，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仍背负着沉重的政治罪名。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作协”）民族文学处处长尹汉胤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汉族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是空白的。

　　尹汉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民族文学》从事编辑工作，后调到中国作协工作，收集了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1978年，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会议，受邀出席此次会议的玛拉沁夫、祖农哈迪尔、库尔班阿里等几位少数民族作家，都对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状况心存忧虑，希望能够尽快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从困境中重新振作起来。会后，玛拉沁夫于1979年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在全国文艺界拨乱反正、文艺全面复兴之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是一片寂然。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慢了半步。希望中宣部关注一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情况，并通过一定的渠道，使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重振雄风。1980年，中国作协通知玛拉沁夫、达木林、金哲、白崇仁等少数民族作家赴京召开座谈会，会后中国作协决定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同年7月10日，这个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1981年，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杨静仁批示，由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民族文学》杂志在北京创刊。同年12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活动在北京举行，也就是后来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据尹汉胤介绍，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由中国作协、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级奖项，参赛作品囊括少数民族作家用汉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理论评论集、翻译等。参赛作品中的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作品是骏马奖不同于其他文学奖项的亮点。骏马奖的设立，给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起到了鼓励和促进作用，同时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鼓励优秀民族作家成长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活动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评奖活动中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如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孙建忠的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短篇小说《留在记忆里的故事》；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瞧啊，那片绿叶》；玛拉沁夫的电影文学《祖国啊!母亲》；沙叶欣的剧本《陈毅市长》等。其中有些作家在以后的各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活动中仍多次获奖，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

　　乌兰夫题写“骏马奖”，获奖作家覆盖各民族

　　第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活动引起了很大反响。1982年4月，中国作协召开书记处会议，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正式定为每3年举办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每5年举办一届。尹汉胤说，自1981年创立至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已经连续评选了8届，从第一届至今从未间断过。

　　1984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之时，中国作协党组便将此奖的筹备组织工作交由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由民族文学处实施。国家民委同时决定此奖由文化宣传司负责，文艺处具体组织实施。每届评奖由双方负责此项工作的主要领导出任评奖委员会主任。1994年，第五届评奖时，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题写的“骏马奖”三字，被正式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名称。在这一届评奖过程中，通过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作家获奖的历史性大团圆。令人欣慰的是，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如阿昌族、佤族、普米族、塔塔尔族、珞巴族等，也涌现出了自己的获奖作家和诗人。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从第一届到第五届，经历了一个从蹒跚起步到发展健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也逐渐走向繁荣。在回顾骏马奖发展历程时，尹汉胤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它们是同步的。少数民族文学在这个过程中，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这30年里，改革开放带给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应该说是突飞猛进的，一些省区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甚至超越了其经济的发展。”

　　第一至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颁奖活动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六届颁奖大会首次移师云南昆明，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骏马奖的影响范围，同时也是考虑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在历次评奖中获奖最多、创作实力较强。颁奖晚会首次采用了电视晚会的形式，气氛欢快热烈，将媒体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活动开创了新的形式，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骏马奖，这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来说有着特殊意义。

　　2004年在中宣部“对中国作协《关于申报全国性文学评奖项目的报告》的批复”中，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被定为国家级文学奖。逐渐地，随着评奖机制的不断完善，骏马奖终于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最重要的文学大奖。

　　获奖作品质量提高，民族文学创作新人迭出

　　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晚会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指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民族的获奖作家，许多民族还形成了本民族的作家群。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吉狄马加在第八届骏马奖颁奖晚会前说：“本次获奖作品民族特色浓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关注现实、反映我国新时期以来社会现实生活及‘三农’题材的作品占有较大比重。与前几届获奖作品相比，整体水平有所提高。”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

　　在骏马奖体制逐渐健全之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以及作家们个人的文学造诣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首先，少数民族作家紧扣时代脉搏，书写出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的作品，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各民族悠久的历史，从民族历史文化纵深中发掘创作的资源，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加强。其次，作家们的创作方式多样化，创作思想多元化。改革开放促成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观念的转型，促使作家们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自由度，文学思想观念越来越充满着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作品的风格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比如，李陀、扎西达娃、张承志等作家，大胆借鉴和吸收现代外国小说如意识流、象征、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手法，并与我国传统的小说技法融合并加以革新，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再次，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性追求日益自觉，并不断地在文学中表现出各民族独特的民族性内涵和特色。那些具有强烈民族文化意识的作家，除了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学养分外，更注意潜心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养分，在博采众长中加以融会贯通，创造出蕴含着独特民族性内涵的作品。此外，在对民族风情的审美追求中，少数民族作家已经深刻意识到不能停留在展示民族的奇异性层面，而是应该在民俗风情的描绘中发掘一种人生境遇，传达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和思考；要深入挖掘蕴藏在社会生活中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对生活有新的发现，赋予人物与故事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样的一种民族自觉意识和追求，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边缘走向主流以至走向全国和世界提供了可能。

　　除此之外，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都会推出一些优秀的新人，这些作家通过骏马奖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例如，来自四川的藏族作家阿来，他曾在第四届骏马奖上凭借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获奖，自此走入人们的视线。随后他又在第六届骏马奖中，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通过改编自这部小说的同名电视剧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自北京的回族女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得第三届骏马奖，其长篇小说《补天裂》又获得了第六届骏马奖，且这部小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全国十部优秀长篇小说奖、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优秀图书和优秀电视剧两个奖项。类似的作家还有很多，有些人的作品兼获了其他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尹汉胤说：“很多作家都是通过骏马奖这个平台为大家所知，获奖者会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少获奖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这些作家也成为了各出版社约稿的热门作家，这些也是骏马奖吸引作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设立，不仅推出了一代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时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创作的沃土上笔耕不辍，持之以恒。

　　目前，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正在评奖中，据悉本届颁奖晚会将于今年11月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让我们期待着本届又一批优秀获奖作品的诞生！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