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走过了三十五年的历程。在三分之一世纪里，它跟随人民共和国的进军步伐前进，和人民休戚与共，同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通。它在发展过程中曾受过“左”的和右的干扰，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它的成就是巨大的。回顾并分析其发展历程、主要成就、经验教训等，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问题，将有助于它进一步走向兴旺与繁荣。

一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同汉族文学一样，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一道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按照三十五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七年为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二阶段，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至现在的八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少数民族文学从发展和兴旺，到停滞与受摧残，再到复苏及繁荣，发展的基本轮廓呈马鞍形，总趋势是在曲折中前进。
　　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使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一个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新时代。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有的少数民族甚至跨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正如茅盾所说的，翻天覆地的政治经济的变革，使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学潜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沿着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边疆，深入民族地区，深入各族人民火热的斗争，辛勤地开垦了一片片文艺处女地，创作了大量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电影文学作品。在短短十七年中，五十几个少数民族大多有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学，产生了用本民族文字或用汉文创作的新作家和新诗人，民间老歌手也获得了艺术的新生命。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一支数量和素质都相当可观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迅速成长起来。尽管五十年代后期接连出现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斗争中“左”的倾向给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带来了消极影响；尤其是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使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但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园地，其主流仍然是一派百花争妍、果实累累的景象。
　　正当少数民族文学欣欣向荣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林彪、“四人帮”丧心病狂地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推行封建法西斯政策，全盘否定从古到今的少数民族文学，使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和我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一样，遭到空前严重的挫折和摧残。在这场浩劫中，一批有才华、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和民间歌手受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许多人被戴上“叛国分子”、“里通外国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特务”、“走资派”等等帽子；不少人被投进监狱，长期关押；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其中有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和歌手，如老舍(满族)、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康朗英(傣族) 、尼米希依提(维吾尔族)、毛依罕(蒙古族)、徐宪(朝鲜族)、张明德(白族)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被诬为“大毒草”、“叛国文学”，横遭批判，被封禁销毁。整整十年，少数民族文坛百卉凋零，萧索凄凉。然而，地火在运行，在奔突。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和各族人民一道，用政治的或文学的方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创造着革命的、战斗的、民族的文艺，呼唤祖国的第二个春天，并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二次勃发播撒着种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春雷，给多灾多难的祖国带来第二个春天，也使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复苏、繁荣的历史新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三中全会以前，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和全国文艺界一样，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少文艺工作者冲破禁区，创作了一批歌颂老一辈革命家、鞭鞑“四人帮”的作品，大批劫里逃生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也重见天日，确有一番“文艺复兴”气象。但由于极左路线影响很深，所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仍受到各种阻碍。特别在部分边远地区，由于“两个凡是”的干扰，党的各项政策难以落实，许多冤、假、错案无法平反，许多民族文学工作者不可能放开手脚地去工作，因此少数民族文学起步较晚。少数民族文学的真正转机，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三中全会之后。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使我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战线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为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接着，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作了“祝辞”，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历史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特别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的提出，这在我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通过反复认真的讨论，人们对我国文学自古以来就具有多民族性、我国当代文学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在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等问题，有了一致的认识。在认识统一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为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全国性和地方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创办，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和少数民族作家学习、参观活动的开展等等，都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人才不断涌现，创作趋向繁荣，理论渐趋活跃，都与此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老作家焕发了艺术青春，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批中年作家重返文坛，大量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作家队伍迅速壮大。十年高压中积累的热量、智慧、潜力，一下子迸发出来，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解放，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学艺术创造力又一次得到发挥。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可以与建国后的十七年媲美。大批各种样式的反映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问世，中长篇小说、戏剧和电影文学等有显著发展，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的跻身于全国最优秀作品之列，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称赞。少数民族作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生动地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表达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同时力图把这些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使自己的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一九八二年，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曾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主题和题材的变化作过如下概括：“从揭露十年动乱中所造成的民族地区和各族人民的伤痕，到对民族地区历史问题的回顾，到探索民族地区向‘四化’进军中的矛盾和问题，进而歌颂‘四化’进军中的英雄人物，这就是几年来各少数民族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少数民族文学的传统主题——歌颂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且具有新的时代特色。这就是：它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歌颂与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的罪行的批判联系起来，因而使它表达的民族团结的主题更加深沉、高昂。”这一时期，有自己艺术追求的少数民族作家也增加了，艺术风格趋于丰富多样；同时，由于少数民族作家在继承本民族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注意有选择有分析地向汉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学习，因此他们的作品更加异彩纷呈。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这些进展与开拓，不是一种突发的偶然现象。这一时期整个文学潮流的影响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具有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浪潮的高涨。后者不仅给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创作源泉，而且提高了他们精神境界，开阔了他们的艺术视野，使他们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观念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可以预期，在民族地区“四化”建设和改革浪潮的有力推动下，少数民族文学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新局面。
　　纵观三十五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不难发现它的性质、特点和发展线索。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创造性劳动相联系，担负着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少数民族人民的崇高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三十五年来的起伏消长是同社会主义事业的起伏消长大体一致的。它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失误，但就其文学主流看，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正因为这样，十年动乱中它才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么严重的摧残。到了新时期，当我们党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性质更纯正、方向更明确了。所以，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它也很快出现了日益繁荣的趋势。总之，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新时期加速走向繁荣，形成了三十五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是我国当代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共同特点，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区别于历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标志。

二

　　三十五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为我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形成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是三十五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我国的各少数民族都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但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原因，民间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常居于主导地位。某些少数民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批作家，甚至产生一些杰出作家，然而从未形成一个时期包括有各少数民族的、众多作家的作家群。
　　我国多民族文学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群，出现于建国后不久。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使少数民族人民得到了解决，物质生活有了改善提高，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提高文化水平和开展创作活动的条件。在有关部门的精心培养下，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和解放前就开始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汇为一体，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少数民族作家群。据一九五九年统计，当时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和地方分会的少数民族作家与诗人，已达二百人以上。其中有翼盖一代、饮誉中外的语言艺术大师老舍，还有李乔、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陆地、尼米希依提、祖农·哈迪尔、库尔班阿里、铁依甫江、李凖、敖德斯尔、陈靖、苗延秀、金哲、李根全、关沫南、扎拉嘎胡、晓雪、莎红、巴·布林贝赫、艾里坎木·艾哈坦木、克里木·霍加、超克图纳仁、李英敏、任晓远、李惠文、杨苏、胡可、饶阶巴桑、朋斯克、安柯钦夫、达木林、孟和博彦、郝斯力汗、黄勇刹、乌铁库尔、韦其麟、黄青、包玉堂、乌·白辛、胡昭、张长、普飞、苏晓星、伍略、汪承栋、孙健忠、石太瑞、寒风、那家伦、胡奇、沙蕾、哈宽贵、木斧、高深、马瑞麟、汪玉良、杨明渊等等。除已逝世者外，如今他们大多是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的骨干，有的已是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经受了严峻的体验，特别在十年浩劫中，许多人受到了残酷迫害，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始终忠贞不渝，表现了革命作家的高贵品格。
　　我国第二个少数民族作家群，出现于历史新时期。在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八十年代以来，又有一大批有生活积累、创作力旺盛的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迈进文坛。他们有的起步较早，这时才被人们注意，有的则是新时期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其中成绩突出的有张承志、乌热尔图、蔡测海、柯尤慕·图尔迪、金成辉、降边嘉措、佳峻、艾克拜尔·米吉提、伊丹才让、格桑多杰、益希单增、查干、沙叶新、李陀、乌拉孜罕、买麦提明·吾守尔、意西泽仁、龙敏、祖尔东·萨比尔、戈阿干、乌买尔哈孜、扎西达娃、穆罕默德·巴格拉西、景宜、刘荣敏、潘俊龄、李传锋、白练、林元春、莫义明、力格登、李必雨、贾合甫·米尔扎汗、马犁、马瑞芳、金勋、穆静、赵大年、周民震、赵之洵、杨世光、韦一凡、基默热阔、益希卓玛等等。这些中青年作家从各族人民群众中来，从民族地区“四化”建设和改革热潮中来，从广阔天地的巨大变化中来，起步严正，思想活跃，勇于创新。他们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常有突破。这批后起之秀为少数民族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青春的活力。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希望。
　　少数民族作家群的两次崛起，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形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三代人的作家队伍。这是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少数民族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的新型文艺队伍。它具有丰厚的创作活力和巨大的创作潜力。这支队伍的形成，壮大了我国当代作家的阵容，在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家群的出现，与时代环境、社会条件、文艺风尚以及人才的发现与培养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密切关系。旧社会受尽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并形成了具有战斗力的作家队伍，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正确性。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和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的正确方针，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崛起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上考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两次崛起，对其意义做出怎样的估价都不会过分的，因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文学范畴了。
　　大量优秀作品的涌现，是三十五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三十五年来，我国用汉文和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历史地展示了少数民族人民苦难的昨天和幸福的今天，形象地表现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生动地刻画了各民族人民独具的心理结构与性格特点，为人们拒绝了包括历史风涛和现实变革、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山川风物、神话传说世界等等在内的各种艺术画卷。在当代少数民族文苑中，过去从未有过的奇花异卉与日俱增。它们以题材的广泛与新颖，思想的深刻与独特，形式的多样与丰富，民族特色的鲜明与浓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更加绮丽多彩。
　　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千百年来的生活和斗争，特别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历史壮举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英雄业绩。“人民艺术家”老舍的《正红旗下》，以广阔的画面和众多的满族、汉族、回族人物形象，艺术地再现了清末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各族人民生活与斗争的本质方面，不仅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典范，而且是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路碑。许多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一致誉之为“传世之作”，并非溢美之词。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深刻而生动地展现了蒙古族人民在伟大的解放战争年代经历的严峻考验，揭示了草原上尖锐激烈的两条道路斗争，反映了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艰难曲折而又无比光辉的战斗历程。草原史诗性质的内容，栩栩如生的蒙古族人物的形象，浓郁而鲜艳的民族情调和地方色彩，以及“诗意盎然、笔端常带感情而又十分自在”的文笔，不但表现了这位“文坛千里马”(老舍语)的生活根底和艺术功力，也显示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运动的实绩。彝族老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通过凉山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争取翻身解放、实行民主改革到平息反动叛乱的斗争历程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前后彝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是一曲奴隶解放的赞歌。因此，该书第一部出版不久，著名评论家冯牧就说它是“反映兄弟民族斗争生活的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是一本“既能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热情，又能给读者许多丰富有趣的社会生活知识的优秀作品”。壮族老作家陆地，建国后曾以反映广西地区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美国的南方》名世，新时期又向当代文苑奉献了多卷式长篇小说《瀑布》的第一部《长夜》。作品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到工农民主中央政府建立前后的社会生活。作家以委婉纡徐的艺术风格描绘历史风云的变幻，表现了艺术上的成熟与老练；而对黔桂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性格特点和奇伟壮丽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则使作品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在这些作品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作家的杰出的艺术才华、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对我国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从老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从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蝉联三次获奖的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刚踏上文坛，就表现了不凡的才情，所以作家王愿坚称赞他“文气独运”，把诗的意境，画的气韵，和音乐的旋律都溶进了小说里。更难得的是他十分注意挖掘本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并把这种珍宝化为感人的艺术形象，贡献给全国各族人民。在《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带着“森林风格”的作品中，从自然到人生，从外貌到心灵，从习俗到性格，“他的笔向着一个统一的共同的形象汇聚着，这就是塑造本民族的整体形象，揭开了本民族精神气质的奥秘。”一个居住在原始森林中，只有一万三千多人口的民族，能够养育出这样的作家，产生这样的作品，是少数民族人民的骄傲。少数民族文坛另一新星张承志，在反映北方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众所公认的突破，他的作品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炽热情思，被评论家称为“当今小说艺术中一位热情澎湃的诗人。”这位回族青年作家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阿勒克足球》、《黑骏马》等小说，都曾作为全国优秀作品获奖；《绿夜》、《大坂》、《老桥》等一系列小说，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小说《北方的河》，更受到各族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赞扬，被誉为“青年奋击者的壮美诗篇”，“大地和青春的礼赞”。小说以写伟大的黄河为主，展现了祖国北方的众河景观，塑造了一个无限热受祖国、立志振兴中华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整部作品抒发了这位具有击水三千里气魄的求知者对我国河流、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崇拜与追求。作者笔下的河流，不是身外的、异己的自然物，而是可以对话，可以交心的生命体。评论家认为，作品对夕阳晚照中勇渡黄河的描写，“可以列入当代文学极为精彩的篇章”小说既写实又写意，既写景、写情又充满严肃的思辨。它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水平，并给我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信息：“波浪翻滚的几条大河向着我们的文学事业发起了勇敢的冲击，它号召着更加开阔、高大、强健而又深沉的文学，它号召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的文学巨人、文化巨人的诞生。它的出现展示着一种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姿态、新的快乐和庄严、新的胸怀、更高的文化智能根基。”
　　大量事实说明，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天宇中，确有熠熠星群，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从《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到《琥珀色的篝火》、《北方的河》，还有其他大量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不论是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民族学、文艺学的角度看，都有无法取代的价值。就文学方面说，全面地传递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信息，完整地反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深刻变革，历史地刻划整个中华民族的形象，不能只靠一个或几个民族的作家，而要依靠包括台湾高山族作家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的作家。在文学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代替其它民族。生活于自己民族土壤上的作家，由于了解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熟悉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心理素质和性格特点，掌握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表情达意的语言方式，他们反映本民族生活的真切与深刻，是其它民族的作家难以相比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以这种真切而深刻的笔触，为我们刻画了各民族的人物形象，描绘了草原色彩、天山风情、壮乡生活、彝土藏区变革、白山黑水奇观和苍山洱海胜景等等，他们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形象序列，填补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些从未反映过的空白。他们以自己的文化智能、文学才华和创作实践，推动着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这种历史性贡献，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三十五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还以其体裁多样化的发展，使我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更加多姿多彩，这是它又一个突出成就。这一成就特别表现在诗歌方面。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在继承少数民族文学遗产、吸收民族民间文学滋养的基础上，创作了不少长篇叙事诗，如《百鸟衣》、《拉伊勒与隆林措》、《玉龙第三国》、《马五哥与尕豆妹》、《米拉尕里》、《大黑天神》、《喀什之夜》、《他的梦幻与现实》、《雪山风暴》、《格拉茨姆》、《晨星传》、《说吧，长白山》和《从马尾弦上流下来的歌》等等。这些长篇叙事诗，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长篇叙事诗的欠缺。除了长篇叙事诗，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还有各种各样的诗歌形式。当代少数民族诗人把本民族的诗歌艺术，包括形式、技巧、风格和民族特点带进了我国的新诗领域，这就使我国社会主义诗歌园地增添了许多新品种、新风格，使我国当代诗苑远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更为丰富多彩。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中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很少，话剧、电影文学则几乎是空白。建国后，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好作品。除以上提及者外，长篇小说《骑兵之歌》、《红路》、《草原的早晨》、《幸存的人》、《格桑梅朵》、《五彩路》、《巨变》》、《理想之路》、《战斗的年代》、《老虎崖》，短篇小说和散文集《起点》、《锻炼》、《没有织完的统裙》、《遥远的戈壁》、《雾暗霞明》、《彝山春好》、《故人》、《五台山传奇》，诗歌《生命的礼花》、《狂欢之歌》、《幸福与友谊》、《铁牤牛》、《祖国颂》、《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边疆的心》、《草原集》、《西窗梦》、《大苗山交响曲》、《奴隶解放之歌》、《勐巴纳西》、《流沙河之歌》、《金达莱》、《伽倻琴集》、《山欢水笑》，戏剧《火焰山的怒吼》、《金鹰》、《长白之子》、《喜事》、《雪中之花》、《刘三姐》、《小保管上任》，舞剧文学剧本《丝路花雨》，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冰山上的来客》、《回民支队》、《颚尔多斯风暴》、《景颇姑娘》、《甜密的事业》、《拔哥的故事》、《南岛风云》和》、《祖国啊，母亲》等等，这些体裁的作品都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百花园。

三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三十五年，是光辉灿烂的三十五年，成绩卓著的三十五年。为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进一步繁荣，有必要认真总结它的三十五年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而且，由于它在中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对它三十五年发展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将会推动中国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繁荣。
　　一、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首要条件。我国当代文学，既是多民族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是二者的统一。社会主义文学，这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旗帜。只有坚持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保证各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各民族文学才能健康发展，它的艺术成果才能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国五十多个民族虽然存在地区差别、民族差别，但是各民族人民的经历、命运、理想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基本趋向、基本矛盾等根本方面，有着基本的一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共同本质与特征，时代所赋予我们各民族文学的基调和主旋律，是基本一致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应当通过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真实地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历史的流向、人民的意愿，并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各族人民，以昂扬的时代精神鼓舞激励他们前进。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又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学。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优秀品德、爱国主义精神和在四化建设中的业绩，应当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内容。为此，必须加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从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少数民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哺育自己。只有这样，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才能进一步发展繁荣。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为满足少数民族人民多方面的精神需要，我们应当用多种艺术手法去描绘五彩缤纷的生活图画，创造出题材、内容、风格、形式多种多样的作品来。
　　二、必须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因为每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心理素质、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等方面都与其他民族有一定差异，所以我国各民族文学既有共性，又有不同的特色。这种特色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有别于其它民族的文学的标志，是民族文学赖以生存的基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大都重视民族特色问题。我们应当注意保持和发扬每一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而不能取消或消弱这种特色，不能用这个民族的风格去代替或规范另一民族的风格，这既不符合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也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和社会主义文苑的百花齐放。从文学与本民族群众的关系看，民族特色是文学作品联系本民族群众的桥梁，民族特色愈突出，文学作品联系本民族群众愈广泛；从文学的对外影响看，民族特色愈突出，就愈能为其它民族所珍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和全部文学发展史都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学能否在国内产生影响，能否赢得国外读者的注目关键正在于是否具有鲜明的民族独创性。三十五年来产生全国性影响并为国外注目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正是那些具有独异的民族格调的作品。这一事实，值得深思。
　　某一文学的民族特色，是这一文学成熟的标志。它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而且是二者的统一。认为民族特色只是形式问题，失之片面。真实地历史地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表现独特的民族精神，是形成民族特色的前提。为此，少数民族作家应当植根于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土壤中，挖掘和表现本民族特有的生活矛盾、风俗人情、心理素质和文化传统等，塑造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艺术形象。同时，也必须注意形式的民族化，因为民族形式是构成民族特色的重要因素。在语言文字、体裁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少数民族文学一般有自己的特点，掌握这些特点，又注意适应本民族群众的审美爱好和欣赏习惯，民族风格就能得以呈现。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保持和发扬民族风格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体现时代精神，不论采用什么语言、什么体裁和什么表现手法，也不管选取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是表现社会、自然还是神话世界，都不能背离时代精神。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相结合，是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繁荣的正确途径。
　　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特色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然而就某一历史时期某一作家而言，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特色，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事。少数民族大多居住于偏远地区，文化较为落后，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独具一格，民族性格别具光彩，地理环境自有秀色，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历史风涛的激荡变迁，也许较内地跨度更大，速度更快，独特性更多。因此，只要投身于生活的激流之中，同本民族人民保持紧密联系，完全有可能创造具有民族色彩的上乘之作。
　　三、正确对待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和中外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国内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自古以来就有文学交流。所谓“青牛西去，白马东来”，就包括文学艺术的交流在内。这是文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规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文学交流也大大加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学都处于一个统一的、共同繁荣的大格局之内，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特定的地位，同时彼此间的交流和影响也越来越广泛深入了。当代汉族文学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常常被人们论及和称道。但人们也许尚未认真地考虑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老舍作品中的满族素质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然而确有满族素质这一点，也许疑义不多。既然如此，老舍那种翼盖一代的影响这中，就包含着当代满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产生一定影响的成分。其他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对汉族作家作品的影响，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也是客观事实。包括当代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同样是不难发现的，不少汉族作家、特别是曾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作家，都谈到少数民族作家和民族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启迪。就连那个骑着小毛驴的当代阿凡提，不也给全国各民族的作家和群众带来智慧和欢乐吗!种种事实说明，我国当代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的确是相互的。自然，其中也确有大小强弱之分。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相对说来更大更强一些。建国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曾广泛地接受了汉族文学的积极影响。这是文学发展史上的正常现象。一个前进的向上的民族，既能够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又敢于和善于接受其他民族文学的滋养，包括外国文学的滋养。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很难发展本民族的文学，更难以对全国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了。因此，更加自觉地开展国内各民族间和中外文学交流，是不可以缺少的。
　　中外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也是发展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为源头活水，同时又赓续着历史少数民族文学的传统，吸收了中外文学遗产中的有益成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史，正是在批判地继承本民族文学遗产和有选择地吸收其它民族文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按照新时代的要求不断前进的历史。然而，在前进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偏向：一是盲目搬用，全盘肯定；二是一概否定，统统排斥。在“四人帮”肆虐时期，他们把后一种偏向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结果造成青年一代对中外文学遗产的严重隔膜，不少青年甚至连《格萨尔王传》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谈批判继承了。从这个角度说，在防止盲目搬用、全盘肯定偏向的同时，强调对中外遗产的批判继承，也许在当前更为迫切。
　　四、大力培养和广大少数民族文学队伍。三十五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表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速度是和文学队伍的大小与质量的高低成正比的。培养和扩大队伍，是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出现了第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群；新时期不到十年的时间，出现了第二个作家群。按照这样的周期，三十五年间我们应当有三个乃至四个作家群崛起。然而由于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尤其是十年动乱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作家的摧残，因此造成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数量和素质上的不足，难以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我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少数民族在我国的地位很不相称。迅速地壮大文学队伍，造就具有更高水平、更能战斗的新的作家群，以及代表这一作家群的一代文学巨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在新时期的改革浪潮中，我们不仅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而且需要迅速改变埋没人才、妨碍新生力量成长的状况，还要在制度和措施上保证杰出人才的涌现与成长。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兴旺发达、离不开文学队伍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几个甚至几十个像老舍那样的文学巨匠的创造性劳动。我们应当树立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为今后十年、二十年内出现一支与五十多个民族相称的浩浩荡荡的文学队伍而努力，为培养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巨匠而奋斗。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中曾经出现过不少杰出作家和第一流的文学精品。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历史不长，但少数民族中也出现了像老舍这样饮誉中外的文学巨匠。在历史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在已取得如此成就的基础上，只要继续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攀登文学的高峰，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