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壮族是一个连族称都不许有的民族，当然也就不会有现代壮族文学的意识和概念了。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尊严，带来了自治，也带来了构建本族当代文学意愿的萌发和时机。从那时以来的三十多个春秋，壮族文学虽然经历了前十年的启动、中十年的萎缩、后十年的复苏这样一个之字形历程，到底艳阳天是多数，风雪寅夜是少数。壮族文苑结束了千百年来民间文学一花独秀的荒凉景象，迎来了百花竞放的春天。古卡斑斓的“百鸟衣”使中国诗坛顿生异彩；《美丽的南方》使人们倍觉南方的美丽；刘三姐的歌声风靡全国，饮誉海外。进入80年代，《甜蜜的事业》使四海共享甜蜜；《瀑布》冲开了壮族文学鸿篇巨制的闸门。连诗歌小说的“穷亲戚”散文，也随合浦珍珠和钓花鱼而异军突起，锋芒之犀利令人痛快。壮族文坛确是今非昔比。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百花竞艳并不等于硕果满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壮族当代文学似乎还没有从沉睡中完全醒过来，或者说它的翅膀像是绑了铅块。它处于一种既不脱离现实而又难以反映现实、既崇尚主体意识而又不能自由驰聘的矛盾之中。我们的壮族作家只得小心谨慎地在峭壁对峙的狭谷中匍匐蛇行，而缺乏奔流直泻的雄伟气势，主体意识受到无形的抑制，拿不出敢于把生命撕裂开来呐喊一声的勇气和力量，致使壮族作家及其作品在全国知名度不高。为此，我们很需要艰苦地寻觅振兴壮族文学的方法和途径。

一

　　当年过花甲的壮族老作家陆地同志挤在万人攒动的歌圩中采寻民歌的时候，这意味什么呢?寻根!看来老作家很清醒地意识到了什么。是的，壮族当代作家的民族文化素养普遍先天不足，而同时却又缺乏饥渴感，缺乏民族自豪感。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大懂得自己的民族从何而来，在历史上对祖国有对什么贡献，它的文化传统又有什么特色。他们虽然生于壮乡，长于壮乡，可一旦进了学校，书读得多了，有的人心却离壮乡远了，民族感情淡薄了。他们不再潜入生活的底层了，而只是搜索枯肠地用汉文汉字来编情节了。然而，岂知汉字并非只是一种工具。文化语言学告诉我们，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固有心理、传统观念、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等等，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这种文化深层内蕴，壮族作家是不容易从书本上体验到的。如果不下一番苦功夫，不以本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支撑点，其作品缺乏特色，缺乏感染力，自不待言。被称为“开放在世界屋脊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之花”的藏族青年作家扎西达娃，曾经深刻地指出，某些藏族作家由于没有把西藏文化作为背景，其作品“比汉族作家写的作品还‘汉化’，其结果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壮族作家的这种现象，其原因我想是不是与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有着一定的关系。壮族文化渊源于百越文化，长期的历史发展，使壮族文化积淀了丰富的底蕴，它广泛表现在家庭、婚姻、伦理、饮食、起居、服饰、举止、习惯、表情、性格、习尚、语言、文学、艺术等等各个方面，渗透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壮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今天，相当一部分壮族作家已经很少知道自己的祖先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贡献。这种民族文化的断裂现象，归纳起来，大致有文与言断裂、古与今断裂、高与低断裂(即高层次与低层次文化断裂)、内与外断裂(即本民族文化与汉族及其它民族文化断裂)。我们所说的壮族作家的先天不足即在于此。现在，不少的壮族作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韦其麟是从民族文化沃 土中成长的诗人，近年来他把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和重铸民族的灵魂作为己任，在《歌神》、《俘虏》、《岑逊的悲歌》和《寻找太阳的母亲》等长诗中，用深沉而热烈的感情，雕塑了一尊尊伟岸的形象，歌颂了壮族人民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作家陆地为了塑造民族脊梁式的人物韦步平，在构思和创作过程中进行了艰苦的文化补课，在《瀑布》的许多章节中，对民族风情有极生动的描绘。文学新人黄凤显的中篇小说《赶山》之所以一举成功，是因为他有好几年在民间寻根的经历，他甚至出入道场，努力从宗教活动中剥离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然而，对于一部分壮族青年作家来说，似乎对此仍未觉悟到。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没有一个文豪不是靠民族文化的乳汁哺育出来的。印度艺术巨匠泰戈尔，童年时代就延师为他讲授梵语经典和印度古老的文学艺术，又让他到农村去聆听农夫村妇讲述有趣的民间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印度的文化有极高的造诣，使他成为一代文豪。高尔基进的“社会大学”，实际是他吸收俄罗斯文化的过程。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他从小就深入钻研俄国历史文化，又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贵族的享受，到乡间去像普通人一样挑水种菜，从民间汲取文化乳汁，因而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的五百多个人物栩栩如生。其他名作家如果戈理、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新、歌德、巴尔扎克、惠特曼等等，无一不是对民族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我将要把整整一个社会装在自己的脑袋里。”
　　我国的历代作家也是如此。以楚国为例，“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楚文化滥觞于如此狭小天地，但它始终坚持以自己的祝融集团文化为核心，并吸收夷夏之长而力求创新，终于出现了“汪洋辟阖，仪态万千，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的庄周，以及“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名垂千古的屈原。《逍遥游》和《离骚》那海阔天空、放纵自由、宏伟壮丽、诙谐怪异的风格，那跳跃的文风，那恍惚迷离的想象，无不浸透了五光十色、旷达不拘的楚地文化传统。当代文豪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民族文化素养之高，研讨之精微透彻，尽人皆知。鲁迅说过，要使作品别开生面，必须“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刻的体会，故为文纵横捭阖，妙趣横生，深刻透彻，富于哲理。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作家要使自己的创作进入高层次，必须挚着地爱恋自己的民族，爱恋自己的祖国，爱恋自己的民族文化。荣格曾在其论著中指出，民族文化实属集体无意识，它积聚了几乎一个民族有史以来的所有经验和情感，因而是人格和生命的根。一个作家从小就生活在民族文化的氛围中，如果他舍此去进行创作，无异于安泰双脚离开了土地，立刻就会失去力量。所以，我以为我们的壮族作家应当抛弃民族虚无主义，把历史责任感和民主自豪感统一起来，以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立足的根基，重新铸就自己民族的性格模式，并站在时代的鸟瞰的高度上来把握民族文化的全方位，以客观的眼光取精探微，体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各个层次的关系、差别和功能，以作为自己创作的依据和出发点。

二

　　民族文化作为纵向系统，是壮族文学的根。但是，它必须与横向系统即时代精神、现实生活相交叉，才能够形成闪光点。文化寻根派的局限在于，它过于强调空间性(地域文化形态)，相对忽视时间性(现代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保守封闭的一面。因此，必须从开拓的意义上继承壮族文化传统。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开放的时代，民主科学决策的时代，竞争的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信息幂级增长的时代，一句话，这是一个开拓的时代。那种随遇而安、忍辱负重的柔软而坚韧的秉赋，死水微澜似的精神平衡，正在被汹涌澎湃的改革声浪所冲击。许多事物都要被重新审视，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都将在现实中得到校正。作为具有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政治性和新闻性等多棱面的文学，必须在现实中表现出它的五光十色：多变、多彩、多向。有抱负和眼力的壮族作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壮族人民在改革的时代里也已经按捺不住了，有的在呼唤呐喊，有的在左冲右突，有的在上下撞击，像那咆哮奔腾的红水河，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那拦路的礁石、狭窄的河道给冲得土崩石裂。面对这样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现实，壮族作家应当有一种历史感、责任感。作家的价值力量之所在，是拿出勇气，直面人生，敢说敢写，敢于去碰壮族社会生活中的敏感区、禁区。要去掉民族性格中忍从性的一面，扫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积习，毁坏过时的观念，引入新观念新思想，使壮族文学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焕发出时代的气息。王蒙说得好：“事实上很多伟大的作家都有毫不含糊的社会意识，社会历史的使命感。这些是他们的伟大人格的不可缺少的、常常是首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是他们的伟大的著作的价值和力量的不可缺少的，有时是首要的组成部分。”陆地也说过：“一个作家应该同时是个思想家”，在这个前提之下，无论是现实题材或历史题材，都能够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达到与时代同步。
　　壮族文学的开拓应当确定一个目标，一个高标准的参照体系，这就是立足广西，面向全国，以达到和全国文坛同步为下一个十年的目标。这就要求作家用开放的眼光，经常注视全国文坛的变化。根据全国文坛前锋的进度，主动地、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前进的步伐，以期从思想高度到审美高度对自己实现整体性的改观，力求在全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与壮族人口相称配的贡献。为此，必须淡化独处一隅的意识，从夜郎自大的自我欣赏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向更高的目标逼近。要不断从参照体系中寻找自己的差距，放于向最高目标冲击。比照全国文坛，还可以增加壮族作家和全国作家的一体感。以全国文坛为靠山，不仅将会加重紧迫感和责任心，而且必须增加开拓的勇气和决心，避免受地区性滞缓凝重力的牵制，缩短与全国文坛的距离。增加纵向和横向交流，对开拓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建设开放性的当代文学必不可少的条件。
　　悲剧的引入，对开拓壮族文学的发展，不能说没有特殊的意义。壮族文学有一种大团圆结局的传统，这与这个新旧碰撞的时代并不完全相符。比如所谓的反思文学的代表作《风起云涌的时候》也是如此：备受迫害的县委书记贾华在“四人帮”粉碎之后马上就风光起来了，他代表本县参加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全县也一下子实现了一人一亩高产田，村村寨寨都亮起了电灯，真可谓三喜临门。有的作品只是在顾此失彼的小误会中徘徊，偏重于娱乐作品。实际呢，当80年代初国内许多省区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南宁市竟然发生一夜之间扫掉个体户摊棚的“端摊事件”。人们通常把悲剧理解为播传孤独、颓废、自我消沉情绪，这是不完全准确的。许多有名的悲剧作品，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在对死亡、哀伤、痛苦、牺牲的惋惜中，在对残害人类身心健康的悲愤中，激起了人们对善的歌颂和追求，对恶的谴责和抵制，唤起人类的正义感。《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作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悲剧当然要掌握一定的分寸，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悲剧性的最高表现是革命英雄的悲剧。我们看一看十年来的壮族文学作品，吸引人的悲剧的确不多。韦其麒的《俘虏》是一首震撼人心的悲剧诗作，在那里，一方是被俘的、完全受控于生杀大权在握的“汉将”手中的壮族女酋，一方是双手沾满起义人民鲜血的“将军”，胜负双方，同归于尽。胜利者想侮辱这位女酋，令她在满堂文武的戏谑声中忍辱舞剑，谁知“她舞在高座之旁。/突然手中射出一道闪电，/闪电穿过了将军的胸膛!惊懵了满堂的文武，/她又舞到厅堂中央，举剑划过自己的脖子，/壮美的舞蹈骤然收场!/满堂的文武仍一动不动，/似一座座石刻的雕像。”胜负双方都在同一把佩剑下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读到这里，读者能不惊呆吗?在这里，壮族不屈的灵魂在这剑与血中得到升华。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是发表在对那位发誓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骁将的一片违反史实的赞扬声中的，足见作者的勇气。不过，壮族作家写现实悲剧寥若晨星，只有少数青年人胆子大一些。孙步康在《苦楝树》里写道，那些掩饰山乡穷困面貌的人，“不是阿Q，准是智叟。”新近发表的《泪血勒脚歌》，是对壮族文学引入悲剧的突破。那位勒脚歌传入60年所受的磨难，那块产生勒脚歌的土地曾经洒满烈士鲜血，60年中几无变化，惹得将军不得不悲愤地责骂那无动于衷的“父母官”们。
　　壮族文学不应当只有一个调子，一个棱面，一个方位，它可以时而高歌猛进，时而撼人心魄，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悲愤泣诉，时而热血烧身，时而凝睃远眺。唯有如此，才能产生像《新星》、《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人生》那样的作品，以打破既无高潮又无落潮的格局，在文学内容上开拓出新的境界。

三

　　有了民族文化作基石，民族当代生活作砖瓦，时代精神作蓝图，还必须寻找构建壮族当代文学的方法、手段。在这里，首先需要引进各种流派的风格和艺术手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的是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学，因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体系是我们的理论支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仍然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主要方法。那种全盘西化的主张，不会给文艺带来真正的持久的繁荣。例如，根据弗洛伊德关于文学艺术乃是性的升华的理论而出现的性文学，至少在目前还没有看出对人的道德意识的升华产生多大的价值力量。纷至沓来的流派，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尝遍了酸甜苦辣，最后还是马克思的耐人寻味，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对于壮族作家来说，这是不应当含糊的。曾有一段时期，广西淫秽凶杀小报泛滥成灾，文学界被这种氛围薰染，有些作者便也搜寻艳尸一类题材，大大倒了读者的胃口，这应当引以为戒。
　　我们强调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并不是要回到排斥其它一切的“左”的倾向上去。完全排斥其它流派，否定其它流派，这必然会造成文坛的单调和死气沉沉，无法构建当代的文学大厦。多年以来，当国内文坛引进和尝试各种流派的时候，壮族文坛却过于沉闷了。诚然，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出现的现代派的超现代派，乃是经济恐慌、劳资冲突、精神危机和热核恐怖的产物，带有那个社会的明显特征和印记。但是，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流派中，并非只有应当扬弃的怪诞离奇、现实虚幻、人生荒廖、凶杀残忍，它们自有有助于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的值得借鉴的一面。卡夫卡的《变形记》使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那深刻的洞察、巧妙的构思和娴熟的技艺。即便是主张表现瞬间的琐碎印象，追求形式、轮廓、光线与色彩的变化，不求有明晰逼真形象的印象主义，其抓住瞬间发生的运动和鲜亮色彩运用的功夫，亦可给人以许多启迪。这来国外又流传了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静物动态化手法，颇具特色。苏联沃兹涅先斯基的《O》就是其中著名的中篇。在这篇作品里，黑洞趁“我”的窗户没有关死飞入房间，引起了一系列神奇的变化，一切都反常地变了形；小窗整个弯曲了；天花板鼓了起来，像是塞了一个沙瓤大西瓜，抖抖瑟瑟；画框的玻璃鼓成个拔火罐……整个世界都被黑洞搅得天旋地转。《O》把人们带到了神话般的世界，趣意盎然。黄凤显的《赶山》也借鉴了类似的手法，在小说里，泥水被人踩得“吱呀地叫了一声”；“心管跳得蹦蹦响”；空气被牛群轻轻划破，“发出悦耳的声音”；“灰黑色的山峰在云雾缭绕中争着露出它们倔强的头颅，如同发情的黄牛群，纷纷地乱窜，黑压地逼近。西边的群岭同样在蛹动，它们弓起庞大的身躯，喘息着，哼哼着，成群结队，铺天盖地而来……”这种表现以现实为主干，神话与追忆交叉使用的手法，造成了消晰而又浑沌的神奇境界，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可见，与国外的艺术交流对壮族文学半封闭性的打破，非常重要。
　　国内近10年崭露头角的作家，其多姿多彩的风格似乎并未在广西文坛造成强烈的影响。这些流派的不同风格和手法，虽然往往师承于国外某个流派，却又有中华大地的东方色彩，值得壮族作家去研究和借鉴。王蒙的意识流手法；刘绍棠、刘心武民族文化探寻；张承志奔涌不息、浩浩荡荡的北方的河；张辛欣光怪陆离、声色斑斓的画面；梁晓声呼啸的暴风雪和神秘的荒原；远山的落寞和老井的虚静；等等，等等，都是这十年中神州大地上文艺之树所结的硕果。要想知道那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不仅用汉语文思维方式进行写作的作家要认真借鉴，用壮语文思维方式进行写作的作家，除了花大力气到生活中挖掘壮语的富矿，也同样有借鉴的极端必要性。何况壮文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才刚刚起步，要想取得与汉文作品一样的效果，还要走更崎岖的路程。两种文字的作品并驾齐驱之日，也就是壮族文学的兴旺发达之时。
　　高尔基说过：“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民间文学是这种精神价值的体现。壮族民间文学蕴藏着许多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精华，它为壮族作家提供永不枯竭的源泉。诗集《寻找太阳的母亲》，不仅题材来自民间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及高超的艺术手法，也是受壮族神话传说和民歌的深刻影响。壮族民间文学散文作品中叙事和韵味的完美结合，是《瀑布》重要的艺术风格的来源。广西号称歌海，壮族被称为歌唱的民族，壮族民歌有着独特的风格，它的对唱式、勒脚式、排歌式结构，“弓”字形及“之”字形连绵不断而又跳荡起伏的波浪式韵行旋律，以及舒声塞声的巧妙配合、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所有的这些，我想都应该是当代壮族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韵的养料。
　　把上述各派风格和手法融合起来，根据壮族的特点和时代的要求，构建一个丰富多彩的、高层次的、县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当代文学大厦，是壮族作家神圣的职责和光荣的使命。
　　以上所说的，是振兴壮族文学亟待解决的某些方面，但并不是全部的。清代壮族诗人黄体元在《春晴》一诗中写道：“平林烘遍树千章，檐雪都消向霁光。最爱春容如画处，满园花景曝新阳。”这首诗所描绘的百花竞秀的春天景色，可以作为壮族文学下一个十年的蓝图。壮族文学应当确定一个目标：拿出毅力和气魄走向全国，这是庆祝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最好的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