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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文坛新秀论评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0-24  作者:阿扎提·苏里坦[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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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80年代初始,我国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也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日益增长,维吾尔文学的发展也一改迟疑、观望的步履跨入了勇敢探索的阶段。这个时期需要一批具有全新文学思维、美学观念、写作风格和创作意识的新时代作家。  迈麦提明·吾守尔、巴格拉西、艾赫坦木·乌麦尔、哈丽黛·伊斯拉伊尔等人便是维吾尔文学的星空中升起的一批应运而生的新星。
  这一批文学新秀无论其年龄、学历、性格、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均不相同,其创作风格迥异,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勇于承担人民和时代赋予他们的文学创作的重任,善于继承民族文学的传统并且敢于创新。倘若我们一看到他们与成就并存的某些弱点和不足,便对孕育着巨大生命力而汹涌波动的创作浪潮视而不见,那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不论我们肯定还是否定,这一批文学新秀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积淀和我们的价值观批判地继承的态度,这是值得欢迎和提倡的。
  维吾尔族著名作家阿布都热依木·乌铁库尔在他的长篇小说《足迹》的序言中写道:“……这样的作品要求其作者有深入历史并走出历史的本领……”这句话虽然是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而发的议论,也不妨推而广之,应用于其他的文学创作。因为纵观世界上的传世名作,无不要求其作者不仅熟知他所描写的生活,而且要求作者站得高于生活,以一个哲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的眼光去审视整个社会生活和广大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上述几位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吸取了前辈文学家的创作经验,所以他们能以一种超越时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描写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空间的具体生活内容,写出具有生活的真实、艺术价值和生命力的好作品。
  迈麦提明·吾守尔是一名站在文学创作前列的小说家,他善于运用讽刺笔法描写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1992年《天山》文学期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读者民意测验,迈麦提明·吾守尔被荣推为读者最喜爱的三位作家之一。他笔下的人物多以伊犁人的性格为原型,熔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生活的独特看法于一身,他的中、短篇小说中洋溢着温画式的幽默气息,显得那么自然、和谐,读来使人忍俊不禁。试看短篇小说《镶了金牙的狗》中的人物——一篇题为《疯子》的文章的作者的一段妙论:
  
  ……外国的作家们边跑边编辑文章,诗人们怕影响情绪而不讨老婆……我来到一座城市,那里的市民们穿得那么阔气,市长却光着双脚。女人们留着假胡子,男人们戴着假发,吃饭下馆子,睡觉住店,自己家的屋子出租挣钱,喝热茶要放冰块,冰激凌要搞热了吃……这些怪事真叫你吃惊。我们街上的赛米塔洪你可能认识吧?他如今卖裤头袜子的可发了,去朝圣回来成了阿布都赛米提阿吉。这些日子以来他发火了,说“我们的传统跑到哪儿去了?”,用大布缝了一件衬衣穿上,又用细土布做了一条领带系上,新买的小轿车里铺了一领席子开着到处跑……
  
  这位小说人物的道白多像一位相声演员的台词,可是作者写这些决不是为了引人发笑,倘若你认真品味,你就会觉出,这些笑料可以让你联想起生活当中的各种情形,这些事被提高到一种艺术的高度,造成了一种氛围,人物在这种艺术氛围中依照他自己的逻辑在说,在做。的确,我们都忍不住笑了,但这决不是无意义的干笑,因为这笑声中寓意很深,蕴含着机智的讽刺和辛辣的嘲笑。迈麦提明·吾守尔十分重视凸现维吾尔民族喜欢说笑的幽默天性,充分地开掘这一特性,使之成为他创作风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迈麦提明·吾守尔在他的《阿依汗》、《带棱的玻璃杯》、《胡须的纠纷》、《离乡人酒馆》、《镶了金牙的狗》等一系列作品中都突出了上述特点。《胡须的纠纷》便是一篇读来不由你不笑的作品。作品中的“我”一听到抓人了,就惊恐万状,以为这与某一件正在清查、正在登记的罪行有关,虽然他自己清白无辜,使他整日陷入莫名的惊恐之中,寝食不安,生活完全脱离了自身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这一切均缘起于胡须,便剃了胡须。但他仍然惶惶不可终日,又想去改变胡须的样式,此举未获成功。镇长又给他乱上添乱,于是此君无法出门见人,连舒心的呼吸也成为不可能,整日在家坐困愁城。风波告结束后,此君全不去反思自己无辜败落的原因,把自己的倒楣全怪到镇长头上而去戏弄镇长。这部作品揭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反映动乱年代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他把那时的愚昧、呆板、僵化上升到一种悲剧的高度加以表现,人物以其可怜而引人同情,以其愚昧而引人气愤,这种典型性格不仅引人发笑,更发人深思。
  迈麦提明在此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以一种类似哲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独有的眼光和艺术家特有的天才去处理和反映了他对本民族生活、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深刻的理解,对与本民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相联系的广阔的世界的观察。下面我们试对他的代表作《镶了金牙的狗》做一分析,算是为上述评价提供一些事实依据。作者在这一短篇小说中以幽默生动的语言,奇特的比喻和拟人的手法造成了一种讽刺的氛围,并从中开掘出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以反映步入今日现代生活的人们做人的标准、价值观、审美观和生活习惯中或隐或现的诸多变化。
  作品中的“我”有这样一席议论:“这外国人跟我们一样一天吃三顿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见了面要互相搂抱,亲吻好长时间。刚开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可往后就慢慢跟他们学了。见了熟人老远就张开膀子迎上去,不分男女,尽情拥抱。我把亲朋好友直到他们的老婆孩子都亲过来了,有点不妥的是他们也不商量老是亲我的老婆,我甚至想该不该把这老婆也带到外国来。有啥法子呢?他们觉得这样热火朝天的见面礼是他们的大文明呢!……”这段话中所提及的情景是我们大家常常见到、感觉到,但谁也不去注意的生活场景,作者却很善于揭示操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渊源的人们审美观和道德观上的差异。显然,作者善于细致地观察生活,从中采集他所需要的材料,展开想象,达到心之所欲的艺术境界。
  在情节进一步展开时,作者提出了原本打算提出的关键问题:“……我们夫妻两个商量了,打算买点黄金把我们的牙包一包,我们到这儿来见人就亲,亲得门牙都活动了。我们夫妻俩买了黄金包完牙,还剩了一点钱。谁愿意把现成的钱财白扔了呢?有一天我老婆说了:‘你瞧着我,我们再花点钱给“白爪子”也镶了金牙算了,你说呢?’我说,你在说什么呀?哪有给狗镶牙的事?人家听见还不笑断了气?可我老婆说:‘笑就笑去,只要平安过了境,回到家我们再把金牙拨下来。’镶牙的硬说狗牙不能拔了又镶,好吧,没法子,我们只好定了价钱。”
  作者在下文中讲述了“我”的妻子病了,为了治病他们把“白爪子”作为礼物送给了治病的大夫,大夫杀狗拔牙,夫妇双双镶了满口金牙的情节,借此严厉地批评了现实生活中不顾兼耻,只钻钱眼,把人际关系完全变成金钱关系的恶劣行径。看起来“我”及其妻、医生夫妇、“白爪子”均有点荒唐,但通过作者安排的合理遭遇给作品平添了一种讥讽色彩,这种讽刺对一切丑恶、虚伪、庸俗的行为是一种否定和鞭挞。我们读者好像是在一名高超指挥控制下的乐队队员,在他的指挥下演奏乐章,有时感情激越如高空春雷般振聋发聩,有时如潺潺山泉润物无声。我们读着他的作品,好像在魔镜中看到我们自身的精神或肉体上存在的许多毛病,为之哑然失笑,继而陷入沉思,我们可依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去补上作者为我们留下的“空白”。这就是迈麦提明·吾守尔作品的艺术效果之所在。
  巴格拉西不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是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自1980年发表题为《战友》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以来,先后发表《善事》、《人们》、《人们》、《与高楼并立的售货亭》、《我是死人瞳仁里定格的人像》、《未完的梦》、《瘸腿的鹿》、《绿色的川》、《黑玫瑰》等,为维吾尔文学中散文体作品创作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成为当今维吾尔文坛上引人瞩目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笔耕不辍、创作日臻炉火纯青的作家最初的创作是从模仿他阅读过的优秀作品开始的。当时,他以他最熟悉的驾驶员和其他普通人的生活为素材,努力去描述那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妙关系,着力表现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友谊的天职、真情实意和与人为善的精神追求。他在短篇小说《人们》中努力开掘人性的深层,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通过对不同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对同一事件所持的不同态度及其表现的描写,反映了与人性模式不相契合的种种复杂现象。
  巴格拉西的创作特点之一是方法的新颖、艺术形象的真实和鲜明特性。他的《福份》和《善行》都是描写司机生活的短篇小说,其题材和选材角度均类似,但两篇的美学探索和艺术天地各不相同。两部短篇中的人物艾孜姆毛拉和巴合希两人都是披着宗教外衣以敲榨为生的人物,但两人的性格表现各不相同。艾孜姆毛拉好虚荣,喜欢装大,他相信自己的诡计,习惯于对人颐指气使,遇到不顺的事总是顽抗。巴合希的生存需求很简单,对什么都习惯,意志薄弱,没有棱角,精神残缺,肉体也委虚弱,是一个无用之人。巴格拉西把这两个人物的个性描述得十分鲜明、完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格拉西在他后来的创作中致力于更好地反映生活的复杂性、更深地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他不再把外部世界简单地与人物的活动相联系从而去揭示他们的命运,而通过描写包括人物内在感受和直觉在内的全部精神活动,多方位地、全面地描写生活的复杂性。他不满足于传统的创作形式和经验,转而钻研新的表现方法,寻找新的创作道路。在中篇小说《我是死人瞳仁里定格的人像》和《瘸腿的鹿》中,他的这种探索有了结果。可以这样来概括:这些作品的成功不在于人物的典型性,而在于作者的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所表现出的对新的文学观和创作方法的探索。
  巴格拉西在中篇小说《我是死人瞳仁里定格的人像》中采用了以人物心理活动为作品结构基础的新的结构形式,提倡迅捷闯入人们精神世界的时代意识,描绘了充满竞争的今日世界的画面。
  中篇小说《瘸腿的鹿》以其新颖的题材和内容表现了面向世界的风貌。我们知道,人类从开始理解自身的远古时代起就开始思考自身同环绕在我们四周的神秘的外在世界的关系。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希可汉传》和《乌古斯汗传》等均为佐证。最初人们区分美丑的最根本的标准是热爱和尊崇大自然。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观念有时被忘却,有时又被记起,时至今日,这一方的争论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可以这样说,中篇小说《瘸腿的鹿》的问世正是人类共同感受到的危机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作品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伊希克亚尔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赶路,遇见了一只受伤的鹿,他们将伤鹿治好又放回山林。作者巧妙地化用传说故事,表达了寻根、归根的思想,热爱大自然、崇尚大自然的这个根,贯穿于作品的主人公伊希克亚尔的行动,通过许多矛盾冲突,一方面使代表优良传统的伊希克亚尔的形象更加完善,一方面对祸及人类的各种弊端在我们身边的泛滥表示义愤。这就是作者要表现的世界性危机感。
  艾赫坦木·乌麦尔,这位来塔克拉玛干大漠的赤子是有感于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环境污染加剧而去琢磨民族文化积淀和现实问题的实质的另一位作家。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拥抱着塔克拉玛干这片广褒的大漠生存着,从喀拉昆仑和天山流下来的山泉在这片干涸的荒漠上造成了无数片大大小小的绿洲。以这片神秘的大漠为摇篮成长起来的大漠之子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与此同时陶冶而成如同无垠大漠般广阔的胸怀和豪爽的性格,另一方面恶劣的环境和封闭状态下平静生活又造成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贫穷。可以这样说:在他们像生铁铸成、像煤块般黝黑的身躯里无比的生命力和英勇、顽强的精神在熠熠闪光,除此之外,他们精神世界的贫乏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
  在维吾尔青年作家当中,艾赫坦木·乌麦尔是用自己的全身心去感受和认识与浩瀚的大漠缠绕在一起的生活的有心人之一,他能够描述塔克拉玛干这片世界静默中的喧嚣,酣睡中的美梦、被遗忘的角落里的回忆,简言之,他能道出平淡中的神奇,质朴中的自然美。
  他在中篇小说《生了蛆的涝坝》中写道:“……亚生·麦代克顶着大太阳,踏着沙土,浑身被汗水浸透,一边唱着歌,一边赶着马车。他一双踏进沙土的光脚,被太阳烤得油黑的面孔,汗浸的衣服,散着汗味和浓烈莫合烟味的身躯处处透出一种原始的野性力量……”
  的确,艾赫坦木·乌麦尔以塔克拉玛干大漠之子所特有的感触生动地描述着这片酣睡着的土地纵深处的生活,让包容了民族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敞开了胸怀。他笔下历经多少世纪的荒漠、沉睡的沙丘、沐浴着晨曦的红柳和燃烧的大地,决不单纯是对自然景观的摹写,而是浸透了欢乐和苦难、回荡着笑声和哭声的活生生的塔克拉玛干这个大千世界。
  当年普列汉诺夫评论托尔斯泰的著作时说过:“托尔斯泰笔下的大自然下单纯是描写出来的,而是活生生的,以其生动性令人陶醉。有时,大自然就像他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似的……”的确,我们从艾赫坦木·乌麦尔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与人类精神世界交织在一起的自然界及其赤裸裸的气息。艾赫坦木·乌麦尔作品中神秘的大漠、散发着蜃气的沙丘和把沙丘晒得火烫的阳光,还有与此同在的干燥的尘土的土腥味儿决不是死板、单色的描写,而是与塔里木人的精神世界融在一起的塔克拉玛干之魂。这个魂灵我们无法在摄影师的胶片和画家的画布上看到,只能在艾赫坦木·乌麦尔的小说中体验。
  当我们阅读艾赫坦木·乌麦尔的《大地,看看你的人们吧》、《生蛆的涝坝》、《沙漠在发抖》、《啊,无情的河》等作品时,我们尤其能感受到喷涌而出的塔克拉玛干气息。他的作品还常常涉及当代十分重要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问题,在处理此类题材的作品时,他没有写成枯燥的说教或标语口号式的文字,而是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展开了悲剧式的冲突,阐发了他的主题。河流日渐干涸、绿洲逐日萎缩,自然胡杨林砍伐殆尽,塔克拉玛干的躯体正在干枯。自然界的平衡被破坏最终会导致这里的人们精神世界的干涸和腐变。《生了蛆的涝坝》中所描述的村民们的悲剧便是塔克拉玛干的悲剧。艾赫坦木·乌麦尔很巧妙地把干渴的沙漠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贫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原本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需求、互为补充的。但是人类对待自然的错误态度空前地疏远了大自然。因此当今世界文学除了核战争外,生态破坏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创作题材。艾赫坦木·乌麦尔以一个文学工作者特有的责任感提出了人们必须引起注意的塔克拉玛干悲剧,重新说明了对塔克拉玛干与人的关系重新审视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人是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永恒的题材,说得更正确一点,文学就是人学。纵观解放以来的维吾尔散文创作,不难看出许多人物形象都是为了适应政治运动或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塑造的呆板、无生气的形象。我们的文坛和读者需要不受时代和空间局限的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可以为任何民族所共享的作品。就在我们企盼这样的作品问世的时候,艾赫坦木·乌麦尔以其突破性的创作成果给维吾尔散文体作品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
  在艾赫坦木·乌麦尔的初期创作中,中篇小说《大地,看看你的人们吧》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中的贾玛利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在维吾尔文坛上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贾玛利当年就读于北京美术学院,曾是一位前程似锦的青年,他立志献身于美术专业。出于对老师的敬重他没有接受漂亮的俄罗斯女士的爱情。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天下大乱,几番折腾贾玛利直接返回故乡塔克拉玛干的怀抱中来了。可惜这里的风暴更凶猛,到处是饥饿、恐怖和混乱。失去了一切的贾玛利竟和他曾一度喜欢,但仅为了几斤黄米就被迫出卖了肉体的帕蒡麦结了婚。痛苦和仇恨在他的周身缠绕,但没有出路,他依然消沉。后来贾玛利因画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出了名,突然间由臭知识分子升格为大队书记。从此,聚集在他身躯里的各种毛病发作了,他什么坏事都干。他把当年以几斤黄米为代价奸污了他爱人的大队保管跛子艾克木派到远远的地方去做工,用几包火柴和几米灯芯绒布料为代价占有了跛子艾克木的老婆胡玛罕。可惜好景不长,不久贾玛利当众出丑,竟落得锒铛入狱。几年后他出狱时,时代早就变了。贾玛利顺应潮流重新开始生活,又开始不停地往上爬。贾玛利这个人物形象是多面体,既复杂又多变,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美与丑、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并存。读者时而同情他,时而又对他气愤。在这里,艾赫坦木·乌麦尔大胆突破了“正面”和“反面”这两个模式,塑造了具有自己的风格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贾玛利形象显示了不符合性格模式的变化无常、躁动和矛盾的方方面面。他并没有为表明某种针对性和倾向性去塑造形象,而是在探索人们在做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过程。因此,他打破了僵化、呆板的人为框框,揭开了人的自然面貌中尚未被我们认识的那隐藏的一面。通读这个中篇,我们深深感觉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有足够的生活基础,人物性格的发展是自然的、合乎渐进之序,完全可以被读者理解和接受。贾玛利性格中最初的纯朴、明净让位于后为的玩世不恭并非作者有意使然,而是当时那个时代现实的产物。作品中的人物帕蒂麦、胡玛罕和跛子艾克木也是复杂和矛盾的人物,尤其是艾克木,发人深思,他最初利用保管员这个优势糟踏了多少像帕蒂麦这样的妇女,在她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作,我们因之对他义愤填膺,可是作者超越了常见的思路,突然使艾克木遭受迫害和凌辱,我们不由自主地又对他寄于同情。当我们读到艾克木由于被折磨和凌辱一直向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疯跑,最终消逝得无影无踪时,我们同情他了。作者评价艾克木这个人物时没有简单地用纯粹的反面人物这一定式,而首先把他看作“人”,强调任何一个人都有对喜事的欢乐、对耻辱的悲苦,人的本性不可能千篇一律。
  1989年艾赫坦木·乌麦尔发表了自己的又一篇突破性的作品——中篇小说《生了蛆的涝坝》,这篇小说的问世宣布了作家艾赫坦木·乌麦尔的真正诞生。
  在这部作品中,艾赫坦木·乌麦尔以塔克拉玛干荒漠中小小的阿亚克库姆村和这里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巴布卡尔涝坝为中心,通过一系列悲剧式的矛盾冲突,揭开了发人深省的生活现实,与此同时塑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又一次打破了维吾尔文坛上人物塑造方面公式化的倾向。
  作品中努斯热提姑娘的内心世界并不浮华,而是质朴地散发着土地气息的情感,与四周的自然界连成一片。她穿着花布衫在沙枣园中殷切地等待亚生·麦代克,早晨才用奥斯玛描过的眉毛的汗水的浸润下又变淡了,她把发热的胸膛紧贴在有潮气的沙土上,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甜美的体验,这一切连同他与亚生·麦代克的纯朴无华、情投意合的爱情读来令人深受感动,我们第一次领略到美的质朴和如此自然的流露,同时,我们也对努斯热提的悲剧扼腕,为我们的人民和民族的命运而沉思。
  亚生·麦代克的形象也是作品中塑造的十分成功的形象之一。他不是那种高大的、引人注目的理想的人物形象,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他那被阳光炙烤而变得黝黑、散发着浓烈汗味的身躯里有一种人类原始的气质和从遥远的年代里遗留下来的心理图式。他有妻儿,又爱上了努斯热提;斋月里他在他斋,一面又要亲吻努斯热提,发誓要娶她;他走村串户,到处聚赌。这些细节描述了亚生·麦代克的某些性格,而他的真正的脾性则是在和地痞司迪克·巴依切克打架之后显露出来的。司迪克恃强欺人,亚生·麦代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报复,把司迪克·巴依切克的老婆搞得声名狼藉,最后以死来表现自己真正的人格。在这里,亚生·麦代克的矛盾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总之,艾赫坦木·乌麦尔善于表现悲剧题材,善于马悲剧形式与人物的命运密切结合。他并不是为了赢得读者的眼泪而去写悲剧的,他只不过是把塔克拉玛干平静的土地上我们尚不了解的生活图景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哈丽黛·伊斯拉伊尔的作品不算多,但她在文坛一露头角,便显得身手不凡,可以看出她有长期的艺术积累,有完善的文学观念,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她以她朴实而又真实的感触,复杂矛盾性格的人物,传说一般优美的风格,虽朴实无华但能描述人内心最深、最隐、最微妙的情结的语言,震动读者的心弦。简言之,她以人们喜读的作品赢得了读者。
  哈丽黛在她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啊,生命》中已开始展示她的艺术才华。小说选取了生活的一个角落——温泉疗养地,描写了一位年轻少妇古丽琪克热与医生喀斯木的爱情。这篇小说没有一般小说那样的结构,也没有规范化了的人物,作者以十分娴熟的笔法通过描述生活中许多看似简单、看似不值一提的小事,表现了对生活深入的观察,整篇小说读起来像一首精美的诗,又像一曲美妙的音乐。古丽琪克热来到温泉医院,心中萌发了爱情,医好了她的病,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另一方面,温泉疗养地的所有的人都对她感兴趣;女人们带着从夏娃时代遗传而来的嫉妒之情仇恨她,对她好奇地观望,男人们则对这位文雅的,以女人特有的气质吸引所有男人的少妇格外投以青睐。温泉疗养地成了一个小社会,作者通过这小小的窗口展示了在这僻静的一隅生活中仍不乏苦涩的欢乐和甜蜜的折磨。
  《鸿雁湖》是哈丽黛199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小说从鸿雁湖畔一对天真无邪的儿童间像传说一般美妙的故事入手渐渐引入现实生活。这一对青年男女幼年两小无猜,在鸿雁湖边玩耍,在湖里戏水,好像一对欢快的小蝌蚪。后来,由于生活的残酷无情,他们分开了,童年的美好时光成了永久的记忆,就像鸿雁湖中清澈的湖水年年都在。许多年过去了,他们偶然又相遇了,儿时的纯情一下子发展成了爱情。男主角名叫优素福,女主角名叫祖赫拉。对祖赫拉来说,儿时鸿雁湖畔的美好生活又开始了,爱情使她倍尝痛苦与甜美。但是好景不长,生活中新的冲突与悲剧又把她刚刚唤醒的爱情沉入了鸿雁湖的水底。祖赫拉最后认了命,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但她仍怀着一丝希望在挣扎着活下去。她把没有得到爱情之水灌溉的心献给了她所从事的专业,从事业中寻求安慰。但是接踵而来的打击,生活的冷峻开始消磨她最后的斗志。就在这时,有一天她又见到了初恋的恋人优素福,她重新落入感情的纠葛之中,犹豫不决,招来了一连串新的厄运。终于她悟出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为了追求应该属于自己的幸福而决心去争取。这个短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故事的真实感,尤其是人物性格中的不稳定性、复杂性和矛盾的因素,在展示作品的艺术真实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品中一共出现了三个人物,除了祖赫拉和优素福外,还有祖赫拉的丈夫艾合麦提。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他们表现为好人或坏人。对优素福和艾合麦提这两个人物形象我们难以道出是爱是恨,或许开始同情,到后来又会谴责。作者善于突破传统模式,而让人物按照各自的性格自然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篇小说《沙漠的梦》是哈丽黛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一发表在社会上就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这是一篇以民间传说为基础创作的小说,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天真无邪的少女艾吾孜汗长大了,出落得楚楚动人。可是,有一天她在幽静的果园里被一个男人诱奸了。从此,艾吾孜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心上的伤疤渐渐被青春的火花遮盖,一个新的朋友闯入了她的生活。这人叫阿布都拉,是一位浑身透出男子汉特有的勇气和力量的小伙子,艾乌孜汗爱上了他。阿布都拉也同样苦恋着艾乌孜汗,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他们幸福的生活没有延续下去,阿布都拉突然又爱上了艾乌孜汗的好友艾穆拉汗,心里涌动着无情和负心的欲念。久望爱情之甘露的艾乌孜汗看到阿布都拉的负心痛不欲生,在嫉妒和复仇心理的驱使下几近发狂,终于杀死了自幼一起长大的好友艾穆拉汗。艾乌孜汗因此而入狱,被判了死刑。在死囚监室里,艾乌孜汗才对自己的行为后悔,痛苦地回忆她与好友一起相处的一幕幕往事。
  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生活的真实感。小说一开始,作品就向读者展开了座落在沙丘环绕的大漠深处僻静的小村庄的美景,作者以朴实的白描手法就像清丽的画卷一样勾画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这片小小绿洲的风貌,读来使人如临其境。用爱情的甜美和爱情的苦涩纺织起来的故事情节带给读者的是如此可以触及的生活的真实。作品中的3个人物栩栩如生,没有任何斧凿的痕迹,没有些许矫揉造作的感觉,作品真正贴近了生活。还在作品的开头,我们就能体味到艾乌孜汗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她本是如此善良、纯朴、正直、富有正义感的女人,当然,作为女人她又富于细腻的情感,不乏嫉妒心。爱使她对许多现象视而不见,妒火烧得她丧失理智,作为夏娃的后代,她也有女人的一切特点和弱点。所以,当我们读到她因妒火中烧而举刀向女友刺去时,我们不会简单地恨她或爱她,我们为她感到惋惜、气愤、怜悯、同情、焦急,多种感情纠缠在一起。艾乌孜汗不是至善至美、凛然不可犯的神,而是有血有肉,右肩上坐着天仙,左肩上蹲着魔鬼的凡人,她的血管里流着热血,身躯里自然有七情六欲。这样的写法本身就是作品成功之所在。
  以上我们简要地对维吾尔文坛上的几位创作势头正盛、引起公众关注的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作了评述。他们的作品不仅富于创造性,而且其创作富于个性。正因为如此,虽然这四位作家看上去似乎不宜列入同一行列,但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就可以发现他们四人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他们对维吾尔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积淀和价值观的批判态度,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正是他们四人根本的一致性所在。和许多维吾尔族作家一样,这四位作家也是在维吾尔文化的沃土上生长起来的,受了这片沃土的哺育,但是,他们与另一些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自满于民族文化优良和民族文化遗产的无与伦比,不像其他人那样仅限于去歌颂,他们看到了本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新的飞跃,他们了解环绕我们的周围世界,他们感觉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积淀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正带给我们一些令人痛心的现实,他们为有些人不思丢掉自身的毛病,一味沉睡的现状担忧,他们的作品中透出一种忧患感,只是这种忧患感的表达形式各不相同而已。他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深思和批判为的是宏扬民族精神、发展民族文化,为的是无情地批评我们的意识中潜存的毛病,克服自身存在的弱点。他们所写的作品也许暂时还不被一些人所理解和接受,但他们这种锲而不舍的探索正是他们正确理解一个作家对历史和民族应尽的义务的表现。
  最后我想说,现在维吾尔文学需要的,不是缺少科学探讨的空洞的吹捧或谩骂,不是最终摧残一切的所谓“文学批评”,而是建立在科学态度之上的公正的评价和议论,建立在理解和激励基础上的文学批评。 
 

文章来源:关纪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五十年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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