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对本世纪内各个主要时期(如开拓时期，新史时期，跨代时期)的历次诗歌革命的主要潮流(如新体诗潮，朦胧诗潮，实验诗潮)检阅之后，我们的确发现了好些新增的景点，但也的确发现了好些生憾的空白。我们现在正置身于本世纪末的转型时期，肩上也就自然承载着开创新世纪之所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卸这种命定的负荷。我们便由此可以这样说，其他时期建下的新景点，可能给这个时期的诗人们带来更新的激励；其他时期留下的空白处，可能由这个时期的诗人们义无反顾地填补。甚至，我们预感到这个时期的先锋诗人——拥有运帱多维诗歌艺术的内功，从而集大成，面环宇，开创出一代新的诗风，让世界诗坛刮目相看。
　　刚好在我说罢上面这几句话的即刻，我便突然意识到：我善意的期待，已经放了一个不可轻饶的马后炮。
　　其实，当我们把态度摆放得更端正些的时候，当我们把视野抛投得更宽阔些的时候，当我们把触角延伸得更深层些的时候，当我们把审美指向得更高些的时候，当我们把观念改善得更完备些的时候，当我们把主张体现得更准确些的时候，我们难道不觉得我们的诗歌评论界，过去是多么狭隘封闭而现在倏地瞳孔放大?我们所呼唤的不就是创世纪的诗歌精神和全新的诗歌品格?我们难道没有悟出——一种中国诗坛和中国诗史上的空前的壮举早已酝酿?我们真的没有瞧见——一种既是民族性的又是世界性的诗歌艺术变革的奇特景观正在形成?
　　不可熟视无睹和不可肆意逆转的事实，已经容不得我们的看似神经迟缓的评论家们再去左顾右盼地细酌，因为一座一座的风格独具的峰峦日渐拔地而起，不可阻截地和不可掩盖地高耸到我们的面前：按照他们出道的先后排列是彝族的吉狄马加，藏族的班果，白族的栗原小荻，锡伯族的安鸿毅，蒙古族的舒洁，壮族的黄神彪，回族的马钰，朝鲜族的金正浩，哈尼族的哥布，瑶族的盘妙彬等；屹立于他们中间的还有好几位引人注目的神女峰，她们也正神情庄严地向我们点头，她们是满族的匡文留，彝族的巴莫曲布嫫、蒙古族的萨仁图娅、壮族的陆少平，俄罗斯族的米拉，柯尔克孜族的萨黛特等；距离这些峰峦不太遥远的方位，我们同样窥视到了这样的一些已具规律或尚在显露的系列状山巅，藏族的有阿来、远泰、达佤扎西、阿曲强巴、才旺瑙乳、列美平措、嘉央西热，蒙古族的有阿古拉泰、白涛、葛根图娅、哈达、蒙根高勒、韩辉升、力格登，彝族的有吉木狼格、倮伍拉且、吉狄兆林、王红彬、罗庆春、黑子、霁虹，回族的有杨云才、马鸿霁、摩萨、阿拜、杨峰，壮族的有黄堃、黄琼柳、黄咏梅、梁文淑，苗族的有龙文采、江堤、何小竹、龙志敏，土家族的有刘小平、冉仲景、颜家文、冉云飞，满族的有华卓、华姿、金鸿为、巴音博罗，撒拉族的有马学功、韩秋夫，白族的有原因、洪海，门巴族的有桑杰多吉、拉马次仁，景颇族的有晨光、晨宏，布依族的有陈亮、韦韦，还有傈僳族的密英文，水族的石尚竹，锡伯族的郭晓亮，等等。似乎还有很多异岭处在朦胧之中，我们的目光暂时难以企及，仅这几批也就足够让我们为此而震颤和倍受鼓舞。
　　在对这批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初步考察中，我们已明显看到，与其他任何时期的新潮诗人和诗歌新潮截然不同的是：他们摈弃了那种与诗歌创作的实践毫不吻合的宣言以及空洞的口号；他们俨然杜绝了那种来自外在的扯旗树派拉帮结伙的土司行为；他们已深谙诗歌创作的要领是纯然的个体灵犀而不是集体智慧；他们很鄙视用群体出击来显示自身的无能的表现；他们在尊重前辈和同辈优秀诗人，容纳不同风格的优秀诗歌的同时，以其自身的创作实力跨越一切障碍，从而抵达诗歌艺术变革的标的。
　　我在这里必须进一步地确切而论，少数民族先锋诗人较之汉族新潮诗人，他们在创作方面表现出更为极端的个体色彩，作品的整体倾向有着多维意蕴的史诗氛围和经典意味。尤其可叹的是，我们既未发现他们有机械模仿欧美现代诗歌皮毛的毛病，也未发现他们有相互模仿的拙劣的痕迹。我们甚至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在他们的骨子深处，天然就长有一种被称作前卫意识的植物。这些，我们不妨可以从吉狄马加的《一个彝人的梦想》、《我要寻找的词》、《黑色的河流》，栗原小荻的《羊们》、《黄房子》、《河床》，黄神彪的散文诗《荒原ABC》、《大型音乐晚会：〈山的组曲〉》、《热恋桑妮》，班果的《女人》，安鸿毅的《现实世界(四首)》，阿曲强巴的《昨天晚上的狼嗥你听到了吗》，萨黛特的《驯鹿》，白涛的《黄河之北》，巴莫曲布嫫的《图案的原始》，盘妙彬的《重返家园》，阿古拉泰的《演员》，等等，有口皆碑的篇什中得到强而有力的印证。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创作的诗歌类似其独特诗艺的篇什还多的多，这里恕不一一枚举。
　　现在，我还要继续阐明：这些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训练方式和突围方式，可说是任何时期的汉族新潮诗人无法比拟的。转型时期的创世纪的多维诗歌大潮只不过近年才刚开始，但他们已经程度不同地为我们中国大陆的当代诗坛提供了好些宝贵的明鉴。我们马不停蹄地行进在未来的创作道路上，谁能料定他们还将为我们奉献多少传世的美德和珍品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另文论及，眼下只在这里稍做小结，以示为专家和读者备下个诗案。
　　I.他们的先锋性多维诗歌的创作，完全出自一种艺术本体演变的全面觉醒，未带任何色彩的外部功利企图。他们不媚时政的炎势，排拒背景的贿赂，不受语种的规范，革除了形成的戒律，强化了诗歌的所指和能指，体现了诗歌的直指和要指。例如，部分诗人既可用本民族特有的文字操作，又可用整个华夏民族通用的华文操作；部分诗人已陆续创作出长篇体散文诗，散文体剧诗，影视剧诗、独白剧诗等大型构制。这些在已有的中国文学史上都是不曾见过的。表明他们正着力开创一代新的诗风。
　　II.他们谢绝接纳任何一种诗歌理论的指导，全凭自身的天赋和练就的过硬功底，对客观对应物进行客观的把握，直至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升华，使诗歌艺术的纵横度达到二元并举，用诗歌的本体创造诗歌的理论。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任何诗歌理论都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中间已有相当部分长着双翼)。相反，恰正因为他们对诗歌理论了解得比创作的本身还要了然。在他们看来，一切现有的诗歌理论都无力为他们的诗歌实践领航。所以，他们不必为此步入岐途。
　　III.他们的作品(诚然，不是所有人的或所有的作品)大都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品质：一是对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内核进行哲学性地浓缩和冶炼；二是对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命运动予以宗教般地关注和揭示，其中包括对每个个体生命、民族血统、国家安危以及各种物性的诗化超渡。即使是在同一诗人的创作过程中，对诗歌的题材，语言、形式、内蕴、技巧的处理上也是奇谲多变的。具有不断自我否定、调节、逾越的勇气。
　　综观整个中国大陆当代诗坛的所谓诗歌新潮，我应当指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创作的多维诗歌不是什么实验的诗，他们是清醒的一代而不是垮掉的一代，他们是负重的驼鸟而不是颓废的浪子。在他们的诗歌观念里，诗是民族的财富，是人类的灵魂，是生命的艺术，是行动的智慧，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是自我完善的指南；诗不是单词与单词的粘贴，不是句式与句式的硬凑，不是意象与意象的堆砌，不是一件具体的事物，不是一种具体的形态，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一句话，诗就是诗。语感一蹦出他们的头脑就是一首完整的诗。没有什么实验而言。
　　他们好像深知诗对他们的同氧气，不同随意拿来把玩和捉弄。灵魂、气节、艺术、历史也都不允许他们肆意挥霍激情和才华，瞧见了吗?他们就是这样的诗人，他们在旧有的诗歌式微和诗歌观念解构之后，所要重新建构的是一座人类众望欲归的精神家园。
　　他们对待诗歌的这种虔诚的态度和神圣而美好的觉悟，我们不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专为诗歌而降临到人世的，因此，面对诗歌，他们只有勇敢地前行而无怯懦地后退；只有不断地惮思而没滞留的余地；诗歌的创造成了他们整个生命历程和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诗歌革命的杂质，结束了诗歌革命的要义，为真正的诗歌革命的历史谱写下了全新的篇章，铭刻下了有据可查的光辉典籍，同时也为未来的诗歌革命树立起引径的路碑。
　　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异军崛起，不谋而合地迅猛出现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大陆诗坛，他们态度庄重而又步伐雄健，他们气宇恢宏而又宽厚过人，这不仅是历史性地超常的诗歌现象，同时也是必然性地历史的最终返真。诚然，这对过去各个时期的汉族新潮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正常而善意的挑战，这种难以避却的趋势，同样无疑让我们充当惯了的虚妄的“大哥意识”面临崩溃，从而产生一种发自心底的痛感也在所难免。但我力劝我们的汉族兄弟新潮诗人们不要因之而心态过度失衡，不要怕丢掉“主导地位”的所谓面皮。我们要正视以儒家文化为轴心的汉语诗歌，长久以来所处于的实际困境，并做出较为明智的再度选择。我们更要看到这是构架全球性华语多维诗歌的开拓性宏伟工程。
　　其实，由谁来担任这个历史性的巨大诗歌工程的设计师和突击手并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谁能够设计出最可行的，也是第一流的建筑方案，关键的是谁能够以第一流的水准并不计一切得失地去完成它。因为华语多维性诗歌的创造和华语诗坛新秩序的建立，这不仅只是中国大陆诗坛上的事情，而是整个世界华语诗人的共同事业，它直接关系和影响到能否改变原有的汉语诗歌在国际诗坛上的被动的地位。所以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出现、参与、献策、尽力，是必不可少的潜能所在，也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