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要从事写作会碰到许多困难，其中最困难的可能是文字和市场。有些民族原先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那些有文字的民族又会碰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市场问题。所以，除了几个人数较多的北方少数民族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作家一般用汉语进行写作，广西更是如此。那么，对于用汉语，即非母语进行写作的作家来说，汉语写作可能吗?

　　这些作家可以称为少数中的少数。一方面，他们的民族在中国的民族中居于少数，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更是极少数，因为他们用的是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写作。对于非母语写作，任何人都会视为畏途。壮族作家黄佩华说自己10岁以前不会说汉语，你可以想像他要用汉语进行写作需要多大的勇气。鬼子曾经谈到对于汉语的“语言的恐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就在这种对强势语言的恐惧中，也滋生了一种渴望，即掌握和征服这种貌似强大的语言。鬼子说：“对汉语的渴望是为了沟通，为了逃避，为了生存，最早的愿望绝对不是为了创作”。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作家内心的紧张，也表露了作家明确的自我身份意识。

　　与鬼子这样的作家强调写作的普遍性不同，像蓝怀昌的《波努河》却是通过一个变革中的山寨来思考本民族即瑶族的命运的。这样的作品产生了另一种紧张，即在追求进步、现代化和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如何在变革中保持民族传统。像凡一平等作家就避开了这一问题，选择的题材是都市的，也就是匿名的，不再出现任何民族风情与地方景色。

　　在另一个层次上，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如果写作用的语言不是自己的母语或日常用语，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困难，即汉语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种实践的、建构的存在方式。而语言本身确实又是一个生产性的过程，是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这就意味着，当作家进行非母语写作时，必须在写作中克服自己的习惯，而进入所使用的语言存在的世界中。这类似于古代中国作家使用的“文言”，那也不是作家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而是一种书面语言，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作家甚至比中国古代作家要优越，他们大多数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能在双语中穿行。

　　正是在这种穿行中，少数民族作家可能发现了汉语的特殊性。一个人只有在掌握一门外语后，才可能真正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差异和对比使特性突出。一个人只会说汉语，就妄言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那是不可信的。认识到这种差异，将异质带进汉语中，可能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写作的一种贡献。汉语本身，其实也不是天然如此，而是历史地形成的，由多种民族语言融合混杂而成，并不断地变化着，每天都在吸收新的元素。没有新鲜血液补充的语言一定会衰落。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不仅可能，而且必须。由于对两种语言的新鲜感，他们是最有可能“自铸伟词”的。

　　(作者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