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文学》2004年第10期，读到满族女作家何双及的小说《麻刀》，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的一个字是“乱”。说到“乱”，人们立刻会想到混乱、杂乱、淆乱、忙乱、烦乱、紊乱这样一些义项。其实，“乱”在古汉语里还有一个恰恰相反的涵义：治。这种一个词而兼相反或相对两种意义的现象，训诂学上称之为“反训”。

        《离骚》、汉乐府、汉赋的结尾一般都会以“乱曰”来结尾，表示的意思是终篇的结尾或乐歌的卒章。显然，这里的“乱”就是“治”的意思，即在文章一段或一章终结时，稍作整理。《尚书·盘庚》中“兹予有乱政”，孔安国传：乱，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尚书·皋陶谟》：“乱而敝，托而毅也”，马融注：理也，亦治也。《尔雅》、《说文》、《广雅》中都有这样的例子。“乱”本来就合“治理”和“混乱”两个对立义于一体。在甲骨文、金文、小篆中，“乱”字的形状是描绘架子上有一束丝，双手上下加以治理之形。“治理”就是其本义。从丝这一角度，因为是乱丝，才需要治理，故从乱丝扩大引申为一切烦乱的事物。因为乱，突出治；也因为乱，才要治。在我看来，小说《麻刀》就是治杂乱于整一、合紊乱为融贯的“乱”。

“麻刀”是一种作为粉刷墙壁基底的材料，就是互相抱团，互相牵扯，互相攀缠的麻丝。在工匠的手里，麻刀同涂料、石灰混合在一起涂抹在墙上，既有牵合力又利于粉刷平整。作者选取“麻刀”作为题目无疑是有野心的，她似乎想在这个不长的中篇里容纳太多的东西，甚至自己站出来在题记中说：“历史似麻刀，社会像麻刀，人生如麻刀。”一般而言，我对怀有宏大叙事冲动的作家总是报有警惕，免得希望落空或者被尾大不掉的叙事拖得疲惫不堪。当然，读完这个小说，我并没有感觉到叙述被意义超重的负载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也许就差最后那一根稻草就会将故事压垮，好在作者没有被让自己的权力失去控制。

如果仅仅按照题记所提示的，历史的变幻莫测，社会的经纬交织，人生的错综复杂，这些东西已经足够让一个无所用心的读者心满意足。然而，如果我们以为作者给我们指引了一条理解文本的康庄大道，我们显然要落入她所设置的陷阱中，以为作品所要表达的无非是世事交错纷纭而无章可寻的局面。

事实远非那么简单，小说的“乱”表现在情节结构和内在意义两个层面，而在形式和内容的内部又各自体现出杂乱与统一的结合，因此就体现为四个环节有机交织的情形。首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无疑是在叙述的进程中双重话语：叙事主体“我”的自省反思、追忆回顾同现实语境的主观叙述。到叙事终了，我们发现现实语境的叙述其实不过是给叙事主体的追忆提供了一个契机或者说引子。

故事一开始就是“我”的类似自我独白的絮语引出了对“我”爹的疑问。如果任由“我”的思绪发展衍展当然也可以将故事进行下去，但是冗长的心理描写无疑会让时下浮躁的读者丧失耐心。作者于是由两个日本人的来访，来连接起“我”爹故事的脉络。日本人的询问和诉说，妻子的插话和抢白，我的追忆和对于假想读者的回答，在这样话语纷呈如同泥沙俱下的洪流中，一段被遮蔽的并且不无辛酸的家族前史逐渐浮出地表。

“你问俺为什么没有上大学为什么敲麻刀为什么进班房为什么当倒爷为什么发大昏？” “我爹有问题！”我们注意到小说开始时采用的是“主客问答”式的对话结构，事实上，这样的结构一直延续到故事的结尾，仿佛面对读者的提问来倾诉一样。这样的结构一方面时时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拉近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一点对于成功的叙事来说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对话结构营造出了一种如同巴赫金所说的复调结构。按照巴赫金的理论，复调小说中作为故事结构单元的一系列事件由不同声部的叙述迭加而成，不同“声部”中各种价值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表现为价值单一的不同故事的复合。用“复调”讲述的故事，其意义和形态也是多重的。本篇小说中，叙述主体以一种折磨人的喋喋不朽不断在往事的回溯中羼入随心所欲的议论和抒情，日本客人的疑问和解答，妻子的不满和补充，众声嘈杂，杂语喧哗。这些单个的声音对应一个个特定的主体性视角，不同的视角主体具有独立的“眼光”和“声音”。但是，随着话语剥茧抽丝地展开，我们发现原本收束紧密的事情真相如同花瓣那样次第绽放。最后，这些看似散乱无章的声音最终汇聚到了一点，如同穹窿的支架一齐指向了故事的核心：父亲一生的来龙去脉和姐姐之死的谜底。貌似凌乱的叙事实际上是在整一的逻辑中有条不紊地行走。

小说情节大致是，“我”是个有着许多坎坷经历的作家，而时乖命蹇的原因正在于“我”爹在日军侵占中国期间不同寻常而又扑朔迷离的遭遇。情节的重点在于由两个日本人的来访引出的陈年旧事。那个故事的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我”爹原本是个穷困农家的读书子弟，因为日寇的入侵和身体的病患穷困潦倒，连累妻子儿女沉沦底层。因为日本鬼子企图在文化上同时进行侵略，所以兴办日式学校，偶然的机会，聪明的女儿荣荣——也就是“我”的姐姐被日本鬼子看中收入学校。荣荣出类拔萃，却在日军溃败撤退前夕猝然死亡，被告知是死于猩红热。文革期间，父亲因为女儿入过日本人的学校遭到迫害，并被诬陷安插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被折磨死于狱中。时至今日，“我们”才弄明白，原来姐姐并非死于疾病，而是日本人的毒针，父亲的一切苦难遭遇都不过是阴差阳错的无奈。

在这段公案的回顾与探究中，历史终于显现出其真实的一面，但是终究已经事过境迁了。真正的历史事实也许有其单纯朴素的一面，但是“又怎么能够抵御和拒绝后来人有意无意的臆想、偷换和伪造呢？”因而小说情节上的琐碎、残缺、破损、淆乱、颠倒、杂糅正恰合了后人对于历史记忆的实景。如果说，在叙事形式上，小说是散乱中趋向整一；在情节内容上，则表达了历史的似合理而实混乱的实在。

小说的结尾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工地上的工人们把一捆麻刀放在空地上，用小棍悠闲地敲打着，使麻刀抱团、牵扯、攀缠，然后搅上石灰抹到墙上，于是一堵白白净净、结结实实的墙就完成了。但是，有人问道，把墙拆掉，搓下灰渣，把里面的麻刀洗净，再缕出丝，还原成一棵麻树如何？这个时候工人们认为问话的人是个精神病。这个细节带有卒章显志的色彩，实际上表明了作者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纷繁复杂的历史、社会、人生就如同那些杂乱不堪的麻刀一样被人们整合起来，涂抹成光滑平静、平整干净的墙面，而最初它的本相反而被遮掩在这光洁平整的表层后面了，如果有人要提出还原真相，反而会被人认为是疯子。这到正印证了福柯的说法，疯癫是文明的产物。而“我”在叙事中一直处于“发大昏”的状态，似乎也是对庸俗理性和缺乏反思的惯性思维的一种反拨。

除去上面讲到的两大方面的对立统一的“乱”之外，作者体现在文本中的情感与理智的交锋也是“乱”的。小说开始不久，作者就强烈地表达了对日本人的极度反感，“口不准说日、手不许写日、画日，这是我的家规，早就约法三章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带有历史上国恨家仇的积淀，在现实现世具有傲慢与偏见的色彩。而在与来访的日本客人的交谈中，历史的真相却全是靠他们才发掘出来的，“我”的敌意渐渐地被消融而呈现出理性的色彩。而历史理性的结果却又是回到了“当倒爷”（商业象征的工具理性）还是“发大昏”（疯癫表象下的人文回归）的二难处境中，而最终统摄这一切的还是作者自觉的反省意识。所以说“乱”中有“治”，“治”而返“乱”，小说的思索和推进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呈螺旋式的上升。

最后还要提一下的是小说的语言。尽管在无数的时候作者都像个饶舌妇一样对于文字的放纵不加节制，她的不厌其烦的铺陈与联想几乎让人难以卒读，但是我倾向于将其理解为营造混乱氛围的手段。从文体风格上来说，这个小说的语言具有一种粗砺大气的风范：它是朴拙的、直接的、粗鄙的，而又是雄浑的、有力的、简洁的，显示出一般女作家少有的力度和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