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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宗教文学的文化学价值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1-09-26  作者: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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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藏族古代的文学作品是反映宗教内容的,其中包括宗教与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这些宗教文学作品,即藏族本教文学与藏传佛教文学,具有极高的文化学价值。

  一、本教文学作品的文化学价值

  本教是流传于西藏的古老宗教,它是古代藏族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藏族先民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既受其控制,又依赖它而生存,久而久之,便产生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观念。藏族先民对神灵祈祷、祭祀,以求消灾降福、平安祥和。在此基础之上,本教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形成,而且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本教不断得以完善,从原始本教发展成系统本教。本教不仅崇拜与人们生活最有联系的自然力或自然物,同时还崇拜那些臆造出来的、离开肉体的灵魂,虚幻地反映人与自然界的矛盾,本教文学多为神话传说。

  1.创世神话中的本教文化因素

  在本教文献《斯巴佐普》中有这样一则神话:很久以前,南喀东丹却松国王有五种本源物质,赤杰曲巴法师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入自己的体内,轻轻“哈”了一声,就有了吹动的风,风猛烈地旋转就生了火,风助火,火乘风,火与凉风生了露珠,露珠上的浮物落下又成了山。五种本源物质又生了二卵,一卵亮,形似牦牛,一卵暗,呈锥形。赤杰曲巴用光轮敲发亮的卵,卵的中心产生了什巴桑波奔赤,他是现实世界的国王。五种本源物质还生出雨和雾,雨、雾又形成了海洋。当风吹过海面的时候,一个青蓝色的女人在破碎的发光卵上出现了,什巴桑波奔赤给她取名为曲坚木杰莫。他俩没有点头,没有碰碰鼻子就结合了,生下了畜类。他们触触鼻子结合了,生下九男九女,九男分身出九个姑娘做自己的妻子,九女分身出九个男子做自己的丈夫。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什巴桑波奔赤赋予了每个孩子以使命,让他们分管世间的万事万物。如:世界延续神、地界八神、山神、万物生命之神。另外,赤杰曲巴法师的对手——格巴梅本那波使黑色的卵在黑暗王国里爆炸。产生了愚昧和迷惑,迟钝和疯狂。从黑卵中心跳出一个带有黑光的人,他是虚幻世界的国王。

  从这则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本教对天地万物的起源有自己的解释,它认为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物质都有一个相应的、支配它的神灵存在。本教对这些神灵非常崇拜,在本教神话中,人形、人性的因素较多,世间万物皆由人神所控制,这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这些神既非动物或植物;也非半人半兽形的神,而是一个自然的人。这一点同人类发展史是相吻合的。在藏族原始神话中,反映了原始初民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粗浅理解和直观感受,它是原始初民的原始创造,是原始初民对世间万物的主观解释。但是在本教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神话虽然也带有一些原始神话的因素,然而人为加工的因素更多。在本教神话中,有本教神职人员,以及他所实施的各种法术,而且更带有浓厚的本教思想意识和本教所倡导的世界观。本教神话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广阔的、神奇的、充满本教思想的世界。其次,在这则神话里,多神崇拜是一个重要特点。以一个主神为首,众神序列井然,形成一个庞大的神族,神族中的每个成员各司其职,各显神通。这是独立神话发展为体系神话的表现;是将要跨入文明门槛的藏族先民的创造。本教神话中的神与神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可脱离的。不再象原始神话中的神那样具有独立性、片面性。其中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这正是原始神话与本教神话的根本区别所在。原始神话是原始初民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娱乐自身,记载往事,总结经验以及对自然界的感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本教神话则是本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用来维系社会和人的思想意识,使人们对人生、对世界具有共识的一种手段。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在它的信条方面,宗教予人以强大的团结力,使人能支配命运,并克服人生的苦恼。”

  2.善恶神话的文化因素

  在本教文献中记录了这样一则神话:在太阳、月亮、时令和节气产生以前,有一个最高的神灵已经存在,神灵叫央达杰保。其时,有两道光产生了,一道白光和一道黑光,从白光里衍生出一个白人,名叫沃色丹。人们从沃色丹那里获取了幸福与吉祥。沃色丹创造了太阳和月亮,并指导人们建立了神寺、修筑道路、架设桥梁。从黑光里衍生出一个黑人,名叫门瓦那保,他带来了邪恶、魔鬼、雷电、火灾、风灾、旱灾以及人世间的怨恨和愚痴。

  本教把客观上循环往复的灾难进行总结,再掺上自己的主观臆测,推断出善与恶的根源。从白光和黑光中分别衍生善神与恶神。善神给人以幸福;恶神给人以灾难。这则神话反映了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善恶相生,善恶相成。从古至今,善与恶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藏族先民把创造安定、祥和的生活及生产的环境的行为视为善;把破坏这种环境的行为视为恶。

  善恶相生,就意味着善恶相克,在藏族本教的某些神话中,叙述了善恶两大势力的斗争,善的一方到头来总是取得明显的优势或彻底的胜利。在这些神话中暗含着某些“伦理原则”,正如汉族的“皇帝与蚩尤”、“颛顼与共工”、“舜与象及丹朱”等一系列传说一样,其内容充塞着惩恶扬善的主题思想。在本教文献《心经驱鬼》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则神话:在东部某地住着一位老者,他常常遭受鬼的骚扰,老者再也无法忍受了,他想方设法,试图将鬼赶走,经人指教,老者先是找来一具少儿的尸体,再从尸体上割下一块肉盛入盒中,送往拉萨。刚到拉萨便有人看中了这个盒子,执意要买,老者无奈,就卖给了他,买盒人顾不上看盒中盛的是何物,抱着盒子兴冲冲跑回家。这回该轮到他倒霉了。先是家里的牛羊全部死掉,而后鬼又显出原形吓唬他。此人十分害怕,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能摆脱困境,最后他问鬼在世上最怕谁,鬼表示最怕吉江乌嘎哇喇嘛,于是此人许诺要帮助鬼除掉这个喇嘛,作为交换,鬼今后不要再纠缠、迫害于他,鬼同意了,他们一起找到了吉江乌嘎哇喇嘛,受害者伺机告诉喇嘛他正受魔鬼的侵扰,恳请喇嘛帮他摆脱困境,吉江乌嘎哇取出经书《心经驱鬼》送给他,他回家后大念此经,鬼被吓跑了。

  鬼的描述在本教文献中占很大的比重,本教既认为世间万物都有保护神,同时又认为也存在与之相对立的恶鬼。神可福佑百姓;鬼却涂炭生灵。神与鬼实际上是善与恶的象征;是善与恶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本身以及它们的行为分别代表正义与邪恶,它们长时期地较量、厮杀。最终,正义压倒邪恶即善战胜恶,人们摆脱了困扰,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这则神话实际上是本教思想演绎而成的形象体现,藉助于生动情节,神奇的想象和具体的人物,创造出如此神话。这则神话的要旨是让人们相信,善的代表即本教是人们生活、生产的安全保障,它是战无不胜的,世间的一切恶势力只有通过本教的善才能被制服,人们只要信奉本教,皈依本教,才能平安生活。

  本教对藏族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教的中心思想制约着藏族先民的思想观念。到了公元七世纪初,本教的发展处于巅峰,其中包含着维护社会等级、社会伦理和固定本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佛教传入后,本教的生存价值受到极大的破坏,然而,它的某些宗教意识乃至宗教仪式仍保留在藏族人民的生活、生产之中。

  二、藏族佛教文学的文化学价值

  随着佛教的传入,藏族的原始宗教——本教受到很大的冲击,经过长时期的斗争、融合,两种宗教的教义内容,表现形式及修持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两种宗教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形成,标志着其思想体系的确立,在藏族社会中,人们以它的思想内容为精神依托,统治阶级也利用藏传佛教作为统治百姓的精神武器。毫无疑问,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乃至文学都产生了新的、巨大的影响。在藏族文学作品中,充分反映了这些方面的内容。

  1.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藏传佛教对经济的渗透

  藏族历史文学作品《贤者喜宴》全文收录了长篇历史著作《巴协》(增广本),在《巴协》中有这样的叙述:“赤松德赞考虑他在世时如不规定桑耶寺和堪布僧人的数量,他死后就可能无人照应,于是赐给寺院奴户一百五十户,给每个僧人三户属民,按每户平均四口人计算,总计四千二百六十人(资助355名僧人), 这些寺属奴户都不向赞普交纳税赋,不负担兵役。到赞普赤热巴中执政时,他把赐给每个僧人的属民增加到七户。另外,还把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固定寺产分给寺院。”

  这段叙述表明佛教与经济开始建立起了直接的关系。佛教要发展就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作依托,长此下去,佛教势必要对经济产生影响。两位赞普初期这样做的动机只是出于对佛教的扶植、对僧人的体恤。僧人要穿衣吃饭,这是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最低标准的生活资料。然而,赤松德赞与热巴中的初衷却起到纽带的作用,把藏传佛教和藏族经济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它对以后的藏族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的寺院在经济方面相对独立并且发展壮大,具有相当规模。一九四九年以前仅西藏的大小寺院共计2700余座,它们拥有的耕地占全藏实际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九,约180万克(1克土地约合1亩);牧场400余处;农奴9 万余人。如此可观的经济实力无疑要对整个西藏社会的经济活动形成巨大的牵制作用。在一段时期内,寺院集团同西藏地方政府及贵族一道制约着藏族经济,使其经济环境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从藏族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历史上佛教对经济的渗透。使整个藏族的经济活动出现了不利的局面。首先,大量的社会劳动力进入寺院(西藏僧侣在一九四九年有12万之多,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佛教又禁止僧人娶妻生子,造成人口递减,寺院不允许僧人从事生产劳动(土地是由寺院的奴户来耕种的),而且规定了许多禁例,如:因保护神山、圣水而禁止垦荒、开矿、修路;禁止除灭害虫、打猎、捕鱼。寺院甚至对百姓播种、收获都要规定时间。其次,农牧奴负担过重并且劳动力不足,自己的生活尚且艰难,还要应付各种徭役,他们忍辱负重,辛勤劳作。

  总之,佛教对经济的渗透,严重妨碍了藏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藏族的经济状况长期落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物质文明进程缓慢。

  2.文学作品中所映的藏传佛教对政治的影响

  十九世纪的诗作者米庞嘉措著有《国王修身论》一书,其中诗云:“凡是一切英明国王,都以佛法指导思想……”;“身居高位一切长官,应该奉行佛法律章,……”。如果说米宠嘉错只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劝诱统治阶级,让他们以佛教治国的话,那么,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写的《西藏王臣记》所反映的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则显得更为紧密,更为直接,乃至出现了“政教合一”的情况。

  《西藏王臣记》记述了西藏各个时期王朝中的历史事件。在谈到“萨迦历代执掌西藏政教事记”一章中有这样的描述:“元世祖忽必烈继登帝位。八思巴年刚十九岁也就当了元世祖的帝师”。

  十三世纪中期,忽必烈继承帝位。他封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国师,并赐其象征权力的玉印。一二六四年忽必烈入主中原,为了便于管理藏区和全国的佛教事物,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其职能是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的院务。此时的八思巴已经成为中央政权的高级官员,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对整个藏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吐蕃的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及万户以上的重要官员,在皇帝委任之前要由帝师提名。在《西藏王臣记》中还讲到萨迦派“政教权威堪称圆满极盛的阶段,还是要推重从众生佑主八思巴起直至众生佑主索朗绛称之间的那一段时期。此间获得钦命委任的大长官有一二人,但迭次袭爵而来的长官共约有二十人。他们统治了卫藏教区、朵堆人区、朵梅马区等所谓大西藏三区所有疆土。”

  在藏族的聚居区,元朝设有宣慰使、安抚使、招讨使、万户、千户等官职,负责管理当地军政事物。万户以下的职官,都是任命当地的僧俗上层人物充当,并且可以世袭。吐蕃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及万户以上的职官也有相当数目的上层僧人来充任,他们与俗官共同管理各地方教政事务,号令僧俗百姓。从《西藏王臣记》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元朝中央到藏区各地,僧人掌政的现象比较普遍,僧人与权力间的结合正说明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是十分强大的,而且是很直接的。喇嘛僧人身穿袈裟,手持权柄,控制藏区,威慑人民。西藏历史上这种特殊的现象一直延续了很久,成为此后西藏“政教合一”地方封建政权沿用的定制。

  在《西藏王臣记》中,还有“蔡巴噶举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记”、“枳公噶举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记”等若干章,都记述了政教互为影响乃至政教合一等内容。

 

  3.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佛教对藏族伦理道德观的制约

  道德本是依靠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信念、舆论来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藏传佛教也把道德纳入自己的教义之中,成为一种劝世谕人的宗教信条。它吸取了人类道德的成果,表现出人类文化的承继性。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修行、善行等方面。目的在于塑造一种宗教式的完美的理想人格,许多藏族文学作品都反映了这种宗教道德观。我们从藏族作家诗《卡切帕鲁训诫》中即可感受到作品在宣传佛教教义的同时也反映出伦理道德观。

  《卡切帕鲁训诫》是作者仿效佛十岁时的教诫,用偈颂体写下的有关教法、世俗、因果、廉耻、慈悲的戒律。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用辔控制贪欲的野马,

  各方面自己掌握分寸。

  起居言行都要有分寸,

  享乐和吃苦要有分寸,

  好吃好穿也要有分寸,

  全做到的是最贤之人。

  作者进一步表明如果待人接物不讲分寸,势必会招致可悲的下场:

  做事没分寸最后会失败,

  经商没分寸最后会蚀本,

  说话没分寸屁股会挨打,

  笑得没分寸最后要痛苦。

  这两段的内容是告诫人们说话、办事要注意分寸,而不可过分,如分寸把握不准就会事与愿违,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从佛教角度来看,这是在宣传“因果报应”的思想,然而这两段文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是行为的规范。对于广大世俗百姓来说,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

  《国王修身论》言道:

  要想自己获幸福,

  利人美德应赞许,

  助人为乐真君子,

  不是君王能君王。

  大慈大悲圣贤辈,

  看到邻国人幸福,

  心中欢喜皆赞许,

  自己幸福接踵来。

  这段内容反映了佛教的利他思想,它告诉人们只有利他才能积下“功德”,为来世积聚“资粮”,进而逃出苦海。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些世俗道德观:个人应以众人的幸福为幸福,要助人为乐,积极地为他人创造幸福,众人获得了幸福,自己才有幸福,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风范十分贴近。

  另外在《国王修身论》中还讲到:

  不要贪恋任何财宝,

  尽量布施尽量供养,

  对于一切贫困众生,

  布施应该慷慨大方,

  如同对于失明盲人,

  使其智慧之目明亮,

  以法布施纯洁无垢,

  王公贵族要做榜样。

  “布施”是佛教的“六波罗蜜”之一,其意思是把财物、体力和智慧等施给他人,“布施”是为他人造福成智而求得积累功德以至解脱的一种修行办法。只有经常不断地发放布施,方可避免坠入恶趣。“布施”与世俗社会的“奉献”有一定的联系,“奉献”,也是要人能够无私地去帮助、拯救他人。从本质上看,尽管“布施”属于佛教的修行范畴,目的是免坠三恶趣,然而它却客观地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意义,使人们建立起助人为乐、无私援助的思想模式,在藏族社会发展史上,逐步完善和补充了伦理道德观。

  4.佛教文学对宣传佛教的作用

  藏族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写的是宗教生活和宗教法理;有些佛教僧侣也利用文学为佛教服务,借以达到弘扬佛法,宣传教义,扩大影响的目的。在藏传佛教繁荣发展时期,佛教僧人竭尽所能地把精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佛教事业上,如此,枯燥的佛教教义便增添了文学色彩,这就容易被人们接受。比如《萨迦格言》,其作者萨班·贡嘎坚赞是萨迦教派第四代祖师,在他的格言中这样写道:

  忍受暂时的痛苦,

  是为了长远的幸福。

  用针炙清除病根,

  是名医常用的办法。

  对有能力而无修养者,

  嗔怒对他特别有害。

  对高尚而又温和的人,

  怎么也不会使他嗔怒。

  以上两首格言,宣传的是佛教忍辱无争的思想。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每一个人都在这茫茫苦海里生活,忍受着无量的苦。这些苦既不是自身生起的,也不是来自造物主,人生之苦是有因缘的。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如何才能逃出人生的苦海,化苦为福?佛家所给予的答案就是“忍辱”。能忍受暂时的苦难,就可换来长远的幸福。甚至在对待敌人的态度方面,也要讲“忍辱”。如《萨迦格言》所言:

  想要消灭全部敌人,

  砍杀决不能使之穷尽。

  如能克制自己的嗔怒,

  所有的敌人都会消失。

  人生苦海把人间比喻成一个茫茫无际的苦海,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意味着进入苦海。生、老、病、死无时不侵袭着人们的躯体:“无常”的烦恼无时不折磨着人们的心灵。人们无论生于贵贱,都为痛苦之地;无论和谁交往,都为痛苦之友;无论怎样享受,都为痛苦受用;无论做任何工作,都为痛苦之计。对于人间这样一个充满苦楚,充满“无常”的苦海,除“忍辱”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藏族传统戏剧《朗萨姑娘》作了明确回答。在这部藏戏中叙述了主人公朗萨姑娘被山官扎钦巴一家百般凌辱和肆意毒打,可怜的朗萨姑娘不堪折磨,命归黄泉。在阴间她目睹了地狱惨景,终于看破红尘:“盛之终为衰,生之终为死,聚之路为尽,合之终为离。”悟出了“总观人生都是苦”、“诸法无常皆为空”的道理。朗萨复活后,不顾婆家的阻拦,父母的劝告,儿子的哀救,毅然割断对世俗的眷恋之情,把对现实幸福的美好希冀转向“没有龌龊,没有纷争,没有烦恼,没有病痛的佛门净土。”她远离喧嚣的尘世,栖身宁静的禅林,为求得来世的“正果”而专心修法。扎钦巴父子也因佛教的感化而改恶从善,皈依正法。

  藏戏《朗萨姑娘》的大部分内容是通过朗萨之口宣传“诸法无常”以及人生是苦海的佛教观点,作者通过朗萨的遭遇和结局规劝人们遁入空门,信佛修法。只有佛法才能帮助人解脱苦难,救人于苦海之中。这部藏戏还向人们展示了佛法的威力,即便是恶人,也可在佛法的感化下弃恶向善,“立地成佛”。

  三、结语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可能将藏族文学作品一一列举,诸多的文化现象也不能面面俱到,本文仅作管孔之见。然而从上述浅显的分析中便可得知无论是藏族的本教文学还是佛教文学,它们除了赋有文学意味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容,这些作品既具欣赏价值又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通过这些文学作品,还可使我们了解藏族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教文学反映了藏族先民的思想意识、认识视野和审美趋向。而佛教文学作品除涵盖这些内容外还更多地反映了佛教、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记述了佛教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

  主要参考书目:

  1.《神话与民族精神》谢选骏 山东文艺出版社

  2.《藏族文化散论》丹珠昂奔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3.《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4.《藏族简志》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5.《藏族史要》王辅仁 索文清 四川民族出版社

  6.《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

  7.《西藏王臣记》 民族出版社

  8.《国王修身论》 西藏人民出版社

  9.《水树格言》 西藏人民出版社

  10.《心经驱鬼》 德格木刻版

  11.《萨迦格言》 西藏人民出版社*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 199504 页号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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