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是在藏族群众中广泛传颂的英雄人物，《格萨尔王传》流传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藏族地区。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断以吟唱方式表达对他的崇敬和赞美之情。

　　《格萨尔王传》是在藏族地区民间流传的史诗，它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且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它所流传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藏族地区，蒙古族地区以及云南纳西族、白族、土族地区都有流行。这部史诗反映了古代高原社会从部族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高原社会从分裂割据的状态，通过征战逐渐走向统一。由于它在民间流传，因此带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特征:民间艺人根据原始素材加工、理解，使故事本身变得更加神奇。作为史诗，《格萨尔王传》反映了藏族史前历史，它在流传过程中，把藏族古代高原社会的一些社会制度，当时的道德水准、价值观念，还有一些民风民俗、语言特色等等都融进去了。因为藏族本身有一种原始宗教信仰——苯教，后来又有佛教传入，通过多少代艺人的传唱，把他们的信仰不断融入到史诗当中。

　　由于藏族史前史这部分，除了考古以外没有任何发现，人们要想了解藏族的史前史，《格萨尔王传》可以提供很多这方面的素材。它是藏族古代高原社会整个社会历史画卷的百科全书，因此在学术上有了更高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杨恩洪女士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一直从事《格萨尔王传》的调查、收集、整理和研究，谈到《格萨尔王传》，杨女士说:“《格萨尔王传》从始创到现在1000多年间，仍以活形态方式在民间流传，这在世界上是比较少有的。因为在国际上一些知名的长篇史诗，像《罗马史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等，都是经过了口头传播的阶段，然后变成了文本形式，被人们记录下来。人们要看它们只能通过书面阅读，听不到史诗是怎样传唱的，当时也没有人记录它，所以什么人传唱，怎么传唱，用什么样的曲调传唱，用什么样的形式传唱，现在人们都不知道了。《格萨尔王传》现在还在传唱，一些藏族民间艺人用他们的大脑进行记忆，所以能代代相传，流传至今。”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格萨尔王传》在藏族流传，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杨恩洪:上世纪80年代我在做艺人调查时调查了一批艺人，现在很多人都去世了，我们抢救了一批资料。我们前两年又下去调查了一次，很多藏族的年轻艺人又培养了起来。现在我们对这部史诗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从一个文学作品，提高到这种口头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支撑，多元文化的社会对这样一种文化的认同，都是很重要的。藏族老百姓非常喜欢这部史诗，它基本属于牧业文化，老百姓把格萨尔和他们心中的神结合起来了。实际上在说唱中表现了一种对祖先神和英雄二者合一的崇拜。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对格萨尔非常崇拜尊敬，除了艺人演唱，在民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婚丧嫁娶中也要唱格萨尔，有鼓舞士气、带来吉祥、祈福等功能。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藏族百姓一听说是来调查格萨尔、研究格萨尔的，都非常欢迎。

　　三联生活周刊:在现代文明面前，一些传统的民间文化往往免疫力很差。为什么《格萨尔王传》在民间流传了那么多年，还能保持那样的生命力，在藏族保证了一代代的传承？

　　杨恩洪:按照史诗流传的规律，它是一种口头叙事，产生于古代社会(民族形成时期)。为什么西方口头传播的史诗现在都没有了？实际上这种史诗都有其发展的共同规律，即经历了从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转变的过程。《格萨尔王传》也在遵循这种规律，逐渐从口头传播走向书面传播。我们现在正是在这种传播中，老艺人一个个都去世了，现在一批年轻艺人又开始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书面文本最终会替代口头说唱，因为某一种文体属于一种特定的时代。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保护很早就开始了，上世纪80年代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民间文学研究所就开始对民间文学进行抢救和保护，当时我们藏文室，首先抢救的就是《格萨尔王传》。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抢救过程是怎样的呢？

　　杨恩洪以:最早搜集整理《格萨尔王传》的除了藏族人以外是外国人，像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达维·尼尔、石泰安教授都曾在藏族地区搜集过。后来我们四川的一些汉族学者也做了一些努力。《格萨尔王传》为什么以前没有得到重视呢？因为当时藏族的官方上层认为它是一种民间的俗言俚语，称不上一种文化。1949年以前，唱《格萨尔王传》的民间艺人也像乞丐一样，浪迹高原以说唱为生，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到1959年国庆10周年，青海省民研会搞了一个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活动，下乡搜集民间文学，其中以《格萨尔王传》为重点，搜集了很多《格萨尔王传》的版本、手抄本、木刻本，以资料形式出现，但当时忽略了民间艺人这部分。其实，故事大部分还保留在藏族艺人的记忆中，文本只是记录了艺人说唱的一小部分。当然整个故事大同小异，格萨尔的诞生，下凡，通过赛马称王，然后开始征战，征服了很多周边的魔，统一三界后完成人间使命，最后是地狱救母，返回天界。但艺人分的部是不一样的，有的分成80部，有的60部，整体的故事从来没有人做过整理。

　　80年代初，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开始抢救，当时国家非常重视，包括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另外流传省区(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内蒙古和新疆)也参加了，成立了《格萨尔王传》工作领导小组。从80年代初到现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普查、出版、整理、研究等等，出版的藏文《格萨尔王传》大概有130部，另外除了抢救手抄本、木刻本外，抢救艺人的工作做得很多。我自己就采访到40多个藏族说唱艺人，实际上当时应该有100多个艺人，对重点艺人进行了重点采访、录音，把他们请到大学、研究所做研究录音。比如扎巴到了西藏大学，桑珠、玉梅到西藏社科院，果洛的格日尖参到了果洛群艺馆等等。我们为艺人录音大约6000小时，最多最全的就数桑珠了，桑珠艺人今年86岁，在西藏社科院，他录了将近2000小时，他是目前能说唱《格萨尔王传》比较完整的艺人。中国社科院和西藏社科院有一个合作项目，专门抢救桑珠艺人大脑中的完整故事，到现在为止我们计划出45部，已经出了30部，还在陆续出版。这在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容易了(老艺人都去世了)。格萨尔的故乡在中国，但过去格萨尔的研究中心却在国外，现在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外国学者的认可，格萨尔的研究中心又转移回了中国。建国后政府在文化上给藏族人民做了两件实事:一是抢救《格萨尔王传》，解放前一些西藏上层根本不知道格萨尔。另一个就是《大藏经》的对勘，过去《大藏经》有不同的版本，如卓尼版、德格版等，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做的大型对勘，把不同版本放在一起，包括国外版本，一章章一句句对，最后出一个校勘本。

　　三联生活周刊:您能回忆一下当年在西藏调查研究过程中印象较深的一些事情吗？

　　杨恩洪:我在昌都的类乌齐县见到一位70多岁的老艺人，名叫卡察扎巴·阿旺嘉措，老人眼睛不太好，他很奇特，从小看铜镜，放一个铜镜，格萨尔的故事就出来了，他能从铜镜里抄写格萨尔，抄出来以后再说唱。这种形式在史诗的演绎过程中也是唯一的，其他的很多艺人都说是做梦或是神授，但这个艺人不是这样。我们在他身边待了一周了解他，聊他的身世，采访他，采访后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生活困难，连从铜镜中抄写格萨尔的纸都没有，没有钱买。我们就找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既然国家这么重视，艺人需要的纸要多少就给他多少。我们说他要抄写格萨尔，不放牧的话，生活还有一定的困难。最后在县政协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政协委员，就有一定的津贴，能保证他抄写格萨尔。

　　我们在寻访中也了解到了艺人是怎么代代相传的，怎么得到这个故事，一代代传播下来。我们也解决了很多艺人的生活问题，慢慢很多艺人就开始有积极性了，抢救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开始虽然有很多不便、很多困难，但经过这20多年的抢救，情况大有改善，很多艺人会主动找我们，比如昂日，他向我们保证如果给他出书的话他可以一年唱出一部。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他们能唱出多少？

　　杨恩洪:他们说都能唱出来，这个故事有大概的脉络，学术界称之为一个开放型结构，比较固定的是头和尾，如天界而来、诞生人间、赛马称王等，都是一些固定的故事母题，是不变的。完成人间的征战后返回天界，这也是一个固定的内容。所不同的是中间的征战部分，有的人能说50个战争，他们根据本地不同传统或本人说唱特点划分，有人分得细一点，有人分得粗一点。但总的来说划分方法是18大宗，一个大宗就是一个城堡，降服一个城堡，取回财宝。有的人能说唱30部，有的人能说唱34部，大宗中又夹杂着小宗。但我们搜集到的像木刻本、手抄本这样的文本中还不能涵盖内容的全部。艺人头脑中的故事更丰富，所以说为什么要抢救桑珠一个艺人头脑中的一个完整故事呢？这是他头脑中的一个完整故事。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会抢救其他艺人头脑中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题是相同的，但在具体情节、语言处理上，每个人对故事的理解或者本地的一些民俗都有差异，所以搜集起来都有价值。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现在只整理了一个桑珠本，也找了几个优秀艺人每人出一本。

　　三联生活周刊:在流传方式上现在有什么变化？

　　杨恩洪:总的来说口头说唱这种形式慢慢就要淡化，越开放，有文化的人就会拿文本看，老人可能还喜欢听，年轻人就不太听了。当然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形式慢慢取代了它，比如像青海的果洛等一些牧区，由于格萨尔在他们心目中既是英雄又是神，有些宁玛派的僧人就把它演绎成了莲华生大师的化身。他们喜欢格萨尔是从神的角度去喜欢。有些寺庙组织了格萨尔藏戏团，把原本说唱艺人的说唱变成了藏戏，用藏戏形式演出。现在藏戏团在青海的果洛、四川的色达(第一个成立了藏戏团)非常有影响。色达藏戏团去年还到英国去演出，得到好评。现在果洛有很多藏戏团，主要都是寺庙的僧人在组织弘扬格萨尔文化。还有一些地方成立了宗教人士主办的格萨尔文化中心，这种形式和寺庙的不同，主要是以保存格萨尔的版本、延续格萨尔的说唱为主要任务，经常举办一些大型活动。另外那曲地区这几年出现了格萨尔的演唱厅，他们请来一些好的艺人(主要是年轻艺人)，是一个新生事物，老百姓进来吃饭喝茶，听格萨尔。2006年11月我们去调查，那曲当地已经集合了十几个年轻艺人，他们在那里定居，从草原走向了小城镇，靠说唱为生。他们与老一辈说唱艺人不同，老的是流浪，他们是被雇用，在那曲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格萨尔文化传播中心。这种新的形式也在替代老的传统说唱，对当地藏族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我们很支持他们的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都是流浪艺人在传唱格萨尔吗？

　　杨恩洪:我们有几位老艺人，像桑珠，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的家乡是在那曲和昌都交界的一个叫丁青县的地方，十几岁因为生活所迫(家里被逼债)就跑出来了，开始流浪，没有任何生活本领也没有牲畜，就开始说唱格萨尔。他从小就听祖父说唱格萨尔，就会说唱。在高原旅行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他就跟着商人驮队、朝佛者走，比如从青海往拉萨走。这些人白天走，晚上烧火做饭，风餐露宿，坐下来听他说唱格萨尔。朝佛者和商人就会给他一点饭吃，一点茶喝。走到一些神山、圣湖、寺院之类的地方，他们就在边上说唱，老百姓也会给他们一点吃的。桑珠到了拉萨，到了山南地区，很喜欢格萨尔说唱的有钱人就把他请到家里，在家里住上一个月半个月，给他饭吃，请他说唱，还请朋友来一起听，临走的时候给一点吃的或者旧衣服，送他上路。

　　最优秀的艺人都是流浪的，因为他们不是在一个地方说唱的。他们浪迹高原，走的地方越多，阅历越丰富。采访的时候听到他们说在一些神山、圣地也见到其他的说唱艺人，他们也会听其他艺人的说唱，这时候就是一种交流。随着这种交流，他们也丰富了自己的说唱。所以说最优秀的说唱艺人一定要经过浪迹高原这个过程，他如果待在一个地方不动，只能是靠祖上传下来很单调的那点东西。另外这些很优秀的艺人出生地点都是过去人们朝佛经商必经的一些通道，在这些地方才能有文化的流动和交流。这些人从小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慢慢开始在大脑里储藏这些故事。后来他们说做了一个梦，一种契机，是神让他们说唱格萨尔的。他们很惊讶自己没学过怎么就会说唱了呢，实际上从小他们就开始逐渐受到熏陶。我们抢救了这样一批很珍贵的艺人。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开始做调查的时候，统计出来有多少人在唱格萨尔？

　　杨恩洪:我们当时普查了一个名单，藏族艺人大概有100人左右，蒙古族、土族也有一些。这些艺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唱片段的，不能完整说唱史诗。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分类，有的艺人是听别人说唱以后学会的，说一些片段或主要的精彩篇目。还有一些艺人是照本说唱的，像四川德格、青海玉树，有的藏族人文化程度非常高，他们掌握几个格萨尔的曲调就可以照着本子唱。因为格萨尔的说唱中有韵文有散文，散文就是叙述故事交代情节，韵文部分就是对话。散文部分就可以念，韵文部分就用他掌握的曲调唱出来，实际上和民间说唱艺人差不多。这些艺人在青海玉树、四川德格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不是靠大脑记忆故事，是拿本子唱，但他们保存了很多音乐的因素在里面，民间流传的很多音乐的素材被他们集中起来。所以当地老百姓不喜欢一曲套百歌的艺人，如果一个艺人拿同一个曲子从格萨尔大王唱到他的大臣再唱到他的妃子，就不承认他是艺人。所以在玉树地区搜集到的曲调非常丰富，有的都是套曲，大王的就是大王的曲子，大臣的就是大臣的曲子，妃子的就是妃子的。只要他一哼起前奏，老百姓一听就知道，这是谁出场了。老百姓也有很高的音乐欣赏水准。

　　真正认为是神授予的浪迹高原的说唱艺人，在当时采访到的只有26人，非常优秀的能说唱长篇多部的。但是20多年过去，现在这些艺人大部分都去世了，可能还剩8个，当然包括桑珠，有的比桑珠身体更差的就不能说唱了。前年我们又申请了一个新课题，把新出现的一些年轻艺人的情况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在青海的果洛、玉树，西藏的昌都、那曲，又发现了一批年轻艺人，大概年龄在40岁以下。和老艺人相比，他们也有自己的特点。老艺人比较传统，现在的艺人唱得更概括更简单，篇幅比老艺人唱得稍短一点。但出现这样一批年轻艺人并不是说我们的口头传统会永远延续下去，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机遇，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大规模抢救格萨尔时正是这批年轻艺人成长的时候，那时候出版了大量格萨尔的本子，还有藏戏。我们在藏区调查的时候，发现几乎家家都有格萨尔的书，当时也很便宜，两三块钱一本，有的帐篷里摆了十几本，有的书都翻得合不上了，黑黑的。我问这书是谁看的，他们说是小孩子看的。小孩子因为在学校里学过藏文的字母，老人想听，就叫小孩念，在长期念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藏文，所以后来他们说格萨尔是扫盲课本。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统计出来的年轻艺人大概数量是多少？

　　杨恩洪:不是太多，主要是在特定地区，像青海的果洛、玉树和西藏的昌都只发现一个17岁的小艺人叫斯它多吉，还有西藏的那曲，我们调查的大概有二十六七个。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说老一辈的艺人还剩下8个，那这些人大脑中的故事抢救得怎样了？

　　杨恩洪:去世的扎巴老人在西藏大学的时候，说自己能唱34部(不算小的宗)，到他去世时候他只录了25部半，剩下的8部半就被他带走了，没人可以续写他的后半部分，成了绝唱。他留下的就是25部半格萨尔故事，现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在出扎巴老人的版本，已经出了11部，还有十几部没出。所以我们一定要抢救一个艺人完整的故事，很多老艺人没说完就走了。现在在世的老艺人就是桑珠可能能说一个完整的故事，其他的慢慢都说不了了，年老体弱，或是像玉梅这样的脑子乱了，说不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桑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故事呢？

　　杨恩洪:他从小出生在一个偏远地区，昌都和那曲交界。那地方是一个通道，青海人和四川人要走到拉萨去朝佛，那里是必经之路。桑珠的外祖父是一个特别喜欢说唱格萨尔的人，但不是一个靠说唱为生的人，是一个小商人。只要每天晚上喝了酒他就爱唱，邻居们都过来听，路过的商人也留下来听。桑珠从小是在外祖父的膝盖上长大的，一直听到了11岁，后来他就做了梦，梦见格萨尔的大将跟他说，你要唱格萨尔，要弘扬格萨尔的事迹。听到这样的话以后，他就想开始试着说唱，慢慢就一点点越唱越多，这也是个积累过程。后来他就开始流浪，走了很多地方，冈底斯山、玛旁雍错他都去过。1959年他流浪到拉萨，赶上民主改革，给他分了土地和牛羊。他一辈子二三十年的时间是走在路上的，他给别人说唱也听别人的，其中他就见过玉梅的爸爸。玉梅的爸爸是那曲索县一个特别有名的艺人，桑珠就听过玉梅爸爸的说唱，觉得非常好。艺人之间通过流浪有所交流。通过流浪，他们获得的信息更多，故事更完整，知识的积累也很多，像桑珠说唱的语言特别好，张口就是谚语、赞词。80年代初，我们在拉萨举办了一次格萨尔艺人演唱会。当时我们想检阅一下我们已经普查过的艺人，能说唱的优秀艺人有多少。桑珠当时是其中之一，最后觉得扎巴唱得很好，桑珠也特别好。桑珠说他有65部，18大宗，18中宗，18小宗，他分得很细。但是由于他现在年龄也大了，几次住院，心脏也特别不好，现在就想把主要的大宗拿出来出版，计划出45部，不能说完全，但主要的情节都包括在内了，也算是比较完整的了。

　　三联生活周刊:桑珠版本整理出来的书出版了多少？

杨恩洪:藏文手抄本出了100多部了，这其中也包括重复的，比如霍岭大战有不同的版本，在四川、甘肃等地发现的版本当地的出版社都出了，但艺人演唱本的出版现在还不太多。桑珠是录音出版最多的，计划在两三年内出齐。其他艺人出了一两部。口头传唱这部分今后还需要大量的工作，因为越是个体的东西其实越有研究价值，文本是经过文人加工的，因为当时能够写字能够认字的都是宗教人士，西藏没有学校，主要的教育机构是寺庙。当然，文本在语言上更规范一点，更流畅，但宗教色彩就浓一些。宗教人士在整理过程中会把自己的一些宗教信仰、价值判断放进去。在比较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被文人记录整理的文本和艺人口头录音说唱有差别。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一些年轻艺人到一些场所进行表演，对传统口头传唱在内容上会带来一些改变吗？

　　杨恩洪:肯定会有变化。格萨尔过去是一种牧区文化，为牧区老百姓说唱的。如果到了像那曲地区的演唱厅里说唱，对象就不仅是牧民，还有一些商人或是过路人，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唱的也是片段。但毕竟是从年轻艺人中挑出的优秀的人才能到这种演唱厅说唱。

　　三联生活周刊:在《格萨尔王传》保护方面，目前还做了哪些事情？

　　杨恩洪:我们还在藏族地区建立了三个格萨尔的抢救与保护基地，专门保护格萨尔。2006年格萨尔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首批名录，基地还在扩大，现在建立的是青海的果洛、四川的德格、甘肃的玛曲三地。我们这些从事研究和保护的人和当地人一起每年去调查口头传唱的发展变化，促进当地的保护，还是很有成效的。尤其是做工作比较多的果洛地区，我已经去过9次了。地方领导也很重视，尤其是地方的僧人特别喜欢格萨尔，用极大的热情来保护、传播它。这种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部、社科院，一定要到这个地区，让本民族人一起来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合力。(主笔◎王小峰，实习生林静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