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历程

　　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怀下，在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1985年超额完成了“六·五”规划（1981年—1985年），受到国家科委的表彰。
　　《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绝不是一个五年计划所能完成的。何况“六·五”规划已开始两年多以后，才于1983年正式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所以，“七·五”期间完全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遗憾的是，1986年在制定“七·五”规划时，《格萨（斯）尔》未能上项，更没有把精选本的编纂列入规划，而将《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编写工作列为“七·五”期间的国家重点项目，由仁钦道尔吉和降边嘉措担任学科牵头人，包括5本专著，即：《〈格萨尔〉与藏族文化》（降边嘉措）、《〈江格尔〉论》（仁钦道尔吉）、《〈玛纳斯〉论》（郎樱）、《南方创世史诗》（刘亚湖）、《史诗理论》（刘魁立）。
　　加强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我也是赞成的。这一项目的确立和实施，对促进和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提高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不需要以削弱《格萨（斯）尔》为代价。恰恰相反，可以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共同发展。
为了将《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下去，我和课题组的其他同志向院领导和全国规划办反映情况，不厌其烦，一次再次申述，领导上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整个立项工作已经结束，最后经规划办批准，作为“滚动”项目，在“七·五”期间继续进行下去。
到1990年，我们超额完成“七·五”规划。1991年初制定“八·五”规划时，整个《格萨（斯）尔》工作又未予考虑。
当时我正在国外进行学术访问，杨恩洪同志向院、所两级领导汇报，我回国后，我俩又一起向院领导和全国规划办提出申请，直至引起胡绳院长的关注，胡老亲自给中宣部和全国规划领导小组写信，要求将《格萨尔》工作列入“八·五”规划。最后将“《〈格萨尔〉优秀艺人说唱本丛书（科学版）》”列入规划。
　　后来，我们说在“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连续三次”将《格萨（斯）尔》工作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一方面是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前面谈到，“六·五”立项十分顺利；“七·五”很勉强，属于“滚动”；“八·五”就危险了，差一点落空。若不是胡老亲自关怀，肯定上不去。而精选本的编纂工作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上。
《格萨（斯）尔》工作面临半途夭折、前功尽弃的危险。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重视。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88年和1990年，先后有几十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国家加大对《格萨尔》工作的支持力度，并拨出专款编纂出版《格萨尔》精选本，作为体现国家水平的正式版本。并明确建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进行这个项目。这样的提案并不多见。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感动。
　　但是，人大、政协的提案也未能得到贯彻落实。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一拖又是几年。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同课题组内和社会上愿意从事精选本编纂工作的同志一起，默默地、艰难地、同时又是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准备。准备工作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资料准备。
　　第二．学术准备。
　　第三．组织队伍。就是说，发现、选拔、培养、团结和组织一切愿意
　　从事《格萨尔》工作、尤其是精选本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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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转折

　　1994年7月，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加快西藏发展的大政方针，作出了援助西藏建设62项工程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决策。中央发出号召，全国争相响应，神州大地很快形成了一个“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热潮。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提案委员会根据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和要求，敦促各有关部门尽快落实人大、政协的提案。
从1985年到1995年，整整等待了10年，我认为再不能拖下去，于是直接去找主管文学片的副院长汝信同志。我直接了当地对汝信同志说：自从周扬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我们再也听不到院领导的声音。希望您关心一下《格萨尔》工作。
　　汝信同志说：“我怎么能与周扬同志比？我的才学，我的威望和影响都不如他。”
　　我坦率地说：“汝心同志，您的才学、威望和影响不如他，但您可以学他的精神，继承他开创的事业，帮助我们把《格萨尔》工作进行下去，而不要这一事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我说：“我们已经整整等待了10年，奋斗了10年，磨炼了10年。汝信同志，为了这个课题，我熬白了头发，这您是看见了的。请您想一想，人的一生有几个10年？！何况这10年是非常宝贵、非常关键的10年！”我说这些话时，有点动感情。
　　汝信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汇报，他并没有因为我的直言和坦率而生气，恰恰相反，表示理解和支持。他问我目前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院领导做哪些事？我说：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落实1983年桂林会议精神和人大、政协的提案，贯彻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尽快立项。
　　汝信同志说：好吧！你给所里讲一讲，我给科研局打个招呼，你们拿出个方案来，再向上报。
　　也就在这时，我们所领导班子换届，文学所所长张炯同志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并担任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炯同志和副所长郎樱同志都热心于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对《格萨（斯）尔》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一上任，就听取我的汇报，并明确表示：要把支持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加强《格萨（斯）尔》工作，作为这一届领导班子的重要任务。
　　在这种大好形势鼓舞下，经所领导同意，郎樱和我们去找汝信同志汇报。汝信同志明确表示同意立项，并当即在我们的报告上做了批示。他还说：你们这一课题需要几百万元。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也不算多；中央非常关心西藏，这笔钱也应该花。但是，在我们社会科学领域，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你们知道，院里一个课题只有几万元，最大的课题也只有几十万。你们这个课题需要几百万，院里可能解决不了。汝信同志指示我们向龙永枢副院长汇报，向财政部申请专款。永枢同志是主管行政和财务的副院长。为了顺利立项，并争取专款，汝信同志还指示我们去向中宣部、规划办和国家民委等有关方面汇报，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们向龙永枢副院长汇报，永枢同志也非常重视，向我们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并进行课题论证。这方面我们早有充分准备，永枢同志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对我们在前一阶段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满意，当即做了批示，并指示院计划管理局局长朱锦昌办理。
　　我们又向中宣部、规划办、国家民委和文化部等有关方面汇报，他们都很支持，说需要他们做什么工作，都愿意积极配合。最后，1995年5月，我们到财政部汇报。刚好文教司副司长詹静涛同志从西藏考察工作回来，要落实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他对西藏的文化教育情况非常熟悉，也了解《格萨尔》工作的情况，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业，应该积极支持。当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也正在计划出版藏文《大藏经》对勘本，申请专款。詹静涛同志说，你们把材料放下，我们研究一下，向部领导汇报。两天后，詹静涛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们的项目部领导批下来了，赶紧来办理手续。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财政部，文教司的同志将有关文件给我看。我们原来申报的课题经费是336万元，藏学研究中心申报的《大藏经》对勘经费是2400万元。《大藏经》如数批准，《格萨尔》精选本的经费增加到600万元。詹静涛同志说：我们估算了一下，这么大的课题，300多万肯定不够，给你们增加一点，给600万。”詹静涛同志解释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还很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们的钱都来自人民，是各族人民的血汗钱。我们每花一元钱，一分钱，都要考虑是否对得起各族人民，一元一分都不能浪费。但是，该花的还是要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终还是为藏族人民、为各族人民服务嘛！詹静涛同志还说：“这600万里，不包括物价上涨的因素；如果以后不够，还可以追加。作为一个学者，您的任务是管好用好这笔经费，集中精力搞好《格萨尔》的编纂工作，搞出精品来，向祖国汇报，向藏族人民汇报。而不要成天为经费够不够这样具体问题而操心。”
　　一位年轻的处长不无感慨地说：他来财政部将近10年了，所有上报的项目，包括中央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区报上来的，几乎都要砍掉一部分，有的砍去三分之一，甚至拦腰一刀，砍去一多半。唯有你们这个项目，不但没有减，而且几乎增加了一倍。
另一位同志告诉我，之所以给我们增加经费，一方面是因为《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工作的确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司里领导在研究时认为，你们很实在，每一项开支都清清楚楚，没有虚的假的，没有水份。
这个结果不但使我很受鼓舞，更使我深受感动，借着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的东风，依靠党的好政策，一路顺风顺水，方方面面对我们都非常关心和支持。
　　另一方面，从1985年到1995年，我们默默无闻地、脚踏实地地进行工作，探索了10年，期待了10年，准备了10年，奋斗了10年。如果从1983年提出这个任务开始，则是12年。令人遗憾，让人痛心的是：在这12年的时间里，一些同志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上、用在《格萨（斯）尔》研究上，“功夫在诗外”，企图用非学术的手段达到学术上达不到的目的，阻力之大，障碍之多，完全出于我的意料。因此，我们——首先是我自己，非常不情愿地、逼迫地、无谓地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熬白了头发。但是，也磨炼了自己，同时也感动了“上帝”——这“上帝”不是别人，而是各级领导，各有关方面的人士，包括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现在是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时候。批准立项，得到专款，也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说自从周扬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再听不到院领导的声音，是相比较而言。院领导对《格萨尔》工作一直是很关心的。1991年在京举行《格萨（斯）尔》成果展览时，胡绳院长给我们题词“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则。1994年又给我的专著《〈格萨尔〉与藏族文化》题写书名，以资鼓励。
不仅如此，我们的工作还得到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铁木尔·达瓦买提、司马义·艾买提、布赫、杨静仁等各民族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1986年，乌兰夫同志出席我们的《格萨（斯）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所有这些，对扩大《格萨尔》的社会影响、提高《格萨（斯）尔》的学术地位、推动《格萨（斯）尔》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证精选本的政治质量和学术水平，经院领导批准，我们聘请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著名藏族学者、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贡唐仓·丹贝旺旭、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东噶·洛桑赤烈担任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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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启动

　　1955年5月批准立项之后，精选本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这期间，我们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一，撰写编纂大纲。
　　按照原来的设想，我们拟邀请和组织全国从事《格萨尔》工作的专家
学者参加这一工作。我们早就有联系，很多同志都有积极性，一听说批准立项，并有专款资助，大家都很高兴，纷纷要求参加，申请任务。但大家都没有经验，因为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他们希望课题组提供一个编纂大纲，使大家有所遵循。当时杨恩洪同志到德国波恩大学进行学术访问，课题组实际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于是由我着手撰写编纂大纲。
　　这年6月，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议在奥地利举行，我国有不少藏学家应邀出席。我也前往参加。我带着未完成的《编纂大纲》，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洛桑等同志一起，向国际藏学界的同仁、各国的专家学者介绍藏文《大藏经》的对勘和《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工作。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用这两个项目的具体事实作例子，介绍我国在保存、弘扬藏族文化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宣传我们党和国家对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第二，虚心听取、广泛征求各国藏学家对编纂精选本的意见、建议和设想，与他们对话和交流，以便使我们的方案更加完善、更加全面。
就我自己接触到的情况来说，国外的藏学家们、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对这两个项目都给予充分肯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在这一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甚至个别对我国政府采取不友好态度、在某些问题上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基本事实。
藏学会结束后，东噶·洛桑赤烈活佛和我应英中友好协会的邀请，到英国进行学术访问。东噶活佛是一位著名的藏学家，当时担任西藏大学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同时也是精选本编纂工作的学术顾问，他一贯关心和支持《格萨尔》工作，也是1990年政协提案的发起人之一。英中友协是创建于50年代初的一个民间组织，为发展英中友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协会的负责人说，东噶教授和我是他们协会邀请的第一批来自中国的藏学家，给予我们热情款待，为我们的学术活动做了很好的安排。他们安排我们俩到剑桥、牛津、伦敦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进行参观访问，并做学术报告。在这些地方，我主要讲《格萨尔》，讲精选本工程，一方面宣传我们的成就，同时介绍我们的设想，征求国外学者的意见，与他们对话和交流，向他们请教。
　　结束在英国的学术活动，东噶教授应邀到法国讲学，我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参加国际汉藏语言学术讨论会；会后，应邀到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短期学术访问，在这些学术单位，我都讲《格萨尔》，讲精选本。我们对于精选本的设想和方案，基本上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认同，国际藏学界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国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看到精选本问世。
　　我于11月回国。当时社科院和全国规划办正在制定“九·五”规划。我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集中精力修改《编纂大纲》。为了得到院、所两级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我将《编纂大纲》改为《汇报提纲》，于1996年1月28日上报所领导和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请他们审议，同时报送国家民委文化司、文化部民族文化司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他们的负责人都是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早在50年代，这几个部门对《格萨尔》工作就十分关心和重视；在社科院成立之前，《格萨尔》工作就是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在张炯同志主持下，专门召开所长办公会议，听取我的汇报，一致表示赞成《汇报提纲》，对我们前段时间的工作表示满意，要求我们按计划抓紧进行，力争出精品。张炯同志要求我把《格萨尔》工作、首先精选本的编纂工作作为终生的事业来进行。
领导小组成员、民委文化司副司长陈家才同志还提出：编纂藏文《格萨尔》精选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但在学术上很有价值，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编纂藏文本，只是第一步的工作。我们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只有藏文，没有汉文，别的民族的读者没法了解，不但各族同胞之间无法交流，也会影响《格萨尔》本身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他建议我们在做好藏文本编纂出版工作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翻译。陈家才同志说：在政策上、经费上，需要什么支持和帮助，我们民委一定尽力，共同促成这件事。
　　二，组织队伍，分工负责。
　　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藏文室只有4个人，这么大的课题，必须依
靠和组织全国各地从事《格萨尔》的专家学者。从50年代开始，即进行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到1996年我们已经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各民族成分组成的很好的队伍，大家都有这个积极性，很多人都愿意参加精选本的编纂工作。一些同志把能够参加这一工作当作一个荣誉，一种责任；一些年轻同志则当作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关键是要很好地把大家组织起来。我们采取组织推荐、自愿报名、课题负责人选择、所领导审批等多种形式，确定了第一批参加编纂工作的同志。
　　精选本共40卷，“九·五”期间计划编纂出版12卷；“十·五”编纂出版13卷；争取在1910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完成40卷的编纂出版工作。
　　经所领导批准，1996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两个议题：
　　第一，讨论、修改《编纂大纲》。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集中大家的经验和智慧，总结、交流建国以来从事《格萨尔》搜集整理的经验，讨论、研究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编纂大纲》，使课题组全体成员都明确编纂方针和原则。
　　第二，具体分工。愿意参加的同志很多，各人、各地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经反复协商、研究，确定了第一批12卷的分工，有的是一个人编纂一卷；有的是两、三个人编纂一卷，自愿组合，课题组共同研究决定。
　　三，确定选目。
　　在方针、任务确定之后，确定本子，是一个关键。前面谈到，《格萨尔》有120部，加上各种异文本，全国藏区已经搜集到的，有300多部手抄本和木刻本；此外还有5000多盒磁带，约300多部。按照传统的说法，《格萨尔》有诞生史、四大降魔史，还有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等等。但是，在历史上从未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搜集整理，前后顺序也从未有人汇总编排。这一工作，早在1984年在拉萨召开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七省、区第一届《格萨（斯）尔》说唱艺人演唱会时，我们与西藏社科院和西藏师范学院（即西藏大学的前身）合作，做过一些研究。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进行这一工作。
　　扎巴老人是当代最杰出的《格萨尔》演唱家，为《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们这条战线、这一学科领域一面光辉的旗帜。扎巴老人生前共说唱25部，总计近60万诗行，600多万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套艺人说唱本。它凝聚着人民艺术家扎巴老人的智慧和艺术天赋，是他生命的结晶。
　　因此，这套精选本，拟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同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昂仁、古如坚赞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吸收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和长处。
　　由于这个工作量很大、学术性很强，为慎重起见，当时只确定了前12卷。

　　关于《格萨尔》的结构，按照传统的说法，有《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等分部本作为序篇，描绘了整部史诗的基本框架。接着是四部降魔史。格萨尔降伏四大魔王的英雄业绩，构成了史诗的主体部分。其它各部，都可以看作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由此便产生出“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等部。最后是《地狱救母》、《安定三界》
　　民间艺人在说唱时，常常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史诗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
　　“上方天界遣使下凡”，是指诸神在天界议事，决定派天神之子格萨尔到世间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拯救黎民百姓出苦海。“中间世上各种纷争”，讲的是格萨尔从诞生到返回天界的全过程，这一历史，构成了格萨尔的全部英雄业绩，也是史诗的主体。“下面地狱完成业果”，是说格萨尔完成使命，拯救坠入地狱的母亲，以及一切受苦的众生，然后返回天界。
　　《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通过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的英雄业绩，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降妖伏魔、惩恶扬善、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维护公理、主持公道、消除苦难、造福百姓、铲除人间不平、伸张社会正义的主题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整部史诗。正因为《格萨尔》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表达了人民的心声，表现了藏族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在深受苦难的藏族人民当中引起强烈共鸣。这是《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我们这套精选本，就是按照这一艺术结构编纂的。
　　总的原则是： 择优选粹，取其精华，尽可能保持《格萨尔》的原始风貌和文化底蕴，使文学性和学术性达到高度的、和谐的统一。
　　既要保持民间文学、英雄史诗固有的风格和特点，保持史诗的神韵，又要提炼和升华，使之更突出、更鲜明、更强烈、更有感染力，更能震撼人心，更具有艺术魅力，也更有可读性。因而也更有利于《格萨尔》本身的继承、流传和发展，深入发掘她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她“百科全书”的多功能性。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一年7月，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与西北民族学院合作，在兰州召开第四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把《编纂大纲》和选目拿到会上，征求各国专家学者的意见。会议结束，我到青海进行学术考察，又广泛征求了青海藏学界和民间文学界的意见。他们都认为选目比较准确，给予认可。同时就编纂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他们所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他们认为编纂工作是一项从未做过的事情，学术性很强，难度很大，大家都没有经验，而参加编纂工作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又不能集中在一起，很难保证学术质量。因此建议课题组、尤其是项目负责人要做好规划，总体把握，统一编纂方针和原则。
在选目过程中，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西藏社会科学院《格萨尔》办公室的同志们，尤其是原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所长丹真教授给予许多帮助，因为他对《格萨尔》的各种版本、尤其是扎巴说唱本非常熟悉。在此，我要向所有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尤其是丹真教授表示深切谢意。

　　四，编纂范本。
　　正如一些同志所担心的那样，有了《编纂大纲》，确定了方针和原则，
也开了会，分了工，似乎都已明确。但是，到实际进行编纂时，大家还是感到没有底，不知如何着手。因此建议我编纂一个范本，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原来分工，我就承担了第1卷，西藏自治区民委的丹增平措负责第2卷。还有其他几位同志参加。但是，他们觉得比较难，加之本单位的工作很忙，抽不出更多的时间进行编纂，先后都撤了。我的原则是：自愿组合，来去自由。但是，一旦承担了任务，就必须按照《编纂大纲》和课题组的要求，认真进行编纂，确保学术质量。
　　于是我与丹增平措同志合作，编纂第1卷《英雄诞生》和第2卷《赛马称王》，也就是诞生史部分。实事求是地讲，这是最难的部分。这之后，就是四部降魔史。如果把这几卷编好了，整个精选本的框架就确立了，以后各卷也比较好编。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97年底，我俩编成了前两卷。经所领导批准，计划管理局拨给经费，由我院文印社印制送审稿。印制这部本子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作为编纂人员学习和参考的材料。对课题组内部来讲，这是一个范本。
　　第二，征求各方面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的意见。对专家学者和领导来讲，这是送审稿。
　　我首先将送审稿送给我们的顾问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贡唐仓活佛和东噶·洛桑赤烈教授。其次送给部分藏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发起人），以及在京的一些专家学者，如：中国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民族出版社、民委翻译局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他们对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补充、修改的意见。
　　1998年1月，课题组召开了第二次编纂工作会议。一方面征求对第一、二卷的意见；同时汇报编纂情况，检查工作进度。
　　会议决定1998年要完成第一、二卷的修改和审定，编纂后4卷。1999年是建国5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以出版前6卷、编纂完成后6卷的优异成绩，向伟大祖国、向西藏人民献上一份厚礼。2000年出版后6卷，这样就可以确保完成“九·五”规划，并为完成“十·五”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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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与障碍

　　但是，第二次编纂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未能完成。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干扰与障碍，麻烦与困难。
　　1999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头。正如中央领导所指出的那样：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焦点也多。但是，我认为，首先是大事、喜事多。形势大好是主力。
　　然而，令人遗憾、让人痛心的是：由于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干扰和障碍，麻烦和困难，该调的人调不进来；该借的人不让借，该使用的、经过审批的、正当的课题经费无法使用，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原因，课题组工作几乎处于停止状态，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苦撑苦熬。在全国各族人民、各行各业以优异成绩欢庆建国50周年，西藏人民欢庆砸碎奴隶枷锁、埋葬万恶的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新西藏的主人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格萨尔》这一学科却交了白卷。
　　这使我想起了40年前的事。当时我还在民族出版社，还没有参加《格萨尔》工作。1958年，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采风”的号召。在这一“采风”运动的推动下，在广大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开展了《格萨（斯）尔》的搜集活动，为此，中央宣传部还专门发了文件。当时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困难，这一工作主要在青海、四川和内蒙古等地区进行。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搜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我国的整个民间文学界受到震动和鼓舞。1959年10月，他们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1960年，著名蒙古族《格斯尔》说唱艺人琶杰作为文化界的先进个人，来到首都北京，在刚刚建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全面评述这次“采风”运动的成败得失，不是我的任务，也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讲清楚的。但是，通过这次采风运动，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格萨尔》和藏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和民间文学的发掘和整理，却是事实。而直接组织和领导这一工作的，就是周扬、贾老、马老和平凡等同志。从那以后，开始了延续至今、历时近半个世纪、成绩巨大、影响深远、还将继续进行下去的《格萨（斯）尔》工作。
　　40年后的今天，1999年，我们各方面的条件比40年前不知好多少倍，可以说不可比拟。然而我们却没有完成“九·五”规划，没有做出本来应该做的、经过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事情。
　　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我们交了“学费”，就应该学到一点东西，有所长进，增长一点知识，使自己更成熟一些，也更坚强一些。否则，这“学费”不就白交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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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成效

　　1998年下半年，我所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新的领导组成了。为了改变这种困难和被动局面，确保“九·五”规划的顺利完成，我再一次做了努力。1999年元旦我也没有休息，利用假日，给联合党委写了专题报告，有10000多字，几乎等于一篇论文，提出了具体建议和意见。元月3日一上班，我就将报告交给党委领导。
　　党委和所领导很重视。新任所长杨义同志说：新班子组建后，讨论的第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格萨尔》，要把这一课题作为所里的重点项目，“龙头工程”，要能够起到带动和促进其它课题的作用。杨义同志还说：我们社会科学院在被称作“神州第一街”的长安大街，你们要把藏文《格萨尔》精选本搞成“神州第一书”，要能够体现雪域文化的精华和风采，要与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地位、要与社会科学院所在的地理位置相称。
　　这是很高的要求，也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为了加强对精选本课题的学术指导，决定成立专家组，由杨义担任组长，邀请各方面、各个学科的专家担任专家组成员。
　　为了保证学术质量，进一步做好审定工作，组成审读小组，由我和角巴东主同志（青海省文联《格萨尔》研究所所长）负责，对书稿进行全面的加工修改。
　　1999年5月,召开了第三次编纂工作会议。同年10月，又邀请全国藏区的专家学者，举行“专家审稿会”，虚心地、认真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请他们帮助审读修改。2000年7月，在基本上完成修改的基础上，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听取课题组的汇报，对书稿进行全面审查。专家组在基本上肯定书稿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和指导性意见。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从今年4月开始，审读小组对前4卷做了全面的修订。审读小组原有5个人。但是，一个出国学习去了；一个生病，本单位的任务也很重；角巴东主远在青海，只能担负一部分工作。只剩明久和我。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明久同志本身的业务工作也很忙，但是，国家民委翻译局和藏文室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从4月份直到现在，放下局里的一切工作，专门协助我审读稿件。若没有翻译局和明久同志的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我很难在今年10月完成前4卷的审读修改工作，精选本的学术质量也难以保证。
　　我愿借此机会，向国家民委翻译局和藏文室的同志们，向明久同志致以深切谢意。
　　坦率地说：我们是在严肃地、认真地、负责任地进行编纂和审读工作。多年来，尤其是今年4月以后，我们集中精力进行修改审定。我们工作得很苦、很累。前4卷、5册，共200万字，只有两个人改稿。大家知道，今年夏天，北京遇到了少有的高温天气，明久家里没有空调，他冒着高温工作，常常是“汗流浃背”。我们放弃了一切假日、节日，常常工作到深夜。不要说体力和精力跟得上跟不上，首先我的视力就受到严重损害。去年院里进行体检，医生说我的身体还好，别的方面没有大的毛病，但视力太差，有早期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一再要我注意休息。但是，为了完成审读、修改工作，我不敢稍有懈怠，熬夜熬得角膜发炎，眼球发胀，流泪不止，常常是一面点眼药，一面审读；或者一面热敷，一面改稿。我在这里，不是要表白什么，只是要说明一些事实，一种真相。我们是自觉自愿地进行这一工作，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这是我的选择”。因此，也就无怨无悔，无欲无求。我想说明的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我可以说：问心无愧。
　　现在，经过课题组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经过17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各有关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排除了各种干扰和障碍，精选本前4卷《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和《霍岭大战》已经出版。
　　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如果将40卷精选本比作一座宏伟的艺术大厦，那么，这4卷是支撑这座艺术大厦的4根栋梁，为这艺术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以后各卷的编纂工作就比较地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榜样，一个范本，一些可供借鉴和参考的经验教训。道路已经开辟，今后的路就比较地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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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而道远

　　我说“今后的路比较地好走”，是相对而言。古人说；“行百步而半九十。”而我们精选本要编纂40卷，前4卷，只是它的十分之一，今后的道路还十分漫长。还需要经历许多艰难和曲折，还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干扰和障碍。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大意。
　　藏文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只是一个方面，早在1983年第一次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时，民间文学界的老前辈钟老、贾老和马老就提出了汉文翻译的任务。钟老已经是96岁高龄，今年5月，我去向他汇报时，他再次提到翻译问题。贾老今年86岁，他是我们第一任所长，也是《格萨（斯）尔》工作最热心的提倡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也多次提出翻译问题。而这一工作至今尚未列入计划，长期处于“建议”、“议论”阶段。
　　整个《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是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精选本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八五”规划中的“《格萨尔》优秀艺人说唱本丛书”（科学版），也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它们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40卷精选本的编纂出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它本身也是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其中又包括许多具体的内容。同时又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编纂精选本，又不是《格萨尔》的全部工作。《格萨尔》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作。搜集整理、艺人说唱本的整理出版、资料库的建立、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翻译、国内外文化交流等各项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妨碍，互相影响，互相抵消，恰恰相反，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共同发展。
　　因此，《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作为一个事业，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真是任重而道远。
　　在精选本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前4卷正式出版之时，著名说唱艺人扎巴老人、我们尊敬的顾问、一贯关心和支持《格萨尔》工作的贡唐仓·丹贝旺旭活佛、东噶·洛桑赤烈教授，还有一贯关心《格萨尔》工作的降央伯姆女士，不幸逝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没有能够看到精选本的出版。降央伯姆是德格土司，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土司之一。德格土司自称是“英雄格萨尔大王的后代”，当地的格萨尔神庙，被当作他们的家庙，他们家族历来有收藏各种《格萨尔》手抄本和木刻本的传统。解放以后，降央伯姆女士长期担任我们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关于加强《格萨尔》工作的提案，她是主要的发起人之一。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仅从这一点，也说明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应该具有起码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同心同德，抓紧时机，聚精会神，尽心尽责地完成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做好《格萨尔》工作，加强学科建设，而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别的方面。
编纂出版《格萨尔》精选本是一项意义重大、学术性很强、难度很大的工作。我们缺乏经验，会遇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于各级领导、社会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最真诚的谢意。这一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一切关心《格萨尔》工作的专家学者，随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们将虚心接受，认真改正，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圆满完成编纂出版任务。

2000年10月2日

　　四。整个《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是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精选本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八五”规划中的“《格萨尔》优秀艺人说唱本丛书”，也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它们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40卷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它本身也是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其中又包括许多具体的内容。同时又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编纂精选本，又不是《格萨尔》的全部工作。《格萨尔》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作。搜集整理、艺人说唱本的整理出版、资料库的建立、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翻译、国内外文化交流等各项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妨碍，互相影响，互相抵消，恰恰相反，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共同发展。
　　编纂出版《格萨尔》精选本是一项意义重大、学术性很强、难度很大的工作。我们缺乏经验，会遇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于各级领导、社会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最真诚的谢意。这一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一切关心《格萨尔》工作的专家学者，随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们将虚心接受，认真改正，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圆满完成编纂出版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