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格萨尔》（以下简称土《格》），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土《格》上册和中册出版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专家们的高度重视。第一任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际著名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学家贾芝先生指出：“土《格》，描写的竟是另外一个世界：主角格萨尔王不再是神，而是一心为解决人民群众有饭吃、不挨饿的人世英雄，是远古原始社会时代由群众推举的一个国王，多么有趣！我们面前好像是一篇美丽的童话……”。①“土《格》显然自有她的独特的故事内容。”，② “它不仅对不识原文的专家学者提供了方便，而且为文学专业的教学及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科学精品，可以说，这是具有经典性的科学版本”。③长期从事藏族文化书籍出版的王振华编审评价说：“该书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许和首肯，特别是在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博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赞誉”。④语言学家黄布凡教授指出：土《格》“它的价值不仅仅反映了藏族英雄史诗流传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研究藏族《格萨尔》在不同地区的变体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土族人民的历史、社会、民俗、文学和语言的珍贵资料。土《格》是藏、土两族人民文化交融的结晶，是土族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语言学上它还有特殊价值，是研究土族语言、藏语方言和双语相互影响的宝贵材料”。⑤以上均为几位老前辈和学者们对土《格》的首肯，也是对我们这些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的鼓励和鞭策。
    土《格》在说唱时有它独特的形式和严格的一套程序。我的父亲（更登什嘉）是目前在国内还健在的唯一的一位能够说唱长篇土《格》史诗的民间艺人，据他讲：“土《格》的这些说唱形式和程序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如果在说唱土《格》时不进行这些规矩，一方面会触犯神灵和格萨尔，另一方面对说唱者（艺人）会有罪过和因果报应的”。就因为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艺人在说唱的前几天要到十里外的山沟深处，取回一些没有受到污染的六至九个泉眼中的泉水，同时还要从此山中背一捆松柏树尖端的松柏枝来，以备说唱时用它煨桑，以此来敬奉神灵和格萨尔。说唱前首先要对说唱场地进行清扫和用柏树枝烟熏燎，然后穿戴《格萨尔》艺人特制的衣帽，煨桑焚香、点燃佛灯、供奉净水、念颂祈祷词，还要用酒或净水等敬奉上部天王神、中部财宝神和下部龙王神以及各路山神、家神等。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除病免灾，使六畜兴旺发达，农田物阜年丰；另一方面是对格萨尔的敬仰和爱戴，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程序之后才开始说唱。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及与藏民族的长期深入的交往等原因，造成了土《格》独特的说唱形式和内容。在说唱时，用藏语咏唱其韵文部分，韵律与行序都没有限制。然后，用土族语进行解释，但这种解释并非原文原样地照释藏语唱词，而是在解释了藏语唱词的同时，又加述了许多具有土族古老文化特质的新的内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针对这一情况，我在整理土《格》时，就采用了国际音标记音的方法，将其完整、科学地记录，然后，用藏文和汉文对其唱词进行对译。对土族语叙述的部分，先用国际音标记音，再用汉文逐词逐句地进行对译，最后再把藏语和土族语统一翻译成汉文。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遵循一个宗旨就是保持其资料的原始性和科学性。这样既显现了土《格》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又突出了浓郁的土族文化特色；它不仅体现出了藏族《格萨尔》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其他民族的深刻影响，而且它以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藏族《格萨尔》，这也充分反映出了土族人民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时的创造精神。
    土《格》的这些特点和原因造成了它与其他民族的《格萨尔》的不同性。土《格》除了整个故事的轮廓和主人公与藏族《格萨尔》相似外，从内容到结构、从事件到整个故事都与其他民族的《格萨尔》不同。从已经完成的这两本土《格》的整个内容来看，它主要讲述的是：格萨尔从神子到人子，从天界到人间，从一个普通的人到成为部落首领，尔后，又带领他的臣民们，从求助神灵到自己动手，从求外援到发展自己，从畜牧到农耕，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这样一个过程。我的父亲唱一段，说一段，说说唱唱，艺术地再现了古代土族人民的创业史。故事中的主人公既有人性也有神性，故事中的诸神灵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但总的趋势是从“神话时代”转向“英雄时代”，非常有趣。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采。涵盖了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神话、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萌芽状态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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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格》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样的说唱体的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长期以来，土族作为西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与汉、藏、回、蒙古等兄弟民族的相互交往中不仅在语言方面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影响，而且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受藏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刻，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土族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文字。因此，反映土族社会历史的大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谣、谚语和寓言等独具魅力的土族民间文学，只有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承袭下来，成为土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土《格》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之一；其二，《格萨尔》最初传入土族时，它的原形也许是和藏族《格萨尔》相同，韵文和散文都是用藏语来进行传唱的。但是，一种他民族的文化传播到其他民族中时，必定要经过这个民族民间艺人的修改和加工，以符合这个民族人民的生活、心理、观念、环境、审美等等。这种文化才能受到其他民族人民群众的喜爱、传唱，从而源远流长，流传百世。所以，土族民间艺人在吸收、传播藏族《格萨尔》时，他们在保留原藏文韵文体的基础上用土族语来进行解释，这样经过民间艺人们一代接一代地传唱，就形成了现在的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土《格》，并且在传唱过程中又将本民族的民族英雄事迹和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质的内容融进了《格萨尔》，形成了现在的土《格》。在以上的这种情况下，藏族《格萨尔》得以于在土族群众中传唱，并形成具有土族文化特质的《格萨尔》而流传至今，保存的完整和原始性，实属罕见。《格萨尔》自从传入土族之日起，虽在韵文方面保留了它原来的特色，但在一代一代的传唱过程中藏语唱词越来越趋于简单化。同时，唱词中的藏语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土族语的影响。而且，在藏语唱词中仍然保留着许多藏语的古音、古词，甚至是原始的发音（在此不一一举例说明了）。只是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上越来越接近于土族语的发音。这就是我在整理土《格》时，将其中的藏语和土族语严格、准确地用国际音标记音的原因之一。
    土《格》独特的说唱形式和内容，给我们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这也是一项把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变成书面文学的过程。要想完成这部土《格》并非一件易事。从1994年至今，我已经完成了《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册《格萨尔投胎人间部》和《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中册《格萨尔为民解贫济苦部》。其中，《格萨尔投胎人间部》是25盘录音带，达到4872行，约103万字；《格萨尔为民解贫济苦部》是48盘录音带，达到9292行，约150万字，这两册共计73盘录音带，达到了14164行，约253万字。《土族<格萨尔>》下册《虚空部》是48盘录音带（现正在整理当中）约能达到9700行左右，字数也在150万字左右。据老艺人讲，这只仅仅是完成了土族《格萨尔》全部内容的五分之二，还有大量的、更精彩的内容没有录音。如：《格萨尔招兵买马部》（约100盘）、《格萨尔大战魔王部》（约60盘）、《格萨尔大战里域部》（约50盘）、《格萨尔大战卫藏部》（约50盘）、《格萨尔大战桑域部》（约50盘）、《格萨尔归天部》（约50盘）等，以上累计录音带360盘，可达69840行，约1250万字。面对以上这些数据，我们百感焦急。因为，能够说唱长篇土族《格萨尔》史诗的土族民间艺人在我国目前还健在的只有王永福（更登什嘉，男，土族，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朱岔乡朱岔村）一人，而且他今年已经74岁高龄、体弱多病、身体欠佳。所以，对我们的搜集、录音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为了尽早地完成这项工作，他不顾年迈多病、密切配合、细心地传授着。他为《格萨尔》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格萨尔学领域中立下了丰碑。为此，我们也十分感谢老艺人对我们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已经出版了的土《格》上册之前还有一部分内容尤为珍贵。因为，当初对土《格》录音时，没有向我父亲说明清楚要他把《格萨尔》从头唱起，而只是要求他说唱《格萨尔》，这样父亲在说唱时误认为就只唱格萨尔，于是，他就从格萨尔诞生时唱起的。当土《格》上册和中册出版以后，到1999年暑假我回家准备录制土《格》下册的内容时，饭后向父亲问起土《格》中的阿朗恰干在格萨尔诞生时，就已经是九百九十岁高龄了，那么，在格萨尔未诞生之前朗（岭）部落的情况如何时，父亲这才讲起了日月星辰、原始人类以及南瞻部洲和其他各部洲的形成过程，当时我又惊又喜，这部分内容是土《格》中最具有土族本民族文化特色的部分，它详细地描写了三位天神创世的史诗部分。而这部分内容在其他民族的《格萨尔》中尚未看到过。此后，我便马上开始录制差一点被遗失了的这部分的内容。目前已经全部录制结束，按上册和中册磁带的字数计算，这部分的字数可达200万字左右，现将这部分内容的目录略作介绍，供大家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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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位天神探险访“鲁赞”
  历经艰辛筹划造地球         

      一、三位天神创造大陆；     
      二、三位天神创造日月星辰； 
      三、三位天神治水有功；     
      四、三位天神创造众生。     

  （二） 
  三位天神修禅行善事 
  南瞻部洲出世五勇士

  一、阿朗恰干出世；
  二、齐项丹玛出世；
  三、赤帮麻赖出世；
  四、包日包当出世；
  五、扎西什达出世。

（三）
 三位天神下凡留伦理
 阿朗恰干治国查四方

一、三位天神派遣阿洛下凡；
二、阿朗恰干初招民众商国事；
三、超同出世；
    四、阿朗恰干四方去查访；
五、阿朗恰干举办首届赛马盛会。
 
    由此可以看出，它使作为英雄史诗的土《格》有了创世史诗的成分，这也可以说是土《格》的一大发现。它的发现，不仅对土《格》增添了丰富的内容，而且对研究土《格》乃至其他民族的《格萨尔》拓展了研究领域，同时也打破了“土族没有创世史诗”的观点。
    二、搜集和整理土《格》，我具有良好的基础和优越的条件：一方面，艺人是我的父亲；另一方面，我懂土族语又是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而且，从小就受到了《格萨尔》方面的熏陶。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每天晚上就听父亲说唱《格萨尔》，把它作为我们的催眠曲来听。我当初开始搜集整理土《格》时，就每个假期回家，先把我父亲说唱的内容录下来，然后再拿到学校开始记录。在动笔之前，首先要把每盘磁带反反复复地听，遇到疑难问题，尤其是在藏语唱词中保留的许多藏语的古音、古词，甚至是原始的发音（只是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上越来越接近于土族语的发音）。我都一一进行摘录、摘抄，虚心请教专家指点。然后再集中起来，统一拿到家中请父亲做进一步的对比解释，直到确实没有一点问题为止。对于个别的确无法解释的字、词、句，我就根据其发音和上下文的内容，拟订出其大意，后以括号注明，并在出版说明中加以解释，供后人研究。在对土《格》中的藏语唱词进行记音时，还存在对其曲调如何记录的问题。当初我试图把藏语唱词的曲调连同藏文一并记录下来，但限于专业及各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后来，为了保持土《格》资料的原始性，我只好将其中的调词用国际音标记下来，至于土《格》的音乐，只能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了。
    三、翻译是用来交流和沟通不同语言的民族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手段。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和其他民族交流思想和感情，都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达到目的。翻译看似简单，但做起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比创作本身更为艰难。因为，翻译者不能象作者那样去放纵自己的创作情感，而必须沿着原作者的思路用另一种民族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都知道，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语言结构和文化内涵。所以，翻译工作者就必须对原创作语言和翻译语言都有较深了解和文字功底才行。正如当代作家张承志所说：“我以为这个（美义不可译）与翻译学基本目标和理论相抵触的认识是正确的，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他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他们就很难甚至是不可翻译的。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对应或比喻。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或刻意求真只能导致一个泥潭、站在两个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容易翻译的语言都不是上述那种传神的东西，它们大约是机器的（如自然科学、含义准确的文读）、平庸的（如低质的文学作品）或狭义的。可以说，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不可翻译……”。就土《格》而言，我在翻译藏语唱词部分时，把所有的人名、马名、神名以及各大山神和武器名都采取了音译的方法，在不失原文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押韵；在翻译土族语叙述的散文部分时，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总之，对汉译文，力求做到“信、达、雅”，但三者之间更注重“信”和“达”。在“信”的方面，不轻易放过一个字、词、句，即便是一个方言土语也不列外；在“达”的方面力求做到文字通顺流畅、通俗易懂，不显有死板、雕琢的痕迹；在“雅”的方面，尽量使译文具有可读性，但不违背或损害其原文。
    土《格》涉及土、藏、汉三种语言。因而，对研究者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搜集、整理、翻译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以上情况，笔者借鉴前辈《格萨尔》及艺人的研究，引发了笔者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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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土《格》资料的搜集仍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且，资料的搜集应是多方面的。包括笔录、录音、照相、摄影、实物的保存等。
    众所周知，《格萨尔》的研究意味着要做大量的田野作业（Field work）。传统的田野作业的方法是用笔和纸。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段宝林先生说：“郑祖荫、刘天华还记录、研究‘北平之叫卖声’，和苏州、北京的婚丧音乐……，语言组赵元任负责，用科学方法在广东记录歌谣197首，其中90首用蓄音器进行录音，其余也以国际音标进行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用“蓄音器”采录歌谣，在当时我国的民俗考察中实属少见，更多的民俗调查者是连“叫卖声”也只能用笔记录。传统的民俗调查方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只能从文字的字里行间中得到某种信息，而更多的信息，如声音、语调、人物、动作、场面等等就不得而知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民俗事象有的改变很多，有的或许面目全非，有的或许就不复存在了。试想早在一百年、一千年或更早些有录音机、摄象机等现代化设备，今天的《格萨尔》研究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2000年7月至8月，由王兴先老师带我们研究生赴云南实习时，我们调查过普米族、纳西族、彝族和白族等，调查的结果是“过去还艺人在传唱《格萨尔》，但现在已经失传”，流传在这些民族当中的《格萨尔》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流逝了，而未能将其较全面、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不但是《格萨尔》研究工作者的一大遗憾，更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种遗失，实在可惜。
土《格》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我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我的父亲是目前在国内还健在的唯一的一位能说唱长篇土《格》史诗的民间艺人。他年过七旬，体弱多病，身体欠佳。这对搜集、录音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为了尽早地完成这项工作，父亲不顾年迈多病、密切配合、细心传授。我也总是利用寒假和暑假，耐心请教、认真记录，回校后就立即进行记音对译和整理翻译工作。就目前而言，我所搜集的土《格》的录音带共达二百余盘（每盘60、90分钟不等），现已出版的土《格》上册和中册仅用了六十余盘，约253万字，按这个数计算二百盘磁带全部完成就可达1200万字左右。根据我父亲的叙述，这仅仅是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所以，录音是所有抢救土《格》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录音完成了也就等于抢救了土《格》。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如：录音机、照相机、摄象机以及电脑等都应该运用到《格萨尔》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中来。这些先进的高科技设备，会给《格萨尔》的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使资料更加全面、有质量。虽然这时搜集的资料仍有许多缺憾和不足之处，但有声、有形，它给人们展现的资料形象直观、声形并茂。这种搜集《格萨尔》资料的方式，不仅将《格萨尔》按“原貌”记录下来，同时又按“原貌”将其立体的传播给人们。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民族生存环境、特殊的民风民俗等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而且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价值，真正起到了“凝固历史”的作用。所以，我们不仅要用传统的方法——笔和纸，还要用现代化的方法，掌握和利用现代化的设备、仪器，多方面、多角度、多手段地进行研究。同时，还要把艺人们使用过的法器、穿戴过的衣帽等都需要集中保存。
    二、《格萨尔》说唱艺人是史诗的载体，是创作者、保存者和传播者。因此，在研究土《格》的同时，应对土《格》艺人加强研究。
    众所周知，每个艺人都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充沛的激情和很强的思维能力。就拿我的父亲来讲，开始他在我的眼里是一位很普通、非常有个性、能干的父亲，但后来通过《格萨尔》我才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他，面对几百盘录音磁带，更加增添了几分对他的敬佩；在整理完土《格》上册和中册约253万字的初稿之后，被它浑厚的文化内涵震撼了。这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老人来说，真不可思议，谁能不相信在人类的大脑或某个基因里有一种潜意识的某种功能的存在？为此，我询问过我的父亲，他说；“一开始我不会说唱《格萨尔》，只是听父亲（我的爷爷）说唱，后来就开始学，再后来就开始说唱。”“我说唱时，眼睛一闭，嘴里就不由自主地朗朗上口……”。那么，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呢？他在说唱时，时而笑、时而哭，对于一个坚强的男人来说，这种激情又源自那里呢？他一个从小就在山沟的土窑里长大的人，为什么在他说唱的《格萨尔》史诗中又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内容？为何又有如此的想象力的呢？……。所以，研究《格萨尔》对于艺人的研究同等重要。而且，对艺人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并且，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高尔基曾经说过：“死掉一个民间艺人，等于损失了一座图书馆”，⑥抢救了艺人就等于抢救了《格萨尔》。所以，我们应当对艺人生活上予以照顾、工作上抓紧、搜集手段上加强。
    三、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工作者对土《格》进行全方位、立体的、多学科的角度研究。从而，对藏族《格萨尔》及格萨尔学有一深入认识。
    土《格》是反映土族人民的生活、心理、观念、环境和审美等等的百科全书。所以，通过土《格》中所反映的语言、宗教、民俗、政治、经济、军事、史地、神话以及处于萌芽状态的农牧业、手工业等与藏族《格萨尔》及流传在其他兄弟民族中的《格萨尔》对比研究，达到对《格萨尔》及格萨尔学的深入认识。从而，进一步推动格萨尔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格萨尔文库》第三卷 土族《格萨尔》中册(王兴先，王国明)，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9；
②《格萨尔文库》第三卷 土族《格萨尔》中册(王兴先，王国明)，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9；
③《甘肃日报》，2000，12，9；
④《中国图书评论》，2000，12；
⑤《格萨尔文库》第三卷 土族《格萨尔》上册(王兴先，王国明)，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6；
⑥《格萨尔学集成》第三卷，甘肃民族出版社，第1778页，1994，6。

      发表于《格萨尔集刊》第六集，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年。
 
作者简介：王国明（坚赞道杰）（1968——），男，土族，硕士，甘肃天祝人，现在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主要从事格萨尔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