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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授:“巴仲”文化现象探秘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3-29  作者:索南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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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以它浩繁的篇幅,宏大的结构,博大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而闻名于世,为世人所瞩目。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不愧为藏族原始文化的载体,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百科全书”,具有珍贵的文学欣赏价值和科学研究的史料价值。与其它史诗所不同的是这部史诗迄今仍在民间流传,是一部“活形态”的史诗。而广大艺人群体则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继承者、保存者和传播者,是史诗的载体。他们在史诗发展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低估的。如果没有他们的非凡才华和辛勤劳动,这部史诗将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使这一雪域大地上所孕育、成型的独特的藏族古老文化的重要载体不胫而走,传播至今。艺人们在史诗传播、发展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对艺
 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无疑会进一步推动《格萨尔》研究向纵深和多视角、多层面的发展,所以,对艺人进行科学的必要的全面研究,显得十分有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藏区至今有近100多名艺人活跃在民间。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西藏、四川、云南等五个省区,其中又主要居住在操安多方言和康方言的藏族地区,即主要集中在历史所说的多康地区(安多地区和康区)。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形成一个庞大的艺人队伍,地域覆盖面如此之广,几乎分布在整个藏区。由于地区不同,传承各异,其说唱形式也各具特色。根据专家们长期研究探讨,将《格萨尔》的艺人分为闻知艺人《Thos—Sgrung)、伏藏艺人(gter-Sgrung)、吟诵艺人(Vdon—sgrung)、巴仲艺人(Bab—Sgrung)和圆光艺人(Pra—phab)等几个类别。以上艺人类型当中,最令人费解、最使人感到神秘莫测、最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巴仲艺人。他们在史诗传播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那种奇异的托梦神授、神灵附体等等笼罩着神秘玄妙的特殊现象,往往蒙上一层神秘的宗教帷幕,让人感到扑朔迷离、闪闪烁烁,常使我们的研究举步艰难。
     当今人类对于万物的研究正日益深人,大至宇宙,小至细胞、原子核,都能窥其堂奥、发其隐意,这是我们人类的骄傲。但是,人类尚有不少未能深入涉足的领域,“巴仲”就是其中之一。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神话学、人体学等学科进行过研究和探究。本文的目的在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巴仲艺人所处的地域氛围和宗教信仰来阐释巴仲孕育、成型的过程,以及通过巴仲艺人神奇的梦,解析和探究巴仲艺人说唱《格萨尔》史诗的本源,进而追溯初期神话传说与雏形英雄史诗的嬗变、渗透历程,探究先民创作中潜在的哲学思想与其相对应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文化现象。不对之处敬请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一、《格萨尔》史诗流传的主要地区
    从《格萨尔》史诗流传的特点和史诗的各种文本中提到的地名,以及《格萨尔》风物遗迹传说来看,史诗所处的地理位置主要在康区和安多,《格萨尔》艺人在说唱中大多使用的是安多和康方言,这也是由于史诗主要流传在安多和康巴地区的原因之一。法国学者亚历山大•大维尼尔是对《格萨尔》史诗进行过搜集、整理、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她曾两次到过我国的西康地区考察,著有《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一书。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先生在他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中说:“她刊布的文本中几乎所有的地名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确定在西藏的康区,笔者也阅读过所有的文献(无论是稿本还是木刻本),都证实了这种观点,甚至蒙古文本(他们肯定是根据藏文的模式而创作的)也忠实地保留了这种地理方位,这些文本中的真正故事也都发生在黄河上游,我们均从《格萨尔》的各种文本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谈到这里,我想有必要将中国境内藏区的具体划分情况向读者做一番交代。《安多政教史》中说:“按三大藏区的划分来说,自阿里的贡塘至索拉夹窝山以上之区域,称为卫藏区:自黄河河湾以上的区域,称为朵多人区;自汉地白塔寺以上的区域则称为安多马区”。《萨迦王系谱》中说:“从历史上看,元朝忽必烈曾把整个吐蕃三大地方划分为三区:即‘从上阿里三区至索拉夹毛山为卫藏法区;从索拉加毛至黄河大转湾为多朵人区;从黄河大转湾至汉地白塔为多麦马区’。并把这三区奉献给了八思巴”。从以上文献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多朵是指今西藏那曲索县的索拉加毛到青海黄河大转湾以下地区。大约面积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为长江、黄河、澜沧江上游。按现在的区划,多朵地区包括西藏的那区专区,昌都专区,青海的玉树州、果洛州、海南州的少部分,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小部分以及云南的仙子雪山(卡哇嘎宝山)地区等。其中中心地域为邓科地区。从《灵犀宝卷》、《格萨尔》及有关资料来看,邓科地区是格萨尔的诞生地,具体诞生在邓科吉苏滩。其实以上所说的多朵地区,也就是指西藏东部的安多和康区。
    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100多部《格萨尔王传》中所涉及的地名看,大部分都在多朵地区。从全国可查到的1000多处格萨尔的遗迹点,其中百分之八十都在多朵地区。而在其他地区的一些遗迹点,只不过是格萨尔曾经涉足过的地方。现在全国有名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已故)、玉梅、才让旺堆、卡查扎巴、达哇扎巴、才让索南、索南诺布等这些著名的巴仲艺人都是多朵人。多朵地区的特点是艺人多、遗迹多、本子多、说唱曲调丰富。因此,通过这些艺人进而认识和考查多朵地区,将为我们研究《格萨尔》开辟更加广阔、更加可靠的天地。
    无论大家从什么角度来考虑问题,无论遵循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史诗中所有的地理位置和世系内容均指康区和安多,也就是说均指藏区东部。
 二、巴仲艺人产生的主要地域
    据调查及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藏区已有30余名巴仲艺人,最著名的要数西藏昌都地区的扎巴老人(已故)、西藏那曲地区的玉梅、阿达尔,西藏丁青县的桑珠,西藏班戈县的玉珠、西藏那曲地区申扎县的次仁占堆,青海海西唐古拉地区的才让旺堆(原籍为西藏那曲上安多),还有新近发现的青海玉树杂多县的达哇扎巴和青海玉树治多县的才让索南、索南诺布等等。很显然,综观上述艺人所处的地域范围,大多数都属于康区,这个特殊的地域因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因为除康区之外,安多和卫藏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格萨尔》有名的巴仲艺人。巴仲艺人的产生与此特殊的地域氛围有什么样的特殊关系呢?
 只要我们认真思考核分析这些巴仲艺人孕育、成型的过程和艺术实践,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藏区特殊的社会环境、地域氛围、宗教文化、经济生活和自然条件,是这片神奇的土地养育了这些优秀的人民艺术家。
   《格萨尔》的故事,在雪域大地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藏族有句谚语说:“每一个藏族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的故事”。此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悬乎,但这充分说明了史诗在民间流传的广度和深度。而康区是《格萨尔》流传的主要地区,巴仲艺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氛围里,经常处于史诗的说唱环境中。由于受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格萨尔》的故事根深蒂固,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然而,一个地区的地理、历史和宗教往往给我们提供一些坚实可靠的内容。从康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康区的处在五朵六岗交界地带,康藏大道和青藏大道从此通过。康区人杰地灵,是许多圣人隐居修行的风水宝地,历代噶玛巴活佛大多都出生在康区,且在各大神山圣地修炼、静坐,修得了正果。各大神山布满了大小各异的山洞、岩屋,是历代高僧诸如莲花生大师等闭关修行之地,是一块出过许多高僧大德的宝地。钟灵毓秀,地脉奇异,据说这里具有圣人的加持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氛围中,巴仲艺人应“运”而生,而且这些艺人天姿聪慧,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是青藏高原的冰川雪峰、茫茫草原赋予他们智慧和力量,是康区这片神奇的土地给予了他们灵性和刚强。
 三、巴仲艺人与藏传佛教
    在调查访问中我们发现,巴仲艺人大多数信奉宁玛教。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教派。“宁玛”的字意是古和旧。因为它们的教法自称是从八世纪进藏的莲花生、无垢友等传下来的,起源最古,该派还以传播弘扬吐蕃时期所译旧密咒为主,古谓之“旧”。由此标榜“古旧”密教而得名。重密轻显是宁玛派的特点。
    密教在西藏的发展有两个系统,其一是由吐蕃王朝赞普支持,限制在上层统治集团和某些寺院中流行,典籍的翻译和传播严格控制,一些密法则秘密传授,禁止公开宣扬。另一个系统,是深人民间,同苯教的巫术和传统的医术紧密结合,在广大的下层民众中秘密流通。九世纪朗达玛灭佛时,前一系统受到打击,但散在民间的,不但延续了下来,而且有了更大的发展。《青史》中说:“朗达玛灭佛后,约200年间,前后藏是没有一个出家的人。幸而有许多宁玛派的咒师们在各地修行”(1)宁玛派的教法传承是与前弘期的法统是一脉相承的。在禁佛时期是采取极为隐蔽的方式进行传授。吐蕃王朝崩溃后,很长时间无寺庙、无僧团,只有一批在家的俗人咒师维护法统,有的则采取在家庭中父子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法,法脉因而赖以不断(2)。《青史》中还说,那些家庭和居山岩的俗人对佛法非常敬重,也重修持。为什么这些俗人没有遭到灭法厄运呢?由于当时达磨(朗达玛)赞普破坏的对象是寺院和僧团,还未来得及对付这些在家的信徒。《西藏王臣记》中说:有一些外表是在家的俗人,实际是在家修持密咒金刚乘的人,他们没有露出出家人的相。当时藏王和他的左右大臣都未注意到,故未遭到迫害。像这样的人还为数不少,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常年跟普通老百姓在一起,就有机会跟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说唱艺人接触,也就有可能对史诗施加影响,从这个角度分析,《格萨尔》中的佛教文化现象,至少在八世纪以后,就开始逐渐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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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藏文史料记载,朗达玛灭佛期间,许多宁玛派僧人大多都迁徙到康区的深山老林里隐藏起来,求生存、求发展,以至发展到十六、十七世纪,在康区建立了数座有影响的寺院,使宁玛派的教法和寺院遍及整个康区,在康区形成了一定的势力,成为康派。在康区,宁玛派的势力比较大,影响也较深。因此,笔者认为,康区是宁玛派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基地,在这个特殊的地域氛围里产生、孕育的《格萨尔》巴仲艺人理所当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宁玛派的影响。
     如前所述,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个教派,是大乘佛教西藏化的成功尝试。宁玛是“古旧”之意,说明该派是从吐蕃本土佛教中脱胎出来的,还有较多的旧宗教的痕迹和印记,并且包含了大量的苯教仪轨和巫术,这些均在《格萨尔》巴仲艺人的演唱仪轨中可见一斑。我们在抢救《格萨尔》史诗的过程中,不但领略到史诗文本所反映的原始信仰,在寻访艺人中进一步发现《格萨尔》说唱仪式中保留和体现了一些原始苯教的仪轨和习俗,大部分“巴仲”艺人都是采取降神的方式来说唱史诗的,艺人们说唱前都要向三界(三界观念来源于苯教)神敬酒请求护佑、引领,显然沿于苯教习俗。此外,说唱艺人说唱前举行的煨桑仪式以及史诗中重大征战前的烟祭活动都沿于苯教仪轨。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认真去溯源,便可以看出艺人们说唱史诗的内容、说唱形式等都反映出了不少原始苯教的遗留,以及藏族先民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证明史诗是佛教传人西藏以前,至少在苯教发展的最高峰时(吐蕃时期)开始形成雏形。那种笼统地认为《格萨尔》的宗教思想为抑苯扬佛的看法,就显得以偏概全、以叶障目了。佛教与苯教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后,互相融合,互相吸收,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四、巴仲与梦
   “巴”为降落、产生之意。“巴仲”是指通过做梦学会说唱《格萨尔》的故事。因此,也叫托梦艺人。这类艺人从未进过学校,一字不识。他们大多说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做过一两次神奇的梦,有的艺人甚至连续数日酣睡不醒,不断做梦,梦境中产生各种幻觉,托映出史诗内容,仿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格萨尔大王及麾下大将征战四方、降伏妖魔的英雄业绩。巴仲艺人梦后一般大病一场,病痊愈后,突然像换了一个人,平时不爱说话,性格内向的人,这时神采飞扬,才思敏捷,《格萨尔》故事的画面犹如电影一般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内心深处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和冲动,胸口感到憋闷,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讲《格萨尔》的故事,不讲不痛快,不讲心里难受,根本无法控制自己。一旦开口,不假思索,冲口而出,如同大河奔流,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几天、几个月、几年甚至一辈子也讲不完,除非离开人世,《格萨尔》说唱也就此结束罢了。这样,巴仲艺人经过一两次梦幻之后,就同《格萨尔》结下了不解之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说唱《格萨尔》的故事。当我们问起他们为什么会讲这么多的《格萨尔》故事时,巴仲艺人的回答是统一的,都说是梦中神授的。一个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艺人,为什么能讲十几部、上百部、几十万诗行、几百万呢?面对这种奇特现象,有人感到疑惑,有人感到惊奇,有人感到不可思议……。但一批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活生生地在你面前,生活在群众当中,说唱在群众当中,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声望,是人民非常喜爱的说唱家。然而,我们至今无法对这种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
    梦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梦只有一个人来做,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同时做一模一样的梦的,而且谁也没办法进入别人的梦里,谁也无法证实别人的梦是真是假。当然谁也不会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让别人相信自己的梦是真的。那么,《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梦与史诗的传承、发展等究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下面试做一些分析:
    梦,是个十分神秘而玄奥的东西,它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从人类的祖先开始用大脑进行思维,到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在几万年的时间里,使人感到兴奋,感到困惑,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研究它、探索它的奥妙。从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弗洛伊德,都对梦进行专门研究。梦,同人类思维活动的发展与认识能力的提高有着密切的联系。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梦同说唱艺人,同《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与传播,同巴仲艺人的艺术生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按照医学上的解释,梦是睡眠中出现的一种生理现象,一般认为睡眠时,如大脑皮层某些部位有一定的兴奋活动,外界和体内的弱刺激到达中枢与这部位发生某些联系时,就可以产生梦。梦的内容与清醒时的意识中保留的印象有关。
    亚里士多德说:“梦是一种持续到睡眠状态中的思想”。
    柏拉图说:“梦是一种感情的产物”。
    弗洛伊德说:“深信梦是愿望的达成”。并将梦分为梦的“显意”和“隐意”,而借着梦者的联想以及梦者对“象征”的解释,由“显意”推衍出“隐意”来。并认为梦属于原本思考法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梦里,任何事情可以跳跃时间和空间之范围而发生关系。   
    还有人认为,梦是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所发的启示,它必对梦者有特6U的作用。在史诗中“梦永远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梦被认为是神把自己的意志通知人们最常用的方法,并常常被认为是精灵的命令”,甚至把梦看做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信息,而赋予种种意义。这种观念至今还遗留在说唱艺人的意识中。
    在二十世纪与弗洛伊德一同创立精神病学的瑞士心理治疗家荣格相信,宇宙间有某种联系作用一直发挥功能,人类精神与外界之间似乎存在着奇妙的配合,一种精神原本地从集体无意识(即人类或民族的精神原型)进入有意识的思想中。荣格认为,人类有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正如所有人都有某些遗传特征一样,但这些心理特征只在梦境和幻想中才意识到。
    遗传学研究表明,人体具有祖先的遗传基因,这种基因在一定能够条件下可以在某些个体身上得到显现,人类由于遗传基因而引起的个体返祖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像生长有尾巴的婴儿、长角的婴儿、四条腿的婴儿都出现过。(3)
    人类既然在生理上有这种遗传基因的变异和返祖现象,那么,在智力与记忆上也可能存在某种遗传现象,即所谓的智力遗传和记忆遗传,记忆是智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智力遗传中就包含了记忆遗传的因素。
    巴仲艺人大多才思敏捷,天姿聪慧,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才华,作为一个优秀的说唱家必须具备内在的因素,自身的素质和品格。一般来讲,有很好的感悟力和丰富想象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唱艺人们具有超常态的记忆力。
    记忆,在人类生存、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人们常说,记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因素,也是知识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因素。人类的记忆有两种:一种是靠大脑记忆,科学家称之为“内在记忆”;二是靠人类创造的外储记忆工具,如文字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电脑等,使之延续和传播,科学家称之为“外在记忆”。《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从远古时期流传之今日,主要靠的是这些民间艺人们的记忆传承下来的,后来才出现手抄本、木刻本,作为补充形式,在史诗的流传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些学者对于巴仲艺人说唱史诗之谜,经过研究后发表了一些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1.环境因素。
    任何一部作品的产生都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任何个人都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生活,并被其文化所熏陶。一个艺人说唱史诗,不是从娘胎里一生下来就会说唱《格萨尔》,而是要具备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境因素。这里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家庭环境等。总之,是艺人和史诗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我们的艺人说唱史诗,要么家中祖辈中有说唱史诗的艺人,如西藏女艺人玉梅,她的父亲就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她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熏陶长大的。果洛艺人格日尖参从小寄养在舅舅家里,舅舅昂日是当地著名的说唱艺人,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家庭环境是个重要因素。要么,在他们生存的环境中史诗说唱比较风行,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老艺人扎巴,自幼酷爱《格萨尔》,常常为听《格萨尔》故事忘记了干活、吃饭甚至睡觉,在他的亲属中,虽然没有说唱史诗的艺人,但是在他的家乡就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艺人,这些无不为少年扎巴以深刻的影响。一个生活在史诗文化氛围中的人,从小受到史诗的熏陶和浸染,听大人们讲述远古的神话传说故事,讲述格萨尔王的故事,有意无意中,在幼小的脑海里记下了许多神奇的故事。
 2.这些艺人大多天资聪慧,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藏族中记忆力强的人的确不少,其记忆能力也是惊人的。《土观宗派源流》中关于萨迦派大德衮嘎宁布的记忆情况记载,说他能把布顿大师给他讲授长达四年时间的经典教义口传给他的11个弟子,由他们记录出书,可见此人的记忆力多么的惊人。巴仲艺人大多才思敏捷,天姿聪慧,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艺术才华,有很好的感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唱艺人们超常态的记忆力。他们常常云游四方,走遍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雄伟壮丽的大自然,陶冶着他们的情操,净化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同大自然融为一体,胸襟开阔,思想专一,抛弃杂念,因而能够强记博识。他们把耳闻目睹的一切深深地、默默地记在心里,从而,不知不觉地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可利用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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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脑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一个人要背诵十几部、甚至几十部书,对常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但对具有超功能记忆的人来说,却是可能的。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的大脑有140--150亿细胞,一个细胞的功能相当于一部微型电子计算机。人脑拥有140---150亿部“电子计算机”,可容纳全世界图书馆储藏的七千亿册图书的全部信息量。可见,人的记忆潜能是非常大的。一般人只用了大脑能力的5--15%,最多也不过20%左右,尚有80-95%的潜能还没有开发出来(4)。因此,开发人脑潜能是当代人体科学最重大的课题,也对揭示巴仲艺人说唱史诗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巴仲艺人们对自己说唱史诗的本领,不承认师徒相传,也不承认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都说是梦中神授的,得到神的启示后,就无师自通地会说《格萨尔》的故事。他们认为,说唱《格萨尔》的本领是学不会的,全凭个人的天赋和前世的缘分。由此看来,我们必须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进一步寻找巴仲艺人说唱史诗的本源。
 五、巴仲的文化内涵及其实质
    在分析一种文化现象时,重要的是探究它的实质,它的内涵,而不只是它的形式,它的表象。
 文化一词所蕴含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深广,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人类生物进化的因素之一,他们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的主要行为特征,是人类群体所共有和习尚的行为、思维、感情和交流的选择模式。人类是一种进化了的特别动物,是文化把人类从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也只有人才具有使用和发展文化的能力,因此,文化是人类生物进化的因素之一”。他们进一步解释说:“按照人类学的一般定义,文化一词指的是特定的或社会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因此,某个社会集团的语言、一般知识、宗教信仰、食物偏好、音乐、劳动习惯和禁忌等便构成了它的文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我们探究巴仲文化现象深层涵义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从广义上来讲,人类智慧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既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又是社会构成的参数,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总是密切相连的,有人常常笼统地称之为社会文化。在社会文化这个系统中,宗教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宗教也是解析和解释文化要义的一把钥匙。
    既然巴仲艺人们不承认他们所说的《格萨尔》故事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那么,是什么使这些从未进过学校大门、一字不识的文盲,对篇幅如此宏大,数量如此之多的巨著能够驾轻就熟呢?笔者欲以藏传佛教的理论体系及其深层哲学作为一种方法,探究巴仲艺人说唱史诗的本源及其文化内涵,以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藏传佛教通常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人与自然生来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自然的变化和气候的转换都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佛教密宗中把人与大自然分别称为小宇宙和大宇宙,即小曼陀罗和大曼陀罗。把小宇宙视同大宇宙,相信大宇宙必能显现于小宇宙。人体作为一个小宇宙的装置,它与日月星辰乃至整个宇宙的自然变化,存在一条信息通道。密宗的原理似乎要告诉人们,若能通过身心的修炼,将人体内部的潜能激发,便沟通与宇宙的联系,开发出高智慧。密宗认为:“即身成佛”,必须具备三密的加持功德才能实现,所谓三密,就是身、口、意的三重内涵的身密。身密即人体本身的奥秘,与宇宙天地的功能具有沟通作用。平时因人们没有通过大智慧的理解,没有经过合理的修持,才未能发挥其作用,只是作为一种潜能蛰伏在人的体内,虽未释放,但并没有消失和死亡,而处于静待状态。
    无论是苯教,还是藏传佛教,都十分重视修炼,尤其注重闭关修炼。《格萨尔》史诗中有许多闭关修炼的描述,而修炼最多的是格萨尔和他精通巫术的叔父晁同。经过修炼之后,他们获得最新的智慧,具有更大的法力。藏族的修炼和印度的瑜伽术十分相似。一些外国学者对瑜伽功进行过研究,认为它有助于开发人的大脑记忆潜能。“瑜伽”是梵语,是结合的意思,人的精神与肉体有机的统一即是人的心、身的很好结合。
    藏族的修炼法,其主要点是也是要驱邪见,除杂念,净化心灵,使自己的心灵与神灵相通,使人与大自然高度和谐,达到天、人一体。修炼者居住在深山岩洞里,除有人按时送饭外,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按照苯教和藏传佛教的说法,修炼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默诵经典,重温先贤的教诲,反思自我。而其中道行高者,经过修炼,就能得到神的启示,开启智慧之门,获得常人得不到的知识和能力。说唱艺人也十分强调专一,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优秀艺人,除了吟诵《格萨尔》,别的什么也不应该想。(5)
    大圆满法主张顿悟一心。所谓的顿悟是意识场不受干扰,让固有智能闪现的结果。人们在最新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种特有智能。人本来具有潜在的智能,从物理机制来说,智能也得有物质基础,这种物质虽不清楚,看来是时时代代随精卵细胞相继遗传的产物,在这个遗传里,就有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和一种遥远记忆的沉积,一旦在顿悟中被唤醒,这些信息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它的信息之源,不是外界流传的各种信号,而是潜在的固有智能。
    一个具有非凡艺术天赋、聪明才智的艺人,通过什么样契机,才能使自己固有的才华、智能充分地显现出来呢?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讲,通过这种神奇的梦,获得灵感,受到“强烈的刺激”,调动“本能的天赋”;用宗教观念来讲,就是受到“神的启示”、“开启智慧之门”。扎巴、玉梅、才让旺堆、桑珠、达哇扎巴、才让索南、索南诺布等巴仲艺人,大多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由于艺人的脑子里储存着这方面完整而巨量的信息智能,这时候整部整部的《格萨尔》故事便会像长江黄河之水喷涌滚滚而来。
    精神现象学对人体潜能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佛家多层次的动态的心识结构、多层次心身缘起说、真心现起说等的科学性,它们蕴含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物全息论等思想因素,而且可发掘出超越这些思想的微妙智慧。至于巴仲艺人顿悟之后说唱《格萨尔》的故事,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但对人类具有永恒的吸引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巴仲艺人说唱《格萨尔》故事的本能,除了藏区特殊的文化背景、自然环境、人文背景以及艺人非凡的记忆力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艺人自身潜在的功能基因。通过顿悟而使固有的智能闪现而已。这种现象也许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无法解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唯心的说法,就打上一个封条,把它否定。因为,这种现象不是现代科学暂时所能解释的。科学需要实践,科学更需要验证。科学上没有“终极真理”和千古不易的定论。随着气功、特异功能的出现,我们应该以新的眼光,新的观点去探索我们这个生存的空间,不能把我们的思维限制在固有的模式里,犹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故步自封。我们应该抛开这种意识形态在思维上束缚,深刻认识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千百年来,人类只有懂得向外界物质求其理,而不知向自身探求奥妙,大干世界,宇宙洞天,有多少奥妙尚未发现和揭穿。
    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伴随着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民族是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但宗教作为其一种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已溶于骨髓,浃于脏腑,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法则,它不以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产生本质的变异,仍然是大多数藏人追求终极把握的心理能力和思维方式,做为一种人类的思维形式,宗教同科学一样也探究和企图解答人类及世界的未知领域。  (6)
    通过以上我们则看到藏族文化所包含的现代文明的闪光点,它是人类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看待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性质的文化现象时,必须首先把我们现代人认为的什么“真”和“伪”的标准放在一边去设身处地进行观察、探讨,你会认为你所读到的这些特异现象是传统藏族文化的真实流露。
 注解:
(1)(2)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第133、84页,198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3)余天柱:《超功能记忆入门》第55页,1992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4)(5)降边嘉措:《格萨尔论》第527、528页、529页,1999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6)诺布旺丹:《藏传佛教问答丛书——生命之轮》第67页,1996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章来源:格萨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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