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更敦群培的妻子次旦玉珍口述，她和更敦群培是在昌都结缘的：1941年，更敦群培从印度回西藏考察时，在昌都作短暂停留，玉珍正是在这时与更敦群培结缘的。当时，更敦群培住在一户汉族商人家，穿的是汉装，一身马甲大褂，当地人都以为他是汉人。玉珍的父亲爱好喝酒，玉珍经常去买酒，便认识了一位名叫昂果阿协、以卖酒为生的乍丫商人。更敦群培经常到街上去散步，也结识了昂果阿协。由于更敦群培住在汉族商人家的楼上，便于从窗户向外观看市容，有一天偶然发现了一位买酒的漂亮姑娘，随后便经常留心观察，居然看中了这位姑娘，于是就托昂果阿协作媒，这样，更敦群培与次旦玉珍就由相识发展到相爱，并在玉珍的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住在一起。这时玉珍刚满20岁。后来，玉珍的母亲知道了此事，但并没有加以干涉。过了不到两个月，更敦群培因要事在身，还得随考察队的其他队员一道返回印度，让玉珍到拉萨去，把她养起来，这时玉珍已怀孕了，但是更敦群培还不知道。玉珍不能马上去拉萨，更敦群培便依依不舍地与她辞别，离开昌都，回到印度。1942年，玉珍生下了女儿格吉央宗。过了一年多，玉珍便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央宗，瞒着父母，跟随父亲的朋友离开昌都前往拉萨谋生。　
  　　关于次旦玉珍与更敦群培的关系，更敦群培的弟子阿波喇琼在《更敦群培传略》（第654页），日卡·洛桑丹增在《多麦学者》（第181页）中都有记载；法国学者海德在《安多的托钵僧》一书中引用了上述两位藏族学者的论述；并且有口碑资料可以印证，笔者与1997年9月在拉萨进行实地考察时，更敦群培的同乡和朋友、著名画家安多强巴就证实了更敦群培与次旦玉珍的关系，并说更敦群培在40年代末曾带着次旦玉珍到过他家，玉珍也提到了此事；霍康·索朗边巴应当是了解更敦群培与次旦玉珍的关系的，但是由于其关于更敦群培生平的论文发表较早（1983年），当时对更敦群培的研究才刚刚解禁，加之霍康是更敦群培的弟子，为尊者讳，他回避了这个问题；笔者于1997年9月采访霍康·索朗边巴之子霍康·强巴旦达时，他便证实了更敦群培与次旦玉珍的关系。而且，次旦玉珍是“当事人”，她关于与更敦群培关系的口述是第一手资料，应当是可信的。从上述文献和口碑资料可以看出，更敦群培与次旦玉珍的关系是历史的真实。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更敦群培是否到过昌都？如果到过，是何时到的？据海德等人的论述，更敦群培于1938年随罗侯罗等人由印度赴藏考察，并于当年返回印度。主要活动范围在后藏和拉萨一带。迄今为止的所有论著都没有提及更敦群培曾到过昌都。而次旦玉珍则断定更敦群培于1941年到了昌都，在此住了1个多月，并与她相识，第二年（1942年）就生下了女儿格吉央宗。对于这种情况，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次旦玉珍记错了与更敦群培相识的时间，但是会面的地点不可能搞错，因为次旦玉珍是昌都人，她对家乡应当是非常熟悉的；二是阿波喇琼和日卡·洛桑丹增将时间搞错，并且也不知道更敦群培曾到过昌都。假如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次旦玉珍所述更敦群培到过昌都就应当是一个新的发现。这或许是可能的，因为更敦群培与罗侯罗入藏考察时，在日喀则分成两路后，更敦群培曾有一段时间单独行动，因而当考察队员穆克吉见到他带回一个美丽的康巴女子巴桑卓玛时，便问道：“你是在哪里发现这朵野玫瑰的？”这只是一种猜测。总之，关于更敦群培到昌都以及在昌都与次旦玉珍相识一事，目前只有次旦玉珍的口述这一孤证，尚待进行一步考证，找到能够印证此事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