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听说周扬同志病情恶化，住院了。我知道，在文艺界、学术界，关心周扬同志、熟悉周扬同志的人很多很多，仅我们社科院，就有几千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轮不到我去关心，更没有机会到医院去看望。但是，在我心里对周扬同志的病情一直十分关心，默默地为他祝福，为他祈祷。

　　有时，我独自一人，胡乱猜想：苏 说，“他在计算时间，还有一些事要做，一些话要讲。”那些事做得怎么样了？那些话是不是讲出来了？

　　后来听说，周扬同志整天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几乎成了植物人。但奇怪的是：他的头脑一直比较清醒，双眼成天望着天花板，或者看着熟悉的人，有时止不住留下眼泪，似有一肚子的话，还没有讲出来；还有多少事，没有做完；还有多少心愿没有了结；还有许多遗憾，揪着他的心。

　　但是，周扬同志对《格萨尔》工作的关怀，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他那关切的目光，如同电影的“定格”，永远镌刻在我心灵深处。

　　他最后一句话：“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情就靠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我听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

　　我与周扬同志没有什么交往，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是学界晚生；他是领导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因此，我深知：周扬同志对我的嘱托，不只是对我个人的关怀和期望，更重要的是对《格萨尔》工作，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关心和厚望，表现了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追求，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严肃的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

　　自然规律是无可抗拒的。周扬同志终于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他开创的事业，他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对《格萨尔》工作的关怀，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1982年，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据他的女儿、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宗璞说，她的父亲当时写了一首诗：“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

　　薪火相传的意思出自《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他要像浇了油的木柴一样，前面的木柴烧完了，后面的木柴便接上去，薪火相传，代代不息。

　　周扬、冯友兰、钟敬文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太强烈了。周扬同志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关心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我国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甚至对《格萨（斯）尔》研究这样一个具体的学科，也是关怀备至。

　　1980年，冯友兰当时已是85岁，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宗璞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父亲那样出生在19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学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祖国，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学，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宗璞同志下面一段话，使我深受感动，也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她是这样说的：“父亲最后10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父亲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么？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朋友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蜡炬成灰泪始干》，2000年8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钟老今年已是98高龄，贾老今年88岁，作为周扬同志的主要助手，依然十分关心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关心《格萨（斯）尔》工作，钟老今年还招收博士生，为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和史诗研究“薪火相传”，呕心沥血，培育后来人。98岁高龄还带博士生，这不但在我国教育界、学术界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多见。这是我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的奇迹，也是生命史上的奇迹。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世界的运动健儿向生命的极限挑战，向着更高、更强的目标奋进。我国的体育健儿也取得了28枚金牌的优异成绩，使全国各族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

　　而在学术界，我们的学术泰斗钟老也在向生命的极限挑战，向着更高、更强的目标奋进。在我国的民间文学界，有周扬、钟敬文这样卓越的领导人，是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骄傲。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到整个的民族、民间文学事业，小到《格萨（斯）尔》研究这样一个具体的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他们卓越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斯大林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这是因为，再好的政治路线，再好的方针政策，是要靠人去贯彻执行的。实践证明：没有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再好的政治路线，再好的方针政策，都是空的。

　　《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从1958年的“采风”运动算起，已近半个世纪；从第四次文代会为《格萨尔》平反、提出“抢救”《格萨（斯）尔》的任务，到现在22年了；“峨嵋会议”到现在整整20年了；从1983年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明确提出要编纂出版能够体现我国学术水平的藏文《格萨尔》精选本，也已经17年了。精选本的编纂工作正式批准立项，也都5年多。

　　这种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影响面之宽，成绩之显著，在藏族文化史上是空前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我国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就是在世界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绝无仅有，堪称范例。所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对藏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基本形成，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没有的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这是进行学术研究最丰厚、最坚实的基础。
　　第二，出版了75部藏文本《格萨尔》，总印数达300多万册，按藏族人口计算，平均每一个成人有一本。一部著作具有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文化史上也不多见。没有《红楼梦》，就没有延续数百年的“《红》学”研究；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文献的发现，就没有贯穿整个20世纪的“敦煌学”研究。同样的道理，没有大量《格萨尔》著作的问世，也就没有今天的“《格萨尔》学”。
　　第三，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成果。
　　第四，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支由多种民族成分组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队伍。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有了第一批专门从事《格萨尔》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初步形成了梯形队伍。《格萨尔》事业后继有人，前景灿烂。

　　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体现了“薪火相传”的精神，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这一事业是无法进行下去、坚持下来的。

　　我是人民共和国一个普通的公民，中国共产党一个普通的成员，一个普通的学者，不掌握、不了解全面的、整体的情况，但是，我毕竟在首都，在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的研究机关，在被称作“神州第一街”的长安大街；也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就我所知，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相对来讲，我们民间文学战线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待遇菲薄，生活清苦，被人尊崇为我国民间文学领域“泰斗”的钟老，生活条件就十分清苦，与他这样的学术地位，与他的贡献，极不相称。但是，钟老却毫不介意，甘于寂寞，安于清苦，淡薄名利，一心扑在事业上，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像春蚕那样吐丝，像蜡烛那样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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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的先贤喜欢将“道德文章”二者并称，强调“文以气为先”。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学术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其中蕴含的道德力量。在这方面，钟老，还有蒙古族著名说唱艺人琶杰、藏族说唱艺人扎巴·阿旺嘉措，堪称楷模，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是我们战线、我们这一学科领域光辉的旗帜。

　　一方面，他们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不屈不挠，孜孜以求，担得起，干得好，虽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另一方面，他们又有鄙薄浮名、超然物外的情操，看得破，放得下，该撒手时即撒手。或者说，他们有青松的坚强，有梅花的高洁，又有柳树的柔韧。靠着这几种品格和精神的互补，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在极其严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生存，成就一番事业。

　　鲁迅曾热烈歌颂我们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假票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运动健儿们，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在工厂、农村和牧区，在边防哨卡，在各行各业，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在学术文化战线，在《格萨（斯）尔》这一学科领域，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辛勤耕耘、诚实劳动的学人，那些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贡献极大、报酬菲薄的民间说唱艺人，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在一个真正的学者身上，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良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国家民族、对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在我国的学术文化界，在我们社会科学院（以及它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有马寅初、张闻天、孙冶方、顾准这样“道德文章”都堪称楷模的杰出学者，为了探索真理，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需要，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肋骨拆下来作火把，照亮前进的道路。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曾经怀着悲愤的心情说过这样一段话：“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敦煌在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又是伤心学，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的主要成果出自外国人，“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国外发展起来的。而有关敦煌的大量资料也还在国外。

　　《格萨尔》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这样，“《格萨尔》学”与“敦煌学”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命运。《格萨尔》的故乡在中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萨尔》研究的主要成果却在外国，国外学者对《格萨尔》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它是“东方的《依利亚特》”，这才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新中国的成立，使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从此永远结束了让人“伤心”的历史。《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也获得了新的生命，过去遭人侮辱、受人歧视、漂泊四方、乞讨为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说唱艺人，也与各族人民一起获得翻身解放，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作为卓越的人民艺术家，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爱戴，得到国家的保护和奖掖；过去不受重视、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格萨尔》研究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和强学。现在，用一句时髦的话说：“《红楼梦》学”、“敦煌学”和“《格萨尔》学”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学术领域“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再也不是“伤心学”了。

　　在这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回顾将近半个世纪持续不断的《格萨（斯）尔》工作，既经过了艰难的历程，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人为的干扰和障碍，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我们的事业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我们虽然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今后的道路更加漫长而艰难。正如一句藏族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做的事比已经做过的事要多得多。《格萨尔》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就以精选本工程来说，历时17年，经过艰苦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现在才完成十分之一的任务。这里还不包括大家十分关心的翻译成汉文和外文，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的任务。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私有，而应该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翻译工作和学术交流或迟或早是要进行的。民间文学本身具有多功能性；而《格萨尔》则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远未开掘，这方面需要我们做的事还很多很多。

　　藏文精选本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这一项目全部完成之后，将在我们祖国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竖起一座巍峨的丰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政治意义。

　　因此，需要我们继续弘扬“薪火相传”的精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即便需要再进行半个世纪、一个世纪，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纵然有千难万难、千折百回，也绝不气馁，用鲁迅所倡导的“韧”的战斗精神，坚持不懈，刻苦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们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总结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编纂精选本的经验和体会，进一步弘扬“薪火相传”的精神，做好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把老一辈专家学者和领导人开创的事业继承起来，坚持下去，不断地开创《格萨尔》工作的新局面，为弘扬藏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的藏族新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