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藏学始于行脚僧河口慧海，收集资料文物的探险队和军部出身或派出“特殊任务”者，后有经济复苏后对西方文化的反省，及洛克菲勒财团对流亡藏人和各国藏学支持等原因促进

　　关键词: 樱井龙彦 日本藏学 东洋文库 印度学 苯教 藏传佛教 河口慧海

　　一、缘起

　　日本的藏学，从现代西方科学视角中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看，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西藏的宗教、历史、语言文化、实地调查和西藏问题这几个方面。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本文不涉及。说到日本藏学这个概念，这里还想补充说明的是，日本的藏学是属于整个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块重要领域。从积极的层面看，它影响着日本其他学科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发展决定了其他学科前进的步伐。它直接影响的学科有：日本的印度学，日本的佛教学，日本的东方学和日本的历史学、语言学等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和其他学科构成了日本学术传统的整体，是无法将它与它们分割开来的。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出发，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在此，从这项研究的初衷入手，本文将概括性地介绍日本藏学的发展情况。例如，什么时候日本的学者和西藏有了接触，为了什么去接触西藏，日本的藏学资料的搜集情况等等。

　　关于本文中对日本藏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问题，在此略作一点说明。在文中，作者对于日本藏学研究的历史划分依据是多元的。有时候按照一位突出学者的研究作为主线进行分段，有时候则以一种学术研究的倾向作为划分的标准，甚至有时候仅仅以一件重要学术事件作为标准，因此初看起来会觉得零乱和含混，而且也存在着被这种自己设定的标准所套牢的尴尬处境。

　　事实上对一段学术研究作历史划分，是一件冒险的工作。甚至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活动。但就学术研究本身来看，它往往呈现出的是一种长时段上的差别，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逐渐递变的过程。因此，笔者相信做出如上划分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也合乎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

　　二、日本西藏学的兴起(20世纪初-60年代)

　　19世纪末，来自西方科学系统的日本印度学和佛教学兴起。在它们的影响下，20世纪初，日本的学者们开始去西藏搜集"最准确"的梵文译文佛典--藏文大藏经。1900年，在东京哲学馆受过印度学、佛教学启发，而后又在印度作了各方准备的行脚僧河口慧海终于踏上了"西天的净土"--西藏的土地，可以说，从此开始了日本的西藏研究的脚步，也缔结了日本与西藏接触的情缘。河口慧海第一次进入西藏"取经"以后，包括他本人的第二次入藏求经在内，日本的和尚学者们开始从各条途径奔赴西藏，求取真经。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还有京都东本源寺的寺本婉雅和能海宽、西本源寺的青木文教和多田等观。这是日本历史上搜集藏文佛典的开始，也是日本藏学的源头。

　　除了搜集西藏的佛经以外，这些最初的入藏者还搜集了相关文物、动植物标本，记录了西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另外，这一时代，还有一批和尚学者组成的大谷探险队，在河西走廊搜集资料，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有关西藏的古代文献和文物。

　　这些学者们回到日本以后，讲授藏语，翻译、整理和研究带回国的藏文文献，培养弟子。其中河口慧海在东京展开了这项活动，而寺本婉雅在京都开始了他的工作。在东京一方，后来主要由多田等观扩大了藏学的影响;在京都，寺本婉雅之后青木文教讲授的藏学，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青木文教还曾替代多田等观在东京大学主持西藏文化的讲座，对于推动藏学的研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与文献搜集者同时或稍后不久，由日本军部出身或者和其有关、接受特殊任务的一批日本人，如成田安辉、矢岛保治郎、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西川一行等人进入西藏，搜集了相关情报。这些人后来大都出版了自己的游记，从这些游记或旅行记的内容来看，给日本社会提供了许多有关西藏的风土人情资料。抛开最初旅行的动机不说，他们的记录为后来展开的日本藏学中的实地调查具有重要的参考资料价值。

　　从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来看，由明治时代开始的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的相互促进中，也出来了日本藏学研究的第一批成果。这种成果主要偏重于介绍西藏佛教的特点和西藏文献的价值。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西藏文献，出版了几本藏语文法的学习和研究著作。这时候兴起的西藏文献的目录编辑，也是其研究特色的一种体现。这时期从占主导地位的佛教研究来看，长尾雅人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历史学方面，特别要提到的是，1942年至1946年曾被京都帝国大学派到中国的留学生佐藤长，他在20世纪30年代跟随青木文教学习藏语，来到北京后又在雍和宫学习藏语和佛典，到50年代末，他的《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古代西藏史研究》)(上、下)出版，标志着日本藏学研究中历史学研究基础的形成。与佐藤长的历史研究同时，川喜田二郎组织调查队在尼泊尔藏人社会中的田野调查工作，也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其后出版了相关的民族志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可以看做是日本藏学研究中实地调查研究的起步。此外，关于西藏苯教的研究，也有介绍文章出现。

　　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这些最初的文献搜集者中的最后一位和尚学者--多田等观的去世(1967年)。可以说，日本的藏学研究的基础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那一代学者圆满地完成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另外，这个时期还有一项工作值得提及。大约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日本铃木财团资金的支持下，开始影印大谷大学所藏北京版的藏文大藏经。这样一来，日本的许多相关佛教的大学中都有了收藏藏文大藏经的可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藏学的发展。这时候在日本思想界，还出现了一种思潮。那就是随着战后日本经济文化的复苏，学者们开始反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的问题。这种思潮也进入了藏学研究的领域，也有人开始思考作为东方文化的西藏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也可以看做是藏学研究开始兴盛起来的一种前兆。

　　三、各项专业研究的展开(20世纪60年代-80年代)

　　1959年数万名西藏人流亡印度。1959年末，洛克菲勒财团提出了一项援助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和推动各国藏学研究的计划。这项计划规定，西方各大学可从印度的西藏人中选择有能力的学者前往其学校，洛克菲勒财团为这些大学提供3年的藏学研究经费。这样，当时有名的藏学家如意大利的图齐教授(G.Tucci)和伯戴克教授(L.Petech)、法国的石泰安教授(A.Stein)、德国的霍夫曼教授(H. Hoffman)等10多名国际知名的藏学家聚集在作为这项计划中心的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远东俄罗斯研究所，各自选择了2至4名藏族学者，作为各自国家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日本藏学界也积极响应，参与了这项计划，并选择了3位藏族学者。从此日本的藏学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直到1987年当时来日的3人中的最后一名学者索南加措去世，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象征，日本的藏学研究又走过了一段非常兴盛的时期。

　　从这一时期整个日本藏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日本的西藏佛教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实地调查研究、语言学研究等，都发展迅速、异常活跃。各专业研究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学者和重要的著作，而且一些研究机构逐渐成为了藏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比如东京的东洋文库，它以这3位西藏人为中心，近30年来展开了西藏历史、宗教、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统。

　　从西藏宗教学的研究来看，这一时期，大学内开始兴起西藏佛典的研究，并有逐渐兴旺的趋势。在私立大学方面，高野山大学、大谷大学、驹泽大学、龙谷大学、立正大学、大正大学、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天理大学等都设置有相关的研究所。从国立大学方面来看，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广岛大学等也设置了同样的佛教讲授和研究所。另外国际佛教大学院图书馆、成田山佛教研究所也有相关的西藏佛教研究。

　　从宗教研究的特点来看，这时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学者们开始从前一阶段的概述性研究，逐渐转向了具体宗派的研究。如东洋文库组织许多学者对《土观宗教晶镜史》中的各种宗派进行的翻译、注释和分析研究;御牧克己也对《洛萨宗教史》进行了注释研究。此外，仍然有不少研究倾向于整体和概论性的，比如长尾雅人、矢崎正见等。还有一种现象，对于西藏密教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大的兴趣，比如立川武藏、色川大吉等。对于西藏苯教的研究，主要由光岛督展开研究。他的论著除了关注苯教本身以外，还讨论苯教与佛教的关系、苯教史料中的吐蕃等问题。另外，在前一时期开始编纂的藏文大藏经目录工作，持续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大约到上世纪80年代，这项艰巨的工作基本上完成，这项目录学的研究编辑工作，不仅包括了本国搜集的西藏文献资料，而且也包括国外收藏的缩微胶卷的资料。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体现日本西藏学研究基础工作的牢固和国际化。

　　从历史学的研究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藏古代史和中世史的研究。在前一阶段作出开拓性探讨的佐藤长，继续出版了很有影响的两部著作：《チベット历史地理研究》(《西藏历史地理研究》)(1978)和《中世チベット史研究》(《中世纪西藏史研究》)(1986)，并且再版了《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古代西藏史研究》)(1977)。他的这些著作对日本藏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在国际藏学研究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成果，至今仍然是西藏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除了佐藤长，稍后开始研究西藏历史文化的山口瑞凤，可以说将日本西藏古代史的研究推向了顶峰。山口瑞凤研究范围宽广，涉及西藏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是《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1983)，从研究风格上来看，他受到法国导师石泰安的影响较大，1964年他从法国访学归来，在多田等观的指导下与东洋文库的西藏人合作整理西藏文献，并开始西藏历史、宗教的研究。因此，在他的研究中，大量引用了敦煌文献来解读西藏历史。利用敦煌文献进行西藏历史、宗教研究似乎也成为了这个时期研究的一种主流。这方面森安孝夫和武内绍人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说到对于敦煌西藏文献的研究，还应该提到山口瑞凤主持的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搜集的西藏文献的解题目录的编辑工作，这项工作耗时10多年，共计完成了12卷的解题目录：《スタイン蒐集チベット語文献解題目録第1-12巻》(《斯坦因蒐集西藏语文献解题目录》1-12卷，1977-1988)，这个目录对于利用敦煌文献进行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同时，山口瑞凤主持的《敦煌胡语文献》(即塚本善隆等监修《讲座敦煌》第6卷)的出版，是这个时期敦煌藏文文献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从语言学的研究来看，主要进行了词典的编辑工作和现代藏语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具体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如前所述，1961年在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来到日本的3位西藏人中，有一位贵族妇女叫次仁卓玛，她在东洋文库的主要工作就是一位语料的提供者(informant)，这项研究是东洋文库设立的西藏研究中的主要项目之一："藏日字典的编辑"和"现代藏语的记录研究"项目。实际上这个工作是一项持续进行的研究工作，早在1940年左右，河口慧海将自己搜集的藏文大藏经全部捐赠给东洋文库，并且在东洋文库设立河口慧海研究室，开始编辑"藏日词典"，但是工作刚开始不久，因他的去世而没能完成这项工作。从1956年开始，多田等观与其弟子开始整理编辑东洋文库藏文文献和编纂藏日字典工作。编纂字典工作一直持续不断，耗时极长，直到90年代才出版了一本分类辞典。另外，这一时期星实千代编辑了口语教材。此外，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去中国或印度、尼泊尔等地实地调查研究的机会，故对于西藏现代语方言研究也有了一些成绩。对于西藏语内部结构的研究也开始展开。另外，对于西藏语法的研究和解释，依然是日本学者的主要工作，这与藏语的教学工作有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也是日本藏学研究中的实地调查研究的进展时期。在前一阶段入藏取经者记录的旅行记基础上，从1953年开始，川喜田二郎、高山龙三等人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地区作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在那里，他们主要调查研究藏族社区中的夏尔巴人、杜波人、隆巴人、珞巴人的社会文化。首先他们将调查获得的资料用英文出版，提供给世界各国的研究者使用。其次是随着这种调查研究的深入，不仅以调查的资料为主进行了民族文化的分析比较，而且还作出了相关的研究方法论。这就是著名的KJ法，即以川喜田二郎的名字命名的方法，它主要介绍在一个小组合作中，怎样处理好资料的搜集和分工合作，从而获取最为可靠的资料，得出科学的结论。这也是川喜田本人毕生努力的研究--就是要在文献研究、实验室研究以外，找到野外研究的科学方法。据说此方法后来普遍采用于日本一般的企业之中。川喜田二郎对于西藏人的社会和文化的调查分析，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到80年代后期，作为这一阶段研究结束的标志，可以说与下面几本重要著作的出版有密切关系：1986年，山口瑞凤监修的《チベットの佛教と社会》(《西藏的佛教与社会》)，在他60岁之际出版，书末附有"山口瑞凤博士著作目录"，实际上本书也可以说是为他本人的"花甲(还历)纪念专集"。这本煌煌巨著收录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些学者的主要成绩。1987至1988年，山口瑞凤出版了其总结性研究成果《チベット》(《西藏》上、下)，此书的出版也可以认为，为他那个时代画上了圆满句号。此外，1987年，作为北村甫的弟子的长野泰彦，与立川武藏合编了《チベットの言语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西藏的语言与文化：北村甫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这也是一本这个时期研究的重要论文集。1989年长尾雅人等编辑的《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二卷--チベット佛教》出版，也是一本荟萃西藏佛教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除此，1989年，国际西藏学会第5次大会在成田山召开，15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藏学研究者齐聚在这里探讨藏学问题，这也可以视为日本藏学研究第二阶段的结束。这时期还可以提到的事件有，1989年左右，代表这一时期顶峰研究的山口瑞凤教授，离开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库来到名古屋大学执教。等等。

　　看起来这些事例非常巧合，但实际上它蕴含着学术自身发展的某种规律。这些著作的出现，正是日本藏学研究第二个阶段的重要成果的集中展示，同时，也表明了新的研究动向正在酝酿和兴起之中。

　　这个时期，还不应该忽视一种现象，那就是新的文献资料搜集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日本藏学史上的第二次西藏文献大搜集时期。196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实行PL480计划。通过这个计划，美国国会图书馆从印度购置了数以千计的藏文文献。美国的藏学研究从此迈入了新的台阶。而日本的藏学研究者，也积极参与此项购书计划。除了得到了PL480计划的所有资料以外，并且还获得了PL480的缩微单片胶卷(microfiches)。同时从1970至1980年代，日本各大学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搜集西藏文献热潮。大学或研究机构，都采取各种资金援助的方式，直接以文化登山队、考察队名义去当地搜集文献，或者派专人直接购买，大量搜集印度的西藏文献。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藏学界还在不断搜集印度、中国等出版的藏文文献。

　　随着藏学研究的逐渐成熟，编辑研究文献目录，为研究提供方便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其中最为引起学界注意的是由贞兼绫子编辑的《西藏研究文献目录I》(1877-1977)和《西藏研究文献目录II》(1978-1995)。这两本目录搜集了1877至1995年之间发表的有关西藏研究的日文、汉文以及欧洲文字著作、杂志论文。从地理范围上，此书包括了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云南省、四川省等各州地的藏族，以及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的喜马拉雅地区。从内容上，此书包括了有关西藏的文化、历史、地理、宗教、民族、语言等。

　　仅以这一时期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即第2册目录)，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日文论文总计1222篇(部)，其中涵盖了历史、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法制、宗教、天文、医学和语言等方面。其中，考古、历史和历史地理计89篇(部)，占7.2%;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制计58篇(部)，占4.7%;宗教计775篇(部)，占63.4%;语言、文化计140篇(部)，占11.4%;实地调查计102篇(部)，占8.3%;其他48篇(部)，占3.9%。这些数字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的一些研究倾向：仍然以宗教研究为主，但历史、语言文化和实地调查也占了不小的比例。

　　此外还出版了其他目录，但自从1995年开始，在贞兼绫子的倡导下，日本西藏学会开始关注研究文献目录的编辑和积累问题，终于从2003年开始，在其网页上公开了自1996年以来的研究目录：《日本におけるチベット研究文献目録(1996年-)》(《日本西藏研究文献目录》)这样一来，今后利用网络可以为学者提供更多的学术信息。

　　这个阶段，在日本的藏学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自省和反省日本的藏学研究。其中特别要介绍的是山口瑞凤等人开始呼吁：应该在国立大学中设立西藏学研究和教育的讲座位置。但是这种呼吁并没有得到更多回应，相反在接下来阶段的研究中，作为半官方性质的东洋文库中的藏学研究也丢失了其位置。而在私立大学中藏学研究却异常活跃了起来。

　　四、日本藏学研究的现状(20世纪90年代- )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山口瑞凤等著名学者离开东洋文库，东洋文库的藏学研究逐渐失去了过去的繁荣景象。其研究逐渐转向单一化--西藏佛教的研究。从这一时期作为东洋文库主要研究员福田洋一的回忆来看，那个时候仅仅是他一个人或者是与一位来自国外的西藏人一道，阅读和整理佛典，甚至有时候，他一个人就是东洋文库西藏学研究的全部代表，直到2001年彻底撤销东洋文库内的西藏研究室。10年来，福田洋一从事的是细致入微地研究西藏佛典特别是格鲁派开创者宗喀巴大师的著作，他尤其研究的是宗喀巴大师著作中的因明学部分。他的工作非常细致认真，成果也非常显著。同时作为研究所内的工作之一，福田洋一也是最早开始西藏文献电脑化处理的研究者之一。他的研究是前一个阶段兴盛之后，日本藏学研究者理所当然地深入具体研究西藏文献的正常表现，但同时也暗示了曲高和寡、不为人接受的危机。

　　作为本文中时间标尺之一的索南加措(萨迦派活佛)，他也可能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的10多年间，从他开始的西藏曼荼罗的介绍和研究工作成为了日本西藏学研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上世纪80年代末索南加措去世后，《西藏沃尔寺曼荼罗：图版》出版;1991年，《西藏沃尔寺曼荼罗：曼荼罗诸神系谱表》出版。直到2005年，立川武藏又开始整理和出版这些曼荼罗。立川武藏是目前仍然活跃在日本藏学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学者。他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著作颇丰。据2004年名古屋大学印度文化研究科编辑的《三山七河：立川武藏教授花甲纪念论文集》中所附立川武藏教授著作目录看，他将近撰写了200部(篇)有关西藏曼荼罗、佛教空思想的研究、印度教的实在论、日本佛教、佛教学等论著。立川武藏最初和萨迦派结缘是在1974年，那时候他来到东洋文库，跟随索南加措解读《土观宗教晶镜史》中的"萨迦派"一章，后来跟随索南加措和格增桑宝研究沃尔寺的曼荼罗。近10多年间，立川武藏在西藏密教和曼荼罗上的功绩，在当今学者中可谓首屈一指。1999年，他与赖富本宏编辑的《西藏密教》出版，代表着这个时期日本西藏密教和曼荼罗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就。2004年，他的《曼陀罗的诸神》的出版，2005年开始重新编辑3卷本《沃尔寺的曼荼罗》，这些成绩既是他个人研究的热情表现，也是整个日本的西藏曼荼罗和密教研究的一种倾向。

　　除了立川武藏的研究以外，在密教和曼荼罗研究方面，还有松长有庆、田中公明、北村太道、森雅秀、山口しのぶ等。从西藏密教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逐渐转向了仪礼和佛教绘画的研究。这也是最近的研究生们所热衷追求的论题。

　　从1961年3位西藏人来到日本开始，之后日本各地的藏学研究中基本上都在利用西藏人参与从事共同研究工作。1974年通过国际佛教学会组织，慈诚格桑(日文名叫白馆戒云)等西藏佛教学博士从印度来到日本，可以说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藏学研究，尤其是西藏佛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慈诚格桑首先在各地相关佛教大学中讲授藏语，后来逐渐在京都的大谷大学中确立了研究和讲授西藏宗教的地位。特别是随着新一代学者的研究逐渐转向西藏各个宗派的研究，尤其以格鲁派的研究为主，展开新的研究，慈诚格桑的力量也就逐渐地显示了出来。虽然刚来到日本时，他仅仅以藏语讲师的身份奔走于各地佛教大学，但是等到他的地位确立以后，即开始讲授西藏佛教，尤其是格鲁派的宗义，从此以他为中心，京都逐渐成为西藏佛教研究的重镇。

　　另一方面，在日本的藏学研究中，目前苯教的研究可以说正在呈现出兴盛的趋势。从前一阶段的光岛督的孤军奋战，到2000年左右开始出版一系列的苯教研究著作，可以说苯教研究已经成为日本藏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这些研究中必须提到一位来自法国的西藏人噶尔梅三木旦，他也是受1959年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西藏学者之一，首先到英国，并在那里接受宗教学学习，取得学位。后来到法国从事苯教研究。他本身就是苯教徒。说到与日本苯教研究的关系，1975年他曾到东洋文库从事研究工作。但真正开始与日本学者合作研究，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他被邀请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事苯教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和长野泰彦合作研究苯教与象雄语言，并且主持了国际苯教学术大会，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和资料集。另外，到目前为止，作为惟一一位在日本大学中拥有西藏学讲座职位的大谷大学的三宅伸一郎，他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苯教的研究，并且每年去西藏作实地调查研究，这种研究可说是日本西藏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起点。这一时期呈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去中国做文献搜集和宗教调查工作。

　　总之，从整个日本大学中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的萎缩情况来看，西藏佛教学研究的中心从东京转向京都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这种形式上的"萎缩"并不能仅仅看做是学问上的倒退，而正如和田寿弘教授所讲，从这个学术的发展来看，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做这项工作。同时这里还蕴含着学者们通过对印度学、佛教学的深入研究后，产生的自我反省和更进一步思考的结果。

　　这个时期藏学研究中的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比起前一个阶段，出现了一些衰退的景象。虽然出版了教科书、语法著作和语言结构形态的分析，以及动词研究，但总体上来看，著作不是很多。不过，这个时期对于长野泰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丰收期。他出版了和北村甫共同研究和编辑的分类辞典以及他个人的形态索引词典，这是东洋文库语言研究的集中展现。另一方面他还在藏语中的嘉戎语的研究上给予了长期关注，同时在语言研究的国际合作方面--这也是他努力提倡的--对于国际汉藏语言学会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事实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也是他本人在语言学研究上起步阶段的桥梁。这个时期历史学的研究，偏重于近代历史的关注。西藏近代历史的研究涉及到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政治关系，因此，此时期这些年轻的学者们利用蒙古文、满文、汉文、藏文文献进行了研究，并且和这个时代所呈现的特色一样，这些历史研究特别关注宗教尤其与政治联系紧密。也有学者从古代史研究中开始寻找新的研究视点。

　　这个时期，随着中日两国密切关系的加强，普通的日本人也有了进入中国旅行或关注中国文化的机会。新一轮的西藏旅行因此开始了，不久，这些新旅行者和研究者们正好赶上了初次进入西藏者的百年庆典。在东京，学者和关心西藏文化的人举行了日本与西藏接触的多种百年庆典活动。对于初次入藏者的研究和反思，以及日本与西藏的普通联系的关注逐渐兴盛起来。这种兴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蔓延到了各个方面。这股力量不仅是日本多元文化观的一种积极体现，更有力地帮助了日本藏学发展出路的思考。

　　同时这种纪念和新的入藏热潮，大多与第二个阶段的实地调查研究者有密切关系。首先川喜田二郎等人的实地调查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效应。更重要的是，到了9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版，更加刺激了人们对西藏文化的认识。比如川喜田二郎提出，不应该用以往那样的态度来看待西藏，把西藏看做是落后的愚昧的文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这种观点既批评了河口慧海等早期入藏者所持有的殖民人类学者的观点。同时也呼应了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研究者的成绩。如森安孝夫和山口瑞凤的研究。他的观点还被一些宗教研究者所引用。

　　在这种热潮中，直接参与其中的是高山龙三，他最初和川喜田二郎重走河口慧海当年走过的路，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阅读和编辑了河口慧海的旅行记，并从最近发现的河口慧海的日记中，不断印证了河口慧海当年所走的道路和他们所调查的相互吻合的事实，因而开始介绍和研究河口慧海，打开了反省早期入藏者的研究之路。这项研究为更多的人津津乐道，特别是到了河口慧海等人入藏100年之际，这种研究和热情被推向了高潮。其中尤以高山龙三的成绩最为显著。

　　除了这种由实地调查者引起的回顾研究以外，在对西藏的实地调查研究方面，中根千枝迈出了不小的步子。她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中国境内的藏族人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样这种研究也在年轻的学者中正在展开。

　　另外，在这个阶段，日本的西藏民间文学研究也有了些起色。这项工作的积累资料主要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藏语料的搜集工作。当时作为语料提供者的3位西藏人，尤其是次仁卓玛给星实千代讲述了许多西藏的民间故事、民谣等。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民俗学者和中国民俗学者的联系密切起来，也有许多学者将西藏民间文学介绍到日本，比如君岛久子、樱井龙彦译《ケサル大王物语：幻のチベット英雄传》(《格萨尔大王的故事：稀奇的西藏英雄传》)等。目前对于西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格萨尔》方面，从50年代开始，大约有7、8篇论文发表。目前据说也有人正在进行拉达克地区的《格萨尔》演唱者的调查工作。除此之外，还编译出版了一些西藏民间故事。

　　到了2001年，随着东洋文库藏学研究的彻底结束。日本的藏学表面上也像日本的印度学一样开始萎缩，但实质上却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或者说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藏学中的主要力量--佛教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佛教中的密教尤其成为了一个热点，同时格鲁派的研究围绕宗喀巴研究更加详细;另一方面，从横向来看，日本的西藏学研究的范围开始拓宽了，尤其是实地调查和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研究成为了一种新的关注对象。

　　另一方面，在日本的藏学研究中，目前苯教的研究可以说正在呈现出兴盛的趋势。从前一阶段的光岛督的孤军奋战，到2000年左右开始出版一系列的苯教研究著作，可以说苯教研究已经成为日本藏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这些研究中必须提到一位来自法国的西藏人噶尔梅三木旦，他也是受1959年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西藏学者之一，首先到英国，并在那里接受宗教学学习，取得学位。后来到法国从事苯教研究。他本身就是苯教徒。说到与日本苯教研究的关系，1975年他曾到东洋文库从事研究工作。但真正开始与日本学者合作研究，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他被邀请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事苯教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和长野泰彦合作研究苯教与象雄语言，并且主持了国际苯教学术大会，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和资料集。另外，到目前为止，作为惟一一位在日本大学中拥有西藏学讲座职位的大谷大学的三宅伸一郎，他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苯教的研究，并且每年去西藏作实地调查研究，这种研究可说是日本西藏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起点。这一时期呈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去中国做文献搜集和宗教调查工作。

　　总之，从整个日本大学中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的萎缩情况来看，西藏佛教学研究的中心从东京转向京都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这种形式上的"萎缩"并不能仅仅看做是学问上的倒退，而正如和田寿弘教授所讲，从这个学术的发展来看，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做这项工作。同时这里还蕴含着学者们通过对印度学、佛教学的深入研究后，产生的自我反省和更进一步思考的结果。

　　这个时期藏学研究中的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比起前一个阶段，出现了一些衰退的景象。虽然出版了教科书、语法著作和语言结构形态的分析，以及动词研究，但总体上来看，著作不是很多。不过，这个时期对于长野泰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丰收期。他出版了和北村甫共同研究和编辑的分类辞典以及他个人的形态索引词典，这是东洋文库语言研究的集中展现。另一方面他还在藏语中的嘉戎语的研究上给予了长期关注，同时在语言研究的国际合作方面--这也是他努力提倡的--对于国际汉藏语言学会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事实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也是他本人在语言学研究上起步阶段的桥梁。这个时期历史学的研究，偏重于近代历史的关注。西藏近代历史的研究涉及到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政治关系，因此，此时期这些年轻的学者们利用蒙古文、满文、汉文、藏文文献进行了研究，并且和这个时代所呈现的特色一样，这些历史研究特别关注宗教尤其与政治联系紧密。也有学者从古代史研究中开始寻找新的研究视点。

　　这个时期，随着中日两国密切关系的加强，普通的日本人也有了进入中国旅行或关注中国文化的机会。新一轮的西藏旅行因此开始了，不久，这些新旅行者和研究者们正好赶上了初次进入西藏者的百年庆典。在东京，学者和关心西藏文化的人举行了日本与西藏接触的多种百年庆典活动。对于初次入藏者的研究和反思，以及日本与西藏的普通联系的关注逐渐兴盛起来。这种兴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蔓延到了各个方面。这股力量不仅是日本多元文化观的一种积极体现，更有力地帮助了日本藏学发展出路的思考。

　　同时这种纪念和新的入藏热潮，大多与第二个阶段的实地调查研究者有密切关系。首先川喜田二郎等人的实地调查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效应。更重要的是，到了9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版，更加刺激了人们对西藏文化的认识。比如川喜田二郎提出，不应该用以往那样的态度来看待西藏，把西藏看做是落后的愚昧的文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这种观点既批评了河口慧海等早期入藏者所持有的殖民人类学者的观点。同时也呼应了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研究者的成绩。如森安孝夫和山口瑞凤的研究。他的观点还被一些宗教研究者所引用。

　　在这种热潮中，直接参与其中的是高山龙三，他最初和川喜田二郎重走河口慧海当年走过的路，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阅读和编辑了河口慧海的旅行记，并从最近发现的河口慧海的日记中，不断印证了河口慧海当年所走的道路和他们所调查的相互吻合的事实，因而开始介绍和研究河口慧海，打开了反省早期入藏者的研究之路。这项研究为更多的人津津乐道，特别是到了河口慧海等人入藏100年之际，这种研究和热情被推向了高潮。其中尤以高山龙三的成绩最为显著。

　　除了这种由实地调查者引起的回顾研究以外，在对西藏的实地调查研究方面，中根千枝迈出了不小的步子。她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中国境内的藏族人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样这种研究也在年轻的学者中正在展开。

　　另外，在这个阶段，日本的西藏民间文学研究也有了些起色。这项工作的积累资料主要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藏语料的搜集工作。当时作为语料提供者的3位西藏人，尤其是次仁卓玛给星实千代讲述了许多西藏的民间故事、民谣等。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民俗学者和中国民俗学者的联系密切起来，也有许多学者将西藏民间文学介绍到日本，比如君岛久子、樱井龙彦译《ケサル大王物语：幻のチベット英雄传》(《格萨尔大王的故事：稀奇的西藏英雄传》)等。目前对于西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格萨尔》方面，从50年代开始，大约有7、8篇论文发表。目前据说也有人正在进行拉达克地区的《格萨尔》演唱者的调查工作。除此之外，还编译出版了一些西藏民间故事。

　　到了2001年，随着东洋文库藏学研究的彻底结束。日本的藏学表面上也像日本的印度学一样开始萎缩，但实质上却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或者说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藏学中的主要力量--佛教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佛教中的密教尤其成为了一个热点，同时格鲁派的研究围绕宗喀巴研究更加详细;另一方面，从横向来看，日本的西藏学研究的范围开始拓宽了，尤其是实地调查和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研究成为了一种新的关注对象。

　　五、日本藏学的特点

　　从百年日本藏学研究的概况来看，日本藏学走过了相对比较成功的发展道路。尽管期间经历了战争、政治、经济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以及学科本身出现的许多困难。但最终在日本学人的不懈努力下，日本藏学获得了不小的收获，赢得了国际藏学界同仁的称誉。在此，简要地总结一下日本藏学呈现的几个明显特色。

　　1、重视西藏文献资料的搜集 日本的藏文文献资料搜集齐全，这与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有关，而且自取经一代开始，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从1900年开始，到1970年代，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搜集。实际上到1980年代随着这些文献目录的编辑工作的完成，日本学者对西藏的佛教典籍文献基本搜集齐全。

　　2、研究上的国际合作和国际视角 日本的藏学研究者从取经一代开始，就与西方学术界结合紧密。很重要的表现，不仅在于学术见解和方法论的互相吸收，而且直接派留学生去欧洲和美国学习。早期的留学欧洲和1970年代以后的留学美国，表现了不同的学术倾向，发挥了各自的角色。目前出现了不少学者开始到西藏留学的新现象。

　　3、重视研究文献目录的编辑与学术研究的积累 日本研究藏学文献索引和目录编辑工作，从19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直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多种索引，基本上收全了世界各地的藏学研究论文。但是从1995年以后，日本只注重作本国的索引，不再作世界性的索引工作。这主要是互联网的发达，以及目前设立的各种网上搜索引擎，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特别是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的搜索窗口以及各专业的搜索窗口，给学术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

　　4、良好的学问传承制度 日本大学的研究和培养体制--导师制，对于学术的发展也非常有利。它结合了东方的私塾教育与西方的席位制度，这对于一种学问的持续传承提供了保障。但是这也容易形成一种时代特点，根据导师的研究范围影响学生的研究兴趣。这种现象的出现很难用好坏这样简单的标准作出判断。不管怎样，在某种程度上，日本藏学繁荣局面的出现，不能不提到这种学问制度所发挥的作用。

　　当然，日本的藏学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遭遇不少挫折，显露出了其学术自身的许多弊病。目前也正呈现出其学术的发展危势。这与日本学术的大环境分不开，但本人认为更多出自日本藏学研究本身。比如对西藏佛教文献价值认识上存在的误区，日本藏学学科发展的自主性不强，以及藏学研究领域的过于狭窄等等，都是日本藏学发展的障碍。笔者认为，日本学者在重新认识西藏佛教文献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学者特别是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扩大研究领域特别是实地调查研究，将是未来日本藏学发展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