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莲苑歌舞》是19世纪康区著名学者巴珠·乌坚吉美曲吉旺布的一部寓言体作品,这部寓言体名著的象征艺术,展示了生命难以逾越的生存苦难与精神困惑。在强调寻求精神超越的文化品格中,寄寓了作者深切的生命关爱情怀与生存终极思索。重读经典,重新领略藏族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关爱内核,伸展和拓延经典文本中荡漾的精神性与情感,可以启发我们对当代文学艺术的多元化思考。

　　关键词：经典文本;生命关怀;创作启示

　　21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在经历着由政治时代向文化时代的转型过程,藏族文学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以她立足的藏族文化为依托,展示出一个民族多样的生存状态、生命特质与生存智慧。文学所表达的意义,除了着重展现民族原生状态的写实性以外,作品的审美意向呈现出多姿多样的丰富性,许多作品从“家族、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的探索与考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由道德伦理层面纵向向人性深层次发掘的渠道”,对民族精神和终极关怀的再次叩问,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深度回归与思考成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

　　面对新一轮的文化与精神的寻根之旅,我们需要重新造访那些积淀着丰富历史经验和人生阅历的文化经典文本,其目的在于通过与传统的对话,通过与文化的对话,完成文化的自省意识,完成文化视野的解放与心胸的开拓,从而消解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各种思想冲撞,建构中国文学多元共荣、和而不同的格局。

　　一、寓言象征的哲理内涵

　　《莲苑歌舞》是康区著名高僧巴珠·乌金久美曲吉旺布的一部寓言体文学作品,写于19世纪末期,曾入选《藏族文学史》教材,是这一时期作家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作为一篇情理交融的具体性思维表达方式的寓言故事,作品采用寓言模式建构了一个奇异的感觉世界,在大量精致美丽的大自然原生态描绘中凸显现实生存的悲剧意义,金蜂、玉蜂、隐士、婆罗门、野马、青蛙等典型意象的塑造,充盈着深刻的寓意,折射出藏族作家文学中永恒的话题——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

　　众所周知,藏族作家文学有着千年悠久的历史创造,他们源生于青藏高原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传统藏族作家文学的实践者大多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承继者——僧侣,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是建立在藏传佛教思想基础上的,对物质世界的现实感受亦源于藏民族式的人性和人本主义的文化意识。这种立足在佛教哲学思想根基上的人生经验,是对超越物质的精神能量为标示的生命价值的探讨。对此,并不能以现代的价值观去测试或对应它所具有的深远的文化背景。《莲苑歌舞》以玉蜂的悲情死亡道出:“情器世界,生命无常”，“成住坏空,变幻不定”的“无常”生命观,主题触及的深刻意义是对生命的追问。个体生命的真相被作者置放在两个极端的生死线上,生命的灿烂与美丽的莲苑景色相互映照,翩跹飞舞的自由与心旷神怡的美景相互衬托,营造出高原大自然生命的极致之美,但这显然只是生命的一个面,她的另一面则是以变幻不定和无人幸免的死亡,昭示着真实生命的全部含义。这种强烈对比的艺术形式,这种弥漫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的生命悲剧意识,是作者透视青藏高原这片存在着极致生命挑战地段的一个视角。由此也让人联想到人生的不朽壮美和潜藏在深层中的忧郁,它标志出一个明确的文化观念:超越功利与欲望的层面,不执着于个体的眼前利益,对生存精神的终极追问和对生命整体意义的思考,并使之上升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境界。

　　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追问,是藏族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作家总是从自己生活的时代的哲学思想中去汲纳并营养他们的艺术生命,藏传佛教文化中对于个体生命的体认,是建立在对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宽容态度上的,它认为,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体,肉体与精神不弃不离,相互依赖,生命生成看似偶然,实则充满了各种因缘相依而成的必然性。因生命有限,提倡珍爱生命,因生存充满不确定性的苦乐变幻,便倡扬直面生存苦难,并净化和救赎心灵。文学作品就是个体生命对经验与超验、现实与理想、自由与必然、存在与思维的思想与表达。《莲苑歌舞》的悲剧意义,是人性另一种真实的表现——无法超越的人性之弱。她不彰显人的伟大、坚强,它与西方人文主义时代张扬的:“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灵”不同,也不是那种:“与天斗、与地斗、人定胜天”的铿锵之音,对人性局限性的认识是作者置身于亘古万年的大自然时感悟到的生命的脆弱与微不足道,他提醒我们思考生命的真实意义。在保留了传统经典文学文本明确的主题指向和深刻的作品内涵的同时,也彰显了藏族文化中最本质的人文精神和理性情怀。《莲苑歌舞》是无常世间的瞬间再现,是作者的审美趣向与生存哲学的展示地段。莲苑的喻意是繁华尘世的象征,它充满了欲望、色彩、光华,暗示了生命难以抗拒的各种诱惑,以及诱惑背后的陷阱,各种浮光掠影,貌似安宁的景象背后,实则潜伏着许多不可预知的非正常性真实。“莲苑”的典型意境是作者人生体验和文化传统的置放地,它浓缩了个人特定的生存境遇和文化的某种普遍性意义。“无常”这把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利剑直逼刀尖上的舞者,了悟无常,佛陀这样说:“我们的存在就像秋天的云那么短暂/看着众生的生死就像看着舞步/生命时光就像空中闪电/就像激流冲下山脊匆匆滑逝。”无常的莲苑,唤醒我们了悟一切无常的事实,更加相信生命的精神意义,在这种对生命的深层意义追问的哲理性寓言中,作者的犀利与深刻隐藏在美丽的文字和图像背后,散发出震摄心灵的力量。

　　巴珠尊者是作家,更是一位哲人,他的文学文本是属于藏传佛教哲学思想上关于人本哲学、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的思考,他的文学主题是为了表达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这也是被列入经典著作的主要因素之一。“经典”是能够跨越时空的间距而一直对我们说着什么。经典能跨越时间,提供我们与传统的对话,对富有个性色彩反映宗教哲学思想的文学文本而言,需要我们重新发掘文化中的内在意蕴,寻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契合点,探求在恪守原有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同时打造民族心灵框架的现实可能。《莲苑歌舞》的文本凸现的生命苦难和生存怜悯,正如“金蜂”与“玉蜂”在莲苑中的遭遇一样,置放在群峰高耸、洪涛卷地、亘古如斯的大自然面前,人的血肉之躯毕竟是渺小而软弱的。观照苦难,逼视“死缘多而生缘稀”的现实,悲剧的崇高感油然而生,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超越生命的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牺牲生命、血肉及幸福,以证明他们的实在。”《莲苑歌舞》以悲剧的艺术代表了藏族文学与哲理合璧共存的普遍性特质,源于情感,引情感趋入一种整体性的哲理思考,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是藏族传统文学的共同性。这种引介艺术进入哲学的领域,应该说是一种艺术上的自我超越,在一种更清醒的理性观照中和深沉的情感中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不是故作高深的矜持,而是一种人本身所应具备的精神自觉。《莲苑歌舞》在一个被浓缩了的小花园中,折射出了个体生命与宏大自然、精神理念与现实生存、终极目标与物欲需求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不能以简单的二元对应观点去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确实被作者带到了一个思想的高地,沉浸在圣洁的一种理性的气氛中。

　　二、怜悯——文化关怀

　　《莲苑歌舞》洋溢着对苦难人生的悲悯关爱之情,金蜂、玉蜂的生离死别,轮回世间的苦乐无常,对于辗转于生命更替六道中的众生而言,展示了乌金久美曲吉旺布的佛家思想,在隐士情理交融的一曲曲道歌中,可以窥探到作者的悲悯之情:“乐时不喜苦时喜/乐时烦恼五毒盛/苦时宿集恶业尽/苦是上师慈悲情。”“苦”是佛家对生存于大世界众生经历的种种人生遭遇的洞察,龙树大师说:“意识就是苦”,《佛所行赞》、《出城品》记载悉达多太子于“水波似裂开的田畦旁/沾满被杀伤的微细昆虫/感到亲人受害似的沉痛/至圣为此引起最大的悲怀。”佛法认为,有情生命感受到的肉体与精神上的苦,源发于我们对万事万物生起的“执著”,由“我执”衍生愚昧、偏见、贪婪、仇恨,因此了知万事万物的无自性的“无我”本质,消除虚妄贪心,才能完成生命的“自我救助”过程。在对生命个体的苦难体认中,佛法蕴藏了深切的慈悲之情,这种由怜生爱、由小爱生成大爱的的慈悲精神,正是文学中洋溢的至高艺术境界,也是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殿堂的支撑之梁柱。

　　《莲苑歌舞》以生离死别的悲剧意义强化了生命的无常之苦,当玉蜂被暴风面前的荷花包裹无法脱身时,作者连续运用了十一个排比句子层层递进,悲情呼唤,淋漓酣畅的情感在这一排山倒海般的句子中倾泻而出,“可意”、“所爱”、“含笑”、“玉叶媚眼”、“六足美肢”是金蜂对玉蜂的亲密私语,但这一切机缘都被瞬间的“无常”捋掠而去,通过金蜂撕心裂肺的呼唤,生命的短暂与强悍在刹那间烟消云散,这种震撼激荡起的理智与思考,是寓言再次以象征和隐喻的形式寄寓了作家对生命的无限深情与悲悯。

　　“寓言是以一个不避怪诞的外部故事直指哲理内涵,而这个哲理内涵就是作品的主旨。”藏族寓言故事《茶酒仙女》、《牦牛、绵羊、山羊与猪》、《猫喇嘛》、《白公鸡》、《猴鸟的故事》都以寓言的象征特点展示了藏民族勃发的思辩才智与广阔的审美自由,牦牛、绵羊、猴子与鸟兽,把善与恶的对峙、黑与白的颠倒、生命的强大与渺小这种蕴含着艰深奥义的哲学思想,通过富有意味的表达形式的寓言传达到众多的世俗民众之中,所以,它又承担着阐释作者思想意蕴的任务。在看似怪异、荒诞和突变的漫画式的外形下,隐埋着作家已设计好的内层哲理。《猴鸟的故事》以疆域之争引发规模浩大的辩才交锋,在步步逼近、攻退皆守的严密逻辑推理和口若悬河的双方辩才较量中,不但显示了藏族文化在思辩逻辑方面高超的水准,而且富含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真理思想,展示了整个寓言超越时代的文化理念。《牦牛、绵羊、山羊和猪》以幽默诙谐、讽刺的艺术效果,把困惑、欲望和宽恕、怜悯之间的对立矛盾通过动物们的切身遭遇展示开来,并在一次屠杀前的突然转机中,生命历经的苦乐喜悲纷至沓来,虚惊一场的瞬间之后,作者借用寓言的提携,让读者领略到了一种生命再度归来时的轻松与欢畅,以及某种感动。

　　在藏族作家作品中,丰厚的寓言故事曾载负着这个民族整体的集体心理与族群记忆,以哲理化的追求,呈现出一种自由、轻松而又不失深刻寓意的创作风格,在《萨迦格言》、《水树格言》、《甘丹格言》这种格言体文学流派的代表作中,寓言以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檀香烧炭》、《乌龟落地》、《狮子背象》、《兔子逃“加“》、《象粪压狐》,这些源于印度的寓言作品,或鲜明生动、富于幻想,或出人意料、发人深思,故事的离奇怪僻,自然界动物们上演的一幕幕戏剧,看似怪诞,但它何尝不是人类真实故事的另一种版本。这些故事以抽象化、寓言化的世界,超越了一般艺术创作中的隐喻和象征,以佛家的真切、透视和寓言绝相的追求,显示了精神的高度象征。

　　以《莲苑歌舞》为代表的寓言作品,还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环境的诗意描画以及象征某种宏大的精神内涵。乌金尊者反复描写的那个美丽宁静的莲苑,在幽静、安宁、蜂蝶独自歌舞的这个自然一角,无疑是作者安置身心的净土,“自然界给了他最大的安慰与快乐,在大自然里,他找到了一种宁静来调和他的悲惨。……”《米拉日巴道歌》中那些大段描写藏地秀美风光的诗篇,都是伫存他们生命力量的地带,大自然带给读者更多的是在言外的话语,自然界的高阔、雄伟与壮美,耸入云天的雪峰,静默安祥的湖泊,对于藏民族而言,自然是充满生命的活性生态,它的存在与永恒,映衬了生命的有限与智慧,她的沉默与包容,接纳了生命的无助与无奈,自然在作家笔下是一种象征意境的烘托,是生命本源的安祥与自然,其主旨仍然指向诗情与哲理的合璧:是对生命的别样关爱。

　　作为藏传佛教的高僧,乌金尊者通过《莲苑歌舞》这个寓言形体,来承载一种普遍的佛理,即对生命的慈悲关爱,对生命个体的生存关爱,是佛法最大的特点,“天上菩提”中的菩提是指佛法最根本的核心——慈爱和智慧。万法归摄于大悲大智,她跨越种族、疆域,遍及于一切有情生命之体。对生命的尊重是藏族文学具有超越时代意识的一种普遍存在,强调储存在内心中的力量,认为,这种力量蕴藏着智慧和慈悲,以此引发利益众生的慈悲大愿。在这样一个文明大环境中,我们通过对这篇经典的再阅读,就可以在寓言这种耐人寻味的艺术表现形式下,读懂在空气、阳光和土地这些最基本的生存资源中生长起来的生命,为什么如此达观和坦然地面对艰辛,他们纯朴、憨厚的微笑背后竟然隐藏着这样豁达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大自然的种种苍桑历变和生命的多样变故又是怎样在高原的岁月中被人们铭记与淡忘。这些所有疑问的答案就源于藏民族文化中的核心:生命关爱与慈悲情怀的不弃不离。

　　三、经典的现代启示

　　21世纪的文学,在迎来文体革命、个人化创作及多元化和强势娱乐的同时,由于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作品创作在个人体验和经验世界中展示着空前膨胀的欲望话语,许多作品以实用主义哲学和世俗主义至上的理念,呈现出媚俗化的倾向,藏族当代文学的多样性表达,也不乏消隐了生命存在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力量。世俗化倾向,对此我们需要面对传统,在“历史的灰烬中把手伸进去,捕捉它的余温。”(黑格尔语)在文学的自觉的群体性文化认同中,寻找我们具有特质性的文化之根,当然这种寻根不是对以往文化的非此即彼的极端性选择,而是现代文化的一次“返哺”活动。正如当代著名的解释学家伽达默尔对我们的警告那样:不能在传统之外展开对传统的批判。这意味着像海德格尔那样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由现代性回归传统,但更意味着一种深刻的自省意识,对传统的理解说到底就是一种自我理解。在寻根的过程中完成文化的自我调整,坚实地立足于现代,传统经典文本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单一的出世热情或卑俗的生存写照都是文学创作中的两个极端,佛家“智不住世,悲不堕世”的哲学思想,可以启发我们承延在创造文化时避免优劣品评的极端对峙。

　　《莲苑歌舞》的现代启示还在于它以藏传佛教文化丰富的内涵和藏民族独特的生命价值观,表现出对生命终极关怀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对于今天建构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多样性领地,提供了一种文学样式,尤其是在寓言这种象征性艺术势力颇为雄厚的汉语文学传统中,藏族寓言文学作品融深刻哲理阐释于轻松自由表达方式的特质性样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借鉴。这种范例也可以说是再次以寓言的形式向中国汉语文学表达出的一种多元和谐、和而不同的现代性话语。

　　原文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注释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