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族古典文学的百花园里，有一朵和其他花卉并蒂开放、喷放着诱人香气的奇葩，这就是哲理诗——格言。格言的作者们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吸取人民的智慧，总结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以鲜明、生动、通俗、幽默的艺术形象，感染和激励人们，引导人们进入崇高的精神境界。因此，人们称颂格言为生活的教科书。

    萨班·贡嗄坚参的《萨迦格言》是藏族最早的一部格言体哲理诗集。成书于十三世纪上半叶，至今已有七百余年。《萨迦格言》(下面简称为《格言》)在国内先后译成八思巴文、蒙文、汉文，在国外陆续译成英、法、印度、日本、捷克、匈牙利等多种文本，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重视，公认为藏族名著之一。《格言》在藏族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到过相当惊人的作用，由它开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在《格言》的直接影响下，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哲理诗。其中，甘丹赤巴索南扎巴(一四七三——一五五四年)著的《甘丹格言》和贡唐·丹贝卓美(一七一七——一七八六年)著的《水树格言》最为有名。《格言》在人们中广泛流传，成为人们行动的标准和生活的信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脍炙人口的治理名言。

    那么《格言》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起到如此惊人的作用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正值西藏处于各大领主组成的地方势力集团，互相攻打讨伐，连年战乱不止，广大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安居乐业之时，为了完成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统一，为了结束西藏持续四百多年的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实现西藏人民长期以来渴望的安定团结，为了促进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萨班作了一件颇得西藏民心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他作为西藏地区代表，不顾年事已高，奋然东去，与拥有号令全国权力的蒙古王室的首领阔端举行了有名的凉州会谈，作出了英明的决策。由萨班出面，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领袖人物的公开信”，痛陈利害，摆明形势，促成统一。这对西藏地方归入祖国正式版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萨班在社上的名望列大，地位更高了。这是他的格言所以能够有更多的读者，发挥显著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格言》虽是在浩瀚的藏文著述中的一本小书，但它里面所论述的多是社会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的人们迫切需要得到开导、启示的问题，以及当时动乱不安的社会的重大问题，它给人们提出了观察事物的方法，处事待人的准则，区别善恶、分辩是非的依据，把社会上各种各样人物的本质特性和优缺点揭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对社会时弊加以有力的抨击，不遗余力。不管是当时人，抑或是后人都可以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照见自己，把它作为行动的座右铭，并且通过它还可以认识当时西藏的历史。

    第三、萨班是个宗教大师，他以佛法的要旨为标准来观察事物、论述观点、教诫人们。因此，很多格言宣扬佛教的基本教义，像“忍让”、“施舍”、“利他”、“正直”、“诚实”等等，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些内容无疑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麻醉人们精神的毒剂，是一定要批判和剔除的糟粕。但是，在当时最能吸引人，最易打动人心的恰恰是这些格言。因为当时，曾被朗达玛一度摧毁的佛教，又因各地方势力的崇奉和提倡而兴盛起来，广大群众普遍信仰和崇拜宗教，宗教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形成根深蒂固的信仰。不难想象，作者利用宗教领袖特有的显赫威望和宗教在人们心中的巨大影响，发表对现实问题的观点必然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注意。

    第四、《格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西藏民族喜闻乐见的民族特点，1、它吸取了民谣的形式，使它更便于朗诵、易于记忆。它用民间故事和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典故，还运用民间谚语来道破作者所要论述的道理。2、在语言上注意选用民间口语，达到了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精炼准确的高度，读起来生动活泼，浅显易懂。3、《格言》里的比喻运用得尤其准确、生动，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用具体的、形象的、可感性的事物来透彻地揭示深奥的抽象哲理，使人一目了然，容易接受。

    无可置疑，上面所述都是《格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有那么大影响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格言》之所以享誉经久不衰，关键在于作者观察事物，论述事物的观点含有高度的辩证法思想。《格言》是部哲理诗集。顾名思义，所以称其为哲理诗，是因为大多数格言富有较强的哲理性和逻辑性。作者无论对什么事物都不是简单地孤立地绝对地去看待或论述，而是全面地相对地观察事物的不同侧面，论述事物的各个方面。许多格言言简意赅，严密完整，无懈可击，使人信服之至，令人感到不仅有说服力而且有威慑力。这一点就是《格言》的主要成就。如果没有这一点，如果它论述的道理漏洞百出，不经推敲，违背哲学的基本原理，不符合生活逻辑，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哲理诗，它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它的生命也就会消失，至少它不可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即使在这个时代有影响，但不一定在那个时代也有影响，即使在这类人当中引起共鸣，但不一定在那类人当中也引起共鸣，即使在这个地方受欢迎，但不一定在那个地方也受欢迎。

    萨班所生活的西藏社会，正值有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初步形成时期，存在着多种社会矛盾。萨班是萨迦派的第四大祖师。萨迦派做为西藏诸教派中一个重要的教派曾长期统治过西藏，在西藏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它作为一个宗教派别和其他一切宗教一样，都是科学和真理的死敌，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是一种反动的思想意识形态。尽管一切唯心主义都否认世界是由各种矛盾所组成的，然而从萨班的《格言》里，我们却不难看出作者不仅承认现实生活的重重矛盾，而且对待各种矛盾的态度也是非常鲜明的。他反对四分五裂，主张四海归一；反对互相攻打，主张和睦相处；反对残酷压榨，主张官民相济；反对无视戒律，主张皈依佛法等等。这些思想带有当时西藏社会的时代特点，反映了当时藏族人民的普遍愿望，而且更重要的是含有辩证法“处处有矛盾”的深刻哲理。尽管它还是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

如《格言》388首写到：

对某些人有益的事，对另一些人可能有害，

野蒜对伤风有疗效，有胆病的人吃了就中毒。

从辩证法角度来观察事物，就可以发现一切事内部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

    宋代诗人苏轼在《泗州僧伽塔》中有这样两句话：“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作者认为雨有益于耕而有害于刈，这一观点无疑是体现了证法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具两重性的思想。前面举的这首格言在意义上和苏轼的这两句诗完全一样，也体现了这一哲学思想。

    前面我们已看到萨班没有否认和逃避现实矛盾，而是承认和正视它，下面我们再更多地来看看他在解决矛盾时有哪些方面体现出辩证法思想。

    萨班不仅是位赫赫有名的宗教领袖，而且是一位精通多种学问，具有渊博知识的大学者。他非常善辩，其声望是在与其他学者辩论中建立的。由于他广泛接触各教派的学者和社会上的学者从而对许多学者的学识品德、为人处事、理想经历等等都比较熟悉，在此基础上，论述学者时就颇能有的放矢，扣人心弦，非常辩证。学者是萨班理想中的人物，他认为学者最值得赞扬，是理应受到尊重的。因此，他极力强调学问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只有学问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格言》11首写到：

学者用智慧保护自己，敌人再多也不能把他伤害；鸟仗那婆罗的儿子，只身一个人降服了所有敌人。

20首写到：

是非本来就清楚，如果相混只有学者才能明辩；水奶本来就分明，如果相融只有水鸭才能分开。

    不难看出，作者是把学者当作高于所有人的人。不管你拥有多大的权势地位，掌握何等的武器财富，都不能征服学者，因为学者善于用智慧和计谋，他们能分皂白，能辩是非。在这类格言里面显然夸大了意识的作用，而忽视了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力量，在这点上作者无法摆脱他受他那教派教义的影响。

    萨迦派和其他教派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教义，它的教义核心是“道果法”。道果法宣称“最初舍非福，中断于我执，后除一切见，知此为智者”。认为一切修法的人只有不断除掉一切烦恼，获得一切智，才能达到正果——成佛。他们认为尘世间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假的，引导人们断陈一切欲望。除掉由于个人欲望所引起的受苦根源，让人们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佛境。道果法颠倒了物持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来自人们的心间，心产生客观事物，心是幻觉，而幻觉则是没有实在意义的东西，所以尘世间一切客观事物都是虚构的，是人们心理作用的结果。这些宗教思想占据着萨班的整个灵魂。因此认识事物也有不少的唯心成分，这些都是难免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当时社会里，像西藏圣者米拉日巴一样为得到智慧，为了成佛而废寝忘食，甚至缺衣缩食去钻研学问的人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一味追求学问，物质资料在他们看来是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他们为人传播知识，宣扬佛法，为多数人谋利，不计较个人得失。而那些有权有势的富贵豪是引起纠纷甚至引起战争的祸首，是吸劳动人民血的寄生虫。因此萨班这样赞美学者不仅是生活的真实反映，而且还有进步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把对学者的刻画只停在赞美上，在这一点上又恰好体现了我们要讲的他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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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首写到：

哪怕是绝顶聪明的人，也很少能精通一切事情；哪怕是极其敏锐的眼睛，也难看见声音。

354首写到：

哪怕再有学问的人，也难看到自己的缺点，当众人都有议论的时候，就应该当作缺点去改正。

    作者人为学者并非是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仙，而同样是具有极大局限性的凡人。无论他掌握何等学问，具有怎样聪明才智，也不可能通晓世上的一切事情，因为世界是极其纷繁复杂的。他劝诫人们不要对学者过分苛刻、吹毛求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者也难免犯错误，做错事。不言而喻，作者对学者的论述是一分为二的，既强调他们与众不同，又说明他们也是凡人，并不十全十美。

245首写到：

有学问的人与黄金，战场上的英雄与骏马，高明的医生与宝饰，无论到哪里都受到欢迎。

    这首格言进一步表现作者对学问的看法，作者认为只要有学问，就会有名望，就会赢得众人的尊敬，指出人们是热爱知识，向往学问的。这里强调了学问并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故226首又写到：

愚者的学识，儒者的才智，暴君的恩赐，对人少有利。

165首也写到：

品质恶劣的小人，即使聪明也要疏远，毒蛇头上虽有宝贝，谁敢将它抱在怀里。

242首还写到：

留在经卷中的知识，没有修成的秘咒，健忘者所学的东西，需要之时毫无用处。

    作者认为学问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但知识能否成为一种力量，能否为社会和他人服务，关键在于人的道德品质和本性才能，另外还要看能否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自如。

    萨班虽然把学者捧得高于所有人，把学问的作用看得很重，但是，我们从《格言》里许多格言可以看出，他评判一个人的优劣好坏的主要标准是道德品质，而不是学问才智。这是因为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有些学者虽是学识渊博，但一生无所事事，对社会对他人毫无益处，更有一些还是道德品质恶劣或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假学者。作者对这类学者给予否定和加以鞭挞，以此告诫其他学者不要像他们那样作有损于学者尊严的事，同时希望一般人要分清真假学者，拜真学者为师。那么，作者对学者的论述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否也。因为作者所赞扬和歌颂的学者是品学兼优的。作者能够这样客观地全面地论述学者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前面谈过萨班是个大学者，故此论述学者时颇能有的放矢，同时萨班又是后藏地区的大领主，是个小“国王”，故在论述国王时也是比较全面比较客观的。他本自有些实际感受，对其他领主的所作所为，也是耳有所闻，目有所睹，心中十分清楚。他知道有的领主暴虐无道，残害百姓，常常自食其果，有的领主作法比较开明，同群众的关系也相对好些。因此，从正反两种实例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要有菩萨心肠，爱护百姓呀，不要横征暴敛，差税适可而止呀；以柔克刚，切勿乱用酷刑呀等等。这一切对领主无疑是十分严肃的警告和劝诫。在这里我们着重谈淡作者怎样辩证地论述国王。

164首写到：在暴虐的国王统治下面，在快要倒塌的高楼下面，在即将崩溃的山岳下面，使你时时刻刻胆战心惊。

199首写到：世上的国王虽多，遵法爱民的却很少；天上的星辰虽多，日月般明亮的却很少。

200首写到：敢于做出坏事的人，也可能做出好事，敢于杀头的国王，也可能把江山让给别人。

    这些格言有力的揭露了当时的暴戾国王，喊出了人们的呼声。这些格言所谈之事在实际生活中确实不乏其例。历史上确有不少暴君自取灭亡，不少贪官遭群众唾骂。这对当权的所有领主来说，无疑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57首写到：君王对自己的臣民，施以仁慈和护佑；臣民对自己的君主，也必定尽忠效力。

    萨班对国王的论述体现了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相对中有绝对，个性中有共性。绝对和相对乃是一个过程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一切具体事物，具体过程都是相对的，但一切具体事物和过程的发展，又都有其绝对的联系。“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俗语有力鲜明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本质属性。一切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守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从这点上讲是绝对的。但是他们为了守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采取的手段和所得到的效果是各不一样的。有些统治者惨无人道、不择手段，有些统治者昏庸无能、没有治国保民的本领，还有的统治者则能够以保国安民为己任，使国家得以安定兴旺，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讲又是相对的。萨班一方面对那些为了过上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而欺诈百姓，发动战争，夺地抢财的统治者表示深恶痛绝并无情地给予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对那些开明君主给予肯定并极力褒奖和景仰。

    《格言》的思想内容，不仅仅是刻画了上面所说的两个形势，更为吸引广大读者的是，它所涉及的事情，提出的问题和阐述的道理，都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分几点来谈谈萨班论述事物哪些方面较明显地体现出辩证法原理。

453首写到：因果没有任何欺诳，智者博学原在与此，倘若不学能知一切，因果就不会是真理。

    “前因后果”是人们常说的话。因果联系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揭示各个对象和现象的起源，展示它们的来龙去脉，确定各个对象和现象的各种联系，是认识这些对象和现象的本质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了解到符合规律地产生一定结果的主要原因时，我们才能深入地了解到事物的本质，掌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正如列宁所说：“真正地认识原因，就是使我们认识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①辩证法认为任何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越一定的结果。这首格言正体现了这一辩证法原理。萨班认为一个人能够变成学识渊博，聪明睿智的原因，是他有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有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

110首写到：由于过于狂妄自大，痛苦就会接踵而来；由于狮子过于骄傲，就做了狐狸的脚夫。

    如果说453首格言，表现了作者对因果关系的理论观点，那么这首格言就是以实例反映了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象这类反映事物的因果关系的格言在《格言》里不胜枚举，这类格言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像上面举的一样符合辩证法原理的；而另一种则是反映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和命中注定思想的。

    宗教是人类对客观现象及其因果性的愚昧无知的产物，它用神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不去揭示事物和现象及其发展的真正原因。萨班所生活年代中的西藏人民，除了受自然力量的控制以外，加上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们又不理解自己遭受苦难的真正原因，在痛苦绝望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给神，以此来寻求一点精神安慰。统治阶级不仅利用宗教的力量，而且还日益扩大其权威和影响，使之成为如同鸦片一样麻醉人民的精神毒剂。“因果报应”是宗教的因果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因果报应”思想的主要内容。它从为富贵贫贱、苦乐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的。萨班作为宗教人士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也不可能不表现这种思想。

295首写到：智者所以积善，因为积善是安乐之本，世人所以能幸福，都是平日积善的报应。

255首写到：众生间的相互关系，都是前世命中注定，就像鹫要背雪猪，獭要供养猫头鹰。

451首写到：因为前世没有学习，今生才成了傻瓜，为了来世不再愚蠢，学习再难也要努力。

    在尔虞我诈的阶级社会生活里，这种格言一方面起到了劝善戒恶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到引导人们在自然和社会压迫力量面前消极无为，坐待摆布的作用。这种格言不仅在当时的人们中影响甚大，就是在现在的人们中亦仍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在西藏当今还有许多信男信女。应该承认，现在许多现象仍像迷一样，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事物，没有我们不能认识的事物，而不论我们现代科学已经找到了原因，或者暂时还没有找到原因，因果关系总是客观存在的，既非我们主观所能臆造也决没有上帝神佛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在承认“因果报应”和“命中注定”的思想至今仍被许多人所接受的同时，要对这种思想进行批判和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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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回到《格言》本身，从另外—些角度对其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作进一步的分析。

134首写到：智者有意回避危险，正是勇敢坚强的表现；狮子为了捕杀水牛，避开牛角决不是胆小。

135首写到：不假思索就冲向敌人，那是愚蠢的表现；夜间飞蛾扑向灯火，决不能算作英雄。

    作者认为智者有意回危险，并非胆小，相反是勇敢有略的表现，愚蠢的人不考虑事情的后果，一味蛮干，结果往往是自取灭亡。这两首格言体现了进与退的辩证关系，事物的进退都受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不是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只有具备了客观条件，当进时进，才能获得预期的成果，当退时退，就能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如果当进不进，坐失良机，那就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如果当退不退，一味蛮干，那就要遭到应有的惩罚。

360首写到：如果得到大的利益，小的损失不必计较；如能统治整个地方，岂能吝惜些许财产。

363首写到：无论做何事情，都要衡量利弊，如果利弊相等，无疑就该放弃。

    这两首格言体现了得与失、利与弊的辩证关系。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好与坏，利与弊，积极与消极这样两重性。人们对待事物就有一个权衡利弊，考虑得失的问题，在一定情况下，局部有所失可以换来全部有所得；眼前有所失可以换来长远有所得；这一部分有所失可以换来那一部分有所得。利弊的关系亦是如此。那些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人，在藏族中普遍受到数落。萨班所说的“利益”是指什么人的，我们暂且不必究原竟委，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得失、利弊的议论确实是包含着辩证法的。

280首写到：无论恶人怎样来投靠，也不能成为自己人；不管开水怎样沸腾，决不会冒出火来。

203首写到：只要大家同心同德，小民也能办成大事；许多蚂蚁聚在一起，连狮子也会被咬伤。

    这两首格言体现了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辩证关系。某个事物还没有成为现实事物之前，只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而存在，这就是可能性，如小民办成大事，蚂蚁咬伤狮子。现实中不存在某种特定的矛盾，如果没有根据，那么，为这个根据所决定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这叫做不可能性。如恶人不能成为自己人，石头在各种温度下都不会变小鸭，开水怎样沸腾，决不会冒出火来。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无客观根据。

299首写到：终究办不到的事情，再好也不要去妄想；消化不了的食物，再香也不要去贪食。

    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并不等于会有实现的可能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②如果我们还未能摸清事物的内在规律，便匆匆地去“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③其结果也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硬干那些不可能办到的事，只能是白白花费时间和精力。

61首写到；蠢人办点好事，那是偶然的巧合；春蚕能够吐丝，那是生就的本领。

85首写到：不经考虑把事情做好了，不能说他是一个聪明人；小虫子在地上爬出字迹，不能说它是一个书法家。

    《格言》里许多格言或明或隐、或强或弱地反映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这两首格言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哲学原理，必然性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的不可避免，一定如此的趋向。是本质的、大量的、相对稳定的现象。春蚕能够吐丝就是具有这种必然性，正如种瓜得瓜，磨擦生热的道理一样。与此相反，某一偶然的现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外在的、非本质的原因而产生的。它对这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说来，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小虫在地上爬出的可以像字，可以像画，也可以其他别的。但不管爬出什么东西都是偶然的现象。

145首写到：狡猾的人花言巧语，不是敬你而是谋求私利；夜猫子发出笑声，并非高兴而是不祥之兆。

    这首格言体现了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关系。所谓本质，就是事物相对稳定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由事物自身的特殊矛盾构成的。现象是人们可以感知的事物外表形态和外部关系，是本质在外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谋求私利”是狡猾人的本质，“花言巧语”是达到谋求私利而采用的一种手段，即是表现“谋求私利”这一本质的一种现象。

    本质是决定着现象发展方向的最深刻的内部联系，它在许多不同现象中作为一般发展规律而重复出现，也只有通过形形色色的现象才能表现出来。任何现象都以某一方面表现着本质，无论现象怎样丰富多彩、千变万化，时真时假、时隐时现，都是本质的表现。“阴求私利”的本质，可以通过“花言巧语”来表现，也可以通过甜言蜜语，假装正经，扮作诚实，阿谀奉承或明目张胆地进行欺骗，行凶杀人等等各种现象来表现。

95首写到：庸人都是嘴巴上的英雄，远离敌人时喊得最凶，真正交锋只会磕头求饶，回到家中又自吹有功。

     这首格言体现了本质与假象的辩证关系，在复杂纷纭的现象中，有的与本质直接一致，叫做真象，有的与本质相反，叫做假象。假象是本质的特殊情况下表现，以歪曲的形式反映本质，正如列宁所说：“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④“英雄”是庸人的“磕头求饶”即贪生怕死的本质的歪曲表现。

370首写到：傻瓜走上邪路，因为他是傻瓜，聪明人走了邪路，人们就该寻找原因。

    这首格言体现了错误的“可免”和“难免”的辩证关系。错误的“可免”和“难免”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可免”中常常存在着“难免”的因素，“难免”中又往往潜藏着“可免”的条件。萨班认为如果傻瓜犯罪或造孽，谁都不会指责他，也不会以此为奇，因为他是由于愚昧无知，在无意识中做错事，而不是明知故犯。因此这种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如果这个傻瓜能够钻研学问，注意改造和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知情达理，见多识广，具有较丰富的知识的人，那他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而聪明人走上邪路后别人会责问他，因为聪明人一般都意识到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因此他做错事是有原因可寻的，本是“可免”的，但聪明人也有难免犯错误的时候，如主观条件发生冲突等等因素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后果。虽然在这首格言里作者没有明确指出傻瓜可以变成聪明人而聪明人难免也有一时糊涂的时候的道理。需要在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我们对《格言》，不能把它一首一首地割裂开来加以理解和分析，虽然有不少格言是一首一个意思，但更多的格言相互补充，相互说明，构成了一类完整的思想。如作者对他所认为像牲畜一样的人的论述就能说明这一点。

67首写到：平常不为别人利益着想，这样的行为和牲畜一样，成天只知道为衣食奔走，不是连禽兽也办得到吗?

    接下来几首格言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述这种像牲畜一样的人的特性并加以鞭挞和讽刺。

68首认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遇事不动脑筋，不闻不问，整天想着填饱肚子，这种人是无毛之猪——畜牲。

69首说明如果一个人眼皮总是低垂着，看不到高处，对贤者的言语行为漠不关心，没有上进心，心甘情愿地和愚蠢人一起混日子，自甘堕落，这种人是大黄牛——畜牲。

70首写到：哪儿有吃往哪儿跑，让他做事他就远逃，虽然会说会笑，不过是条无尾狗。认为贪吃懒作，无所事事的人恰似一条狗——畜牲。

73首从人的涵养角度论述“畜牲”。作者强调人应该宽宏大量，哪怕在仇敌面前也应泰然处之，不能为区区小事斤斤计较，以免失去应有的态度。他认为那些性急情躁。心胸狭窄的人像没有出息的狗——畜牲一样。

74首认为一切吝啬鬼和守财奴都像老鼠——畜牲。

83首写到：既没有分辩好坏的才智，又不肯向学者虚心请教，专门寻找吃喝玩乐，只能算是两只脚的畜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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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均有自己的个性，一个人身上又往往包含着许多属性和特征，有的人在这个方面像似“畜牲”，而有的人则从那个特点上和“畜牲”一样。我们只有把《格言》中论述畜牲的所有格言联系起来看，才能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到作者的意思。

    每个事物都由多方面的因素组成，要表现或论述某事某物，不可能用一首或几首格言来概括。如作者对学者、智者、贤者的优点和对恶人、愚人、“卑贱者”的缺点都是用许多格言，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加以论述和发表自己的看法的，因此，如果我们只拿一首格言加以分析和评论，那一定会觉得作者的论述和观点过于简单化、绝对化，殊不知，简单化、绝对化的恰恰是我们的评论员自己。

113首写到：得罪了贤者还能结成朋友，得罪了小人就会受到报复；风能使林火愈烧愈旺，又能使小灯熄灭。

123首写到：你有多少羞耻心，就有多少学问做你美德，如果你不知羞耻，学问只会助长你的恶行。

136首写到：求恶棍总是受到欺侮，求善者总是得到保护；小虫常吃光周围的幼虫，狮子对周围的动物从不杀伤。

133首写到：小人富有了必定骄傲，君子富有了更加谦虚；狐狸吃饱了到处嚎叫，狮子吃饱了静静睡去。

    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统一的物质客体，从它的多样性来看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事物都有它的本质和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⑤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⑥

    虽然萨班总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他那锐利的眼睛和深刻的思想对各种人物和每类事情加以细致、深入的观察，得出具体的、全面的、相对的结论。他对佛经故事、历史典故、古老神话传说、动物活动特点、植物生长特征等，都观察入微，研究透彻，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许多形象，给人一种无可置疑的感觉。

15首写到：两个学者一起商量，就会有更好的主张；姜黄和硼砂配合好，会变成更美的颜色。

212首写到：具备一切知识的人很少，没有一点知识的人也不多，对有缺点又有优点的人，智者首先是看他的长处。

232首写到：通达某些事情的人、对其他事情未必内行；能把水乳分开的野鸭，错把自己的影子当食物。

    不用解释，这些格言人们一看即能体会到强烈的辩证性。《格言》里作者对强与弱，富与贫、刚与柔、吝啬与布施等等事物特性的论述也是非常辩证的，因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分析列举。

    再者我们认为，《格言》的辩证法思想还体现在作者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处理上。下面仅就《格言》的结构形式加以粗略的分析，看看《格言》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因为在这里不可能对《格言》的整个形式进行详细的分析。

    《格言》的结构形式十分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种，1、主宾式；2、交叉式；3、对比式；4、并列式；5、总结式。

1、主宾式这种结构形式是《格言》里采用的主要形式，它把一首格言分为上下两联，上联两句先说出作者要表达的正题，实际上是主，下联两句再说一个比喻，以证明与正题在意义上有共同的性质，这个暂且称为宾。如8首：

只要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自然会有人汇集在你周围；只要是香气四溢的鲜花，自然会有成群的蜜蜂飞来。

    这首格言的前半首是作者的本意，而且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后半首是用来比喻的，加深读者对本意的理解，而且两句也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不能把两句割裂开来。

    《格言》共九章。一章“观察学者品”；二章“观察贤者品”；三章“观察愚者品”，五章“观察恶行品”；八章“观察事物品”，九章“观察教法品”等里的大多数格言的结构形式都是主宾式的，因为这几章在内容上需要较集中地论述某件事物，某个问题，而主宾式的结构形式正适合这种要求。

2、交叉式这种结构形式在《格言》里也大量运用。它也把一首格言分为上下两联，但它的上联两句是完全互不相干的两个主，形成对比，同样下联两个比喻也形成对比。如103首：

浅薄的人把知识挂在嘴上，饱学的人把学问埋在心里；麦草总是在水面上飘浮，宝石却沉入深深的海底。

这种格言的前半首两句之间和后半首两句之间，分别形成强烈的对比，但以整个格言看来是交叉式的。这种交叉发生在正题与比喻之间。

3、对比式这种格言的上联和下联不是正题和比喻的关系，而上下联分别是—个正题。如115首：

学者在贫困的时候，仍用教诲使人受益；

恶人在发迹的时候，谁也别想得到安宁。

    一看即知，这首格言的上下联之间是强烈的对比关系。交叉式和对比在《格言》里运用得相当多，尤其在第四章“观察贤愚间杂品”里一大半格言是交叉式结构，还有许多对比式的。因为这一章是反映“杂”的内容，需要在相互衬托，相互对比中来表现。而交叉式和对比式结构的格言中，既讲事物的正面，又讲事物的反面，说明两种做法，两种效果，一起并列便于对比，黑白分明，易于取舍。作者用这种非常有表现力和说服力的结构把学者与愚者，贤者与恶人，智者与傻瓜，君子与小人，强者与弱者，富者与贫者，高尚者与卑劣者等等一系列相对立事物的特点和本质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格言》的第六章“观察正确处世方法品”和第七章“观察不正确的处世方法品”里，一方面用主宾式结构，集中阐述某一种正确或不正确的处世方法，另一方面用交叉式和对比式来列举两种不同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处世方法加以论述。

4、并列式这种结构的格言并不多，但表现力特别强，如228首：

守财奴为财富而高兴，傲慢者为奉承而高兴，傻瓜为同意己见而高兴，高尚的人为真理而高兴。

5、总结式这种结构的格言语气非常肯定，所列事实，所讲道理，都使读者会产生一种坚定的信心。如54首：

对赞扬不表示高兴，对轻蔑不表示愤怒，

专心致志追求学问，才是学者应有风度。

    总结式格言与并列式格言一样为数不多，但同样有极强的表现力。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格言》的结构形式与内容间的处理是很辩证的。作者用这些多种多样的结构形式为内容服务，使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内容与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结构形式相得益彰。

    总之，《格言》的形式是非常之完善优美的，全部格言都是整齐的七言四句体。虽然译成汉文后大有逊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格言的特有形式，但我们仍不难看出萨班在语言和结构形式上是下过一番功夫的。然而，萨班并非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美，他的指导思想是更好地表现和发扬内容，不仅多种多样的结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且利用民歌、谚语、典故等等也都是由于表现内容的需要。从这点上讲，无疑是符合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辩证法的。

    我们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的重要原则，就是“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所谓民主性的精华，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内容。概括地说，凡是揭露、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反映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或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也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益于人民并顺应历史向前发展的思想内容，都可称为民主性的精华。这种民主性在《格言》的思想内容中占着主导地位。《格言》以大量的篇幅对社会时弊加以抨击，对暴虐的统治者表示深恶痛绝，对广大百姓表示关心和同情，对那些伪君子、假道学、花花公子等社会蛀虫的丑恶面貌加以无情的揭露，对自私自利、贪婪无厌、尔虞我诈的现象加以鞭挞。《格言》的作者还把自己理想人物所应具有的美德从正面提了出来。这些美德不仅在当时有积极意义，而且就是现在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作者所提倡的谦虚谨慎、正直勇敢、吃苦耐劳、好学不倦等等，在现在不还是为人们所推崇的么?尤其是在如何钻研学问这个问题上，是很可给许多现代青年以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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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不仅要“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还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所谓封建性的糟粕，即指“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如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以毒害人民；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以反对农民起义；鼓吹奴才主义，以愚弄被压迫阶级；宣扬封建迷信，以束缚麻醉人民的思想等等。毋庸讳言，在《格言》里也有许多封建性的糟粕，尤其是宣扬封建迷信更为浓厚。另外，《格言》在某种程度上还抹煞了当时不可调和的阶级关系。总之，作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即既是宗教大师又是封建领主的萨班难免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因而在《格言》里只能是糟粕和精华掺杂，且不易区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糟粕至今在不少群众中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去剔除这些糟粕，使《格言》更加放出异彩，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借鉴和教育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

①见《列宁全集》三十八卷，167—168页。

②见《马恩选集》四卷243页。

③同上。

④见《列宁全集》三十八卷137页。

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7页。

⑥见《列宁全集》三十一卷144页。

说明：

此稿写作时参阅了王尧先生的《<萨迦格言>评价》和耿予方先生的《试论<萨迦格言>》，特此说明并向两位先生致谢!

                            摘自《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