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周有兩篇報告，觸及了「再現」、「表現」不同層次的討論。何謂再現？再現與表現有何論述上的異同？文學以及影像中，表現原住民與再現原住民的關聯如何展現？彷彿一個魔術，「再現」議題似乎和族群、階級、性別有所扣合，卻又流竄於漢人中心、知識份子以及男性的間隙裡，「再現」安置在看與被看的位置上，卻又不安地透露位階翻轉的可能與政治性。

　　第一篇報告為「試論原住民相關電影中的原住民圖像：以《超級公民》、《少年那霸士》等電影為例」，報告人指出原住民影像的歷史，可從日治時期一系列理番成功樣版紀錄片、電影開始，如「台灣實況介紹」、「義人吳鳳」、「沙鴦之鐘」…等。報告人指出這些影像基於宣傳政策之需要，排除了原住民傳統文化的真貌。

　　不過，我認為這樣的推斷可以更進一步。「沙鴦之鐘」描述一位泰雅族少女為了替她的日本老師送行，不幸喪身溪流的故事，樣板內容，是日本人的政令宣導片。電影故事中的泰雅族，是宜蘭山區的泰雅族；但在拍這部電影時，當局卻把它移到發生霧社事件之後的霧社來拍，演員方面，除了主要演員是日本人及台灣的李香蘭之外，配角及臨時演員都是當地的泰雅原住民，使得影像留下了當時當地原住民的服裝及道具。再者，該電影片頭有幾分鐘的時間，製作了類似「泰雅族的生活民情介紹」的內容，雖然可能是殖民者「凝視」下的產物，但是否完全如報告人提出「排除了原住民傳統文化的真貌」，還可商榷。日本政府刻意地安排某些畫面，導向理番政治正確的視角，然而，人物的服飾、部份生活樣態是否存在著另一種歷史「真貌」的詮釋空間？日治時期人類學家所拍攝那些「僵硬」的寫真，是否也表述了一種「真實」？

　　報告人在此處理萬仁導演的「超級公民」以及鄭文堂的「少年那霸士」，關懷重點在於「不同族群、知識背景的觀眾怎麼詮釋影片中的原住民形象？影像的傳播是否強化了刻板印象？或是修正了漢人對原住民的既成觀感？原住民相信影片對自我族群的描述嗎？」這些要點，提示了有關「再現」後置的討論依據，所謂後置，比較偏向觀眾接受與反映的範疇。論者面對這些問題，除了量化統計，求得一定的數據加以分析之外，或許還可以作為一種「quest」，放在心中，不時地作為論述的省思與關照。這個問題的相對面，即不同族群、知識背景的「導演」如何再現影片中的原住民形象？孫老師提醒，漢人導演、編劇在其中的思考，不管是將原住民元素作為一種消費奇觀，亦或是導演本身的社會主義、人道關懷的傾向，都會影響觀眾對影片的詮釋，進而補充報告人問題意識的外延觀察。此外，若含也指出關於原住民動態影像的範疇，包括電影及紀錄片，而這兩者的製作目地、呈現手法有所差異，可作為討論「電影」通俗性、消費性、啟蒙性的另一種參照。

　　講評這篇報告的同學指出，原住民圖像除了是悲情的、二元對立的弱者姿態外，是不是可以從別的向度發展，如影片中的原住民婚姻圖像、浪漫圖像、死亡圖像…等，藉此活化有關原住民形像日趨僵化(高貴野蠻人的歌誦，亦或是負面的刻板印象)的解讀。這個回應所引發出來的討論向度有兩層：一、讀者如何跳脫既定的詮釋，二、作者如何擺脫書寫的窠臼。漢人對原住民的想像，以及原住民作家對自己面貌的想像，彼此形成互相糾結的角力。針對後者，孫大川(1993)已表示，原住民的書寫不需受限於題材，應大膽地介入其他題材或議題，不過，這份理想有現階段的困境，使得問題更為複雜。陳建忠於(2003)＜部落文化重建與文學生產--以夏曼．藍波安為例談原住民文學發展＞《靜宜人文學報》18期提到，夏曼．藍波安的第四部作品《海浪的記憶》並未能深化早期《冷海情深》之情感，似乎呈現一種創作題材的疲態，形成自我書寫的焦慮。另外，顏崑陽於《九十二年散文選》序文對選出的原住民作家作品，也提出思考，他表示如果原住民不再寫族群元素的作品，社會大眾是否會認為這是「原住民文學」？因此，這個問題不只是原住民作家的自由意志，還牽涉當前文壇對原住民文學想像的氛圍。

　　另一篇是「寓真理於詼諧：試論拓拔斯‧塔瑪匹瑪及其小說」，報告人羅列了拓拔斯文字運用的驚奇，諸如以「過了公牛一次小便的時間」來形容一會兒…等，說明拓拔斯作品的魅力。報告人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拓拔斯的文學語言中，最顯著的特色是他對形容詞的創造。」我對這句話作了補充。我認為「創造」這個詞還可以討論，原住民作家書寫時所運用的一些比喻，有時不見得純然是自己的創造，而是族群諺語、象徵、母語意象的直接翻轉：如「胃好像不見了」(形容沒有食欲)，或是「握不緊拳頭的人」(達悟人用來形成驕傲之人)…等。這些因為初民思維所形成的話語，有著具體、圖像的特色，而作家把這些語言陳列於文本中，便形成「令人眼睛一亮」的修辭。除了語詞，族群語法的展現亦會形成某種特殊的韻味，如夏曼‧藍波安「讓我的話休息在你的心臟。」即是達悟語法的展現。該族的語序為動詞在首，主詞受詞在後的動-主-賓(VSO)型式，此句法類似中文的倒裝句，「休息在你的心臟」由此而來。此種漢人所謂的「修辭」，對原住民作家而言不見得全是創造，部份來自族群生活語言的反映。

　　孫老師補充對於語言「創造」的討論，他認為除了上述的情況，另一種是「新」的創造。如「約五張病床大的海底」之形容，就是拓拔斯醫生背景的創意，又再如「比百步蛇還毒」(形容人惡毒)的書寫，恐怕就不是布農族文化脈絡的形容，而將百步蛇視為毒物，或許是受到漢人思維的影響。不管是族群諺語的直譯，亦或是作家創造的修辭，都是思考原住民文學美學的一個基準點。當拓拔斯以這些語言的素材、神話傳說與禁忌、當時原漢關係作為「再現」布農族的部份面貌，除了呈現原住民知識份子的位置與思考，也形成文本的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