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台湾光复前后国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高山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高山族掀起“正名运动，提出了享有“原住”地位的政治诉求，改统称为原住民。截至到2006年6月，台湾地区原住民人口为469467人，约占台湾岛内人口总数的2.058%，目前根据语言、文化、称谓等特征分为12族。对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文献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孙吴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明清时期的文献、特别是清代的记载尤为详备。期间，由于台湾曾被荷兰、西班牙殖民占领，在荷兰和西班牙文献中也有很多记录。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占领，日本在统治台湾期间实行的所谓“蕃政”也留下了大量的记录。在1910年代，日本的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界开始进行台湾原住民的调查，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统治台湾原住民，故想详细地了解其生活状况”。但是，这些服务于殖民统治的调查研究，在台湾原住民历史、文化、习俗、分布、家庭、社会组织和族别等诸多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也为台湾原住民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期间，我国内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受到实地调查的限制。尽管如此，1925年袁克吾在《台湾》一书中，仍专辟章节介绍了台湾“番人”。此后，1929年林惠祥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该书被誉为研究中国台湾原住民的“开辟荆榛之作”。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情势也颇为关注。其中将台湾原住民也纳入“台湾调查委员会”的视野。在关于台湾原住民政策研究方面，台湾调查委员会认为“藩人”是台湾的三大民族之一，“藩族约十五万人”并列为战后在台湾实施民族政策的对象。抗战胜利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针对日本殖民势力的“皇民化”政策影响，先后颁布了《台湾省人民回复原有姓名办法》及其修正案，恢复台湾人民的中国国籍、姓名，其中包括“‘高山族’应悉改称为山地同胞”等“一视同仁，以示平等”的举措。其后，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老一代学人，如李济、芮逸夫、凌纯声、卫惠林等开始进行台湾原住民的田野调查，并先后培养了李亦园、陈奇禄、乔健、庄英章、林恩显、黄应贵等著名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学者。1955年，由芮逸夫、凌纯声、卫惠林等人创建的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也成为台湾研究原住民的学术中心。从1957年开始，台湾学者经过十余年的搜集整理，整理出版了多达309种的《台湾文献丛刊》，许多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史料由此得以重刊面世；与此同时，台湾学者还翻译出版了荷兰和日本殖民者关于原住民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文献。在上世纪整个五六十年代，台湾学者先后发表了一大批关于台湾原住民的田野调查报告，《台湾文献》、《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集刊》成为最主要的发表刊物，这些田野调查奠定了国人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基础。卫惠林和刘斌雄在1961年合作完成了《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陈奇禄在1968年用英文出版了《台湾土著的物质文化》，这标志着台湾学者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入了“萌发系统观点和理论提炼与追踪验证的阶段”。1972年，台湾在《台湾省通志》的修志工作当中，专门为原住民撰修了《同胄志》。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的原住民研究因学者更多的关注汉人社会的研究而出现了短暂的低潮期。随着台湾的“解严”，台湾原住民研究在1980年代又开始活跃起来：一方面，李亦园等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社会适应、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等事关原住民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对策性研究；另一方面，随着原住民运动的出现，台湾原住民出身的学者开始进入研究领域，他们从亲身经历的弱势地位出发先后发表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其中很多著作成为“正名”等原住民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同时，台湾原住民研究随着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成为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原住民问题在台湾岛内的“统独议题”中具有了重要的指标意义。“解严”之后，台湾的原住民就逐渐掀起了一系列以“正名”、“自治”为基本诉求的社会政治运动，但在“政党世纪轮替”的过程当中，台湾的原住民运动越来越被民进党等“台独”势力以“撕裂族群”的手段所利用，原住民要求自治、恢复原有文化等合理的诉求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政治回应，反而被沦为岛内蓝绿阵营政治角逐夹缝当中的牺牲品，一些泛绿阵营的学者甚至不惜改写、编造原住民历史来制造“台独”的论据，并企图利用国际保护土著人运动使台湾原住民问题国际化。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台独”学者在大批经费资助下进行原住民“身份认证”、“民族认证”、“语言认证”等“族群分化”实践，为“去中国化”、构建“台湾人”造势。台湾原住民日益被岛内政治边缘化的现实，使得岛内原住民对大陆的民族政策十分羡慕，许多原住民代表人物也纷纷前往大陆考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些制度设计和政策规范还被引用到台湾原住民争取自治的法案文本当中。

　　2 　大陆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

　　早在1947年3月，翦伯赞就发表了《台湾番族考》，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台湾原住民的第一部专论文章。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特指台湾的“原住民”一词就已经出现在新华社电讯稿当中。从1954年起，祖国大陆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逐步起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王辅世先生的《台湾高山族语言概况》一文，是中国大陆第一篇关于台湾原住民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因而被评价为高山族语言研究的“发轫之作”。1954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高山族语言教研室，1959年开始招收高山族语言的本科专业，并编写了《阿眉斯语》、《布嫩语》、《百宛语》等台湾原住民语言教材。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王良志和厦门大学的陈国强、北京教育学院的田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长信、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何汝芬等人共同组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高山族组”，在北京、武汉和福建省的福州、厦门、南平、永安、华安等地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大陆高山族田野调查。1959年完成了《高山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课题组成员先后在《民族研究》、《厦门大学学报》、《民族团结》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台湾原住民研究的论文。在“高山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陈康在福建、江西、上海等地进行台湾原住民语言的独立调查，从高山族与海南黎族的语言比较方面进行了研究。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厦门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重新启动了台湾原住民研究工作，根据《高山族简史简志合编》改写的《高山族简志》于1982年出版发行。与此同时，我院民族所的陈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高山族语言的学术论文，并与台湾原住民共同完成了《高山族语言简志（排湾语）》和《台湾高山语言》《台湾赛德克语》等专著。1981年发表于《语言研究》创刊号上的《台湾高山族的阿眉斯语》是中国大陆第一篇关于台湾原住民具体语言的研究论文。民族所的照那斯图、卢勋、欧阳觉亚和郑贻青等人都先后发表了关于台湾原住民语言、历史、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的学术成果。

　　从90年代开始，两岸的学者开始加强原住民研究的学术交流，两岸学者先后完成并出版了《台湾先住民史》、《台湾高山族语言》等专著，李亦园等台湾著名学者也先后造访大陆的相关研究机构，大陆的民族学人类学者也通过赴台开会参访的机会对台湾原住民情况有了初步的接触和了解，两岸原住民研究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渐开始浮现。2000年以来，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在研究的方向和视角方面开始趋于多样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宗教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视角、理论和研究手段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以历史学、文化学所主导的台湾原住民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也逐渐扩展到族群关系领域，中青年学者逐渐成为大陆台湾原住民研究的主力；刊发研究成果的刊物渐趋增加；较为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原住民研究领域开始出现。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演变过程。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建立台湾历史研究中心的同时，在民族人类学所启动了《台湾原住民与“台独”问题研究》的重大课题研究。这一正在进行的课题，期望较为系统地梳理并研究台湾原住民的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宗教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并针对“台独”势力利用原住民问题进行分裂活动的学说和理论进行分析和学理批判。从2003年开始，该课题组的成员和相关研究人员先后发表了多项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分别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多个角度对台湾原住民的人口、教育、民族政策、社会运动、语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民族研究》、《台湾研究集刊》等高水平学术刊物和多次两岸学术会议上先后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充分显示了作为民族研究国家队的整体研究实力和研究水平。这些学术成果，不仅深入研究了台湾原住民的生活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人口发展、教育现况、经济生活和民族政策，而且有力地纠正了许多漫散在社会上的许多关于台湾原住民的不正确观念和看法，批判了“台独”势力制造和鼓噪的以原住民历史为核心理念的“台独”理论，揭露了“台独”势力操弄“族群”、通过长老教会等宗教势力在原住民地区进行“台独”活动的手段。总之，大陆学界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正在构成大陆有关台湾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3 　大陆高山族的个案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展对台湾原住民研究的同时，我们对大陆的高山族群体也开始了关注并开展了个案的田野调查。例如，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8.61%的高山族聚居在河南邓州，针对这样一个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田野个案，我所中青年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围绕这一调查连续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和田野调查报告，这些实地田野调查的成果在厘清基本史实和现代认同建构的同时，也证实了原住民至少在清朝康熙年间就存在移住大陆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海峡两岸的人员交往历史中，不仅仅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单向流动，海峡两岸的历史是互动的历史。同时，这项研究也揭示了古代历史移民的多种类型，特别是闽南人移住中原并在当地生根繁衍的史实。在河南邓州高山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还计划对大陆高山族较为聚居的地区进行更多的田野调查，这一深具意义的系列田野调查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海峡两岸各族人民互动交往的历史，有利于加强大陆高山族与台湾原住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海峡两岸原住民研究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