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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林]多民族视野中的彝族诗学与中国文论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04-18  作者:李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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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考察离不开多民族视角。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原汉语诗学固然自古发达且成就斐然,非汉族群的诗学成果也古已有之,而且各具特色和价值。其中,彝族诗学便是代表之一,是值得重视的中国本土资源。转换视角看历史,超越长踞中心却不免狭隘的传统中原诗学观,去关注彝族以及诸多非汉族群的诗学资源(古代的和现代的),并且在族际比较的视野中展开对后者内涵的发掘和阐释,这对于我们以多元互动的文化理念深化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完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诗学史、文论史书写,乃至进行当代意义上的“中华话语”的文论体系建构,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冠以“中国”之名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研究不能长久滞留在单一族群视域中,其历史的书写也理应在汉民族诗学与其他民族诗学的多元观照中免除缺失,走向完善。

  关键词:文学史;诗学理论;彝族;中国

 

  中国是56个民族共居的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考察离不开多民族视野。就文论及美学而言,从多民族视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族群诗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时间维度讲“彝族诗学与中国文论”这一话题应包含古代和现代两个层面,但本文把着眼点仅仅放在彝族传统诗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对读上。之所以做此选择,一是古代诗学和现代诗学有较大的分野,就二者做比较研究是个很大的话题;二是彝族传统诗学与中国古代文论己是既定形态,加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迄今仍可谓是“显学”,论述起来对象容易把握且有现实意义;三是在传统与古代的范围中,以“中国”冠名的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迄今对彝族传统诗学仍关注不够,其中有不少问题值得学术界反思。不必讳言,在汉学主位的中原传统诗学或文论视域中,作为族别“他者”的非汉族群诗学长期被边缘化,人们对之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原汉语诗学固然自古发达且成就斐然,非汉族群的诗学成果也古己有之,而且各具特色和价值。其中,彝族诗学便是代表之一,是值得重视的中国本土资源。聚居中国西南部的彝族是有文字的民族,也是诗学智慧发达的民族,不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而且留下了凝结思想成就的诸多文献典籍。彝族民间叙事长诗《卖花人歌》即云:“彝家的故事能填满山谷,彝家的古经就象那瀑布,三天唱满一面坡,九天唱满一个湖。”种类多样的彝文古籍中不乏诗学方面的精彩论著,犹如举娄布佗在《诗歌写作谈》里所言:“从那古时起,彝地人世间,著书藏书多,诗文论著多。”其中,尤具代表性的有《彝族诗文论乡》《彝语诗律论》等。

  《彝族诗文论》作者举奢哲是古代大毕摩、大作家,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著有《祭天大经书》《祭龙大经书》《做斋大经书》等系列经书,以及《黑娄阿菊的爱情与战争》《侯塞与武佐》《降妖捉怪》等文艺作品,被彝人世代敬奉,彝文古籍即云:“古时的人间,知识大无边。有知识的的人,他来安天门。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天门他来开,地门他来管,有知识的人,宇宙他来管,……先贤举奢哲,他来传知识。他是什么人,至尊的大师。”根据彝族“盐仓”家谱记载,举奢哲生活的时代为清康熙三年(1664)往上推66代,大致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语诗学系统的《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诗品》作者钟嵘等的时代相近。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是彝族古代文论奠基之作,用五言诗写成,共包括“论历史和诗的写作”“诗歌和故事的写作”“谈工艺制作”等五个部分,从立足文艺创作的实际出发,就想象和虚构、作品的内容及作用、文艺的审美和教化功能等问题展开讨论,触及诗文理论中若干根本问题,不乏真知灼见。比如,对诗的作用,他的概括是:既可“唱来颂君长,唱来赞君长”,又可“唱来骂君长,唱来恨君长”,是表达人们对统治者爱与憎的社会情绪的风向标;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把它当作“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情感、表达爱意的媒介与工具。又如,说到“诗”与“史”的异同,人们往往会想到欧洲文艺美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诗学》,想到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亚里斯多德对此的精彩论述。其实,东方诗学领域,被族人尊称“先师”的举奢哲也以其经验之谈,谆谆提醒从事写作的人:叙述历史务必事事求真,创作诗歌需要驰骋想象,二者遵循着不同的写作规律。他是这样说的:“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像写诗歌,不像写故事。诗歌和故事,可以是这样:当时情和景,情和景中人,只要真相像,就可做文章。可以有想象,夸饰也不妨。”为此,他针对故事创作的真实与虚构问题提出“须有六成真,可有四成虚”,或者有“七成真实,三成想象”,认为如此方可“把人写活,把事写真”。这位彝族学者尽管生活年代晚于古希腊哲人,但由于地域和语言的巨大界隔,若是简单套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来观照二者恐怕很难。在笔者看来,从尊重言说者的“主位”(emit)立场出发,二位诗论家观点接近实际上是各有其文化发生土壤的“英雄所见”。换言之,东方世界的举奢哲和西方世界的亚里斯多德,他们作为诗学家在对各自民族文化的深刻体验和感悟中,阐发了有关“诗”“史”异同的重要观念。

  “诗歌叙天文,诗歌叙地理”,这是彝族先民自古就有的诗学认识。彝族文化史上,传授知识、论诗写书的伟大先哲除了举奢哲外,还有著名的女经师和女诗人阿买妮。追溯历史,文字、农耕乃至医药的发明在彝民心目中跟女性相关,《彝族经籍物始纪略》《西南彝志》便记载彝文创制于远古女性中心时代,并且极力称赞“女性有知识,女性有智慧”。时代近于举奢哲的阿买妮甚至被彝民尊奉为传播知识、文化的“女神”,称为“恒也阿买妮”(恒也在彝语中有“天上”之意)。她不仅有《独脚野人》《猿猴做斋记》《横眼人和竖眼人》等作品传世,其中《彝语诗律论》尤其是她在彝族诗学方面的杰出成果,大而言之,也是她对整个中华文艺美学的重要贡献。翻开《彝语诗律论》,我们看到,既写诗又论诗的文艺理论家阿买妮从创作美学入手,阐述诗歌的体式和声韵,探讨作者的学识和修养。凡此种种,堪称论述到位,见解精辟,而且从头至尾都是一边举诗歌创作例子一边讲诗歌创作理论,既有实践针对性又有理论提升性,由此体现出理论和实践联系的论诗原则,相当可贵。今有研究者指出,无论从理论内容还是从理论形态的精湛程度春《彝语诗律论》“都堪称是一部优秀的彝族古代诗学著作”。此外,立足当代,从“性别”(gender)和“民族”(ethnic)这两大学术热点切入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艺美学史,以冷静、客观的目光透视多年来学界对此历史的传统表述和惯性书写,就会发现一种“缺席/在场”的怪异现象。所谓“缺席”,是说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史的书写中,女性批评和少数民族批评大多是在视域之外并且缺少席位和话语权的;所谓“在场”,是说女性批评和少数民族批评尽管常常被遗失在主流书写的史著之外,但自古以来二者的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也抹不去的。长期以来,思维定势使然,在历史形成的男性本位和汉族中心的话语框架中,作为性别“他者”的女性批评和作为族别“他者”的少数民族批评在传统中国文论体系中同处边缘地位,造成了中国文论史在书写上的某种偏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及理论研究史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是1927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问世,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便是以此为学科起点。后者分别从资料整理、史的编撰、专题与范畴研究以及大陆和港台、古代与现代等方面为读者梳理了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所涉及的本土古代文论信息不可谓不广,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并不见有关于女性文论的专门章节。明乎此,再来看彝族女性作者阿买妮的诗学,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成就和价值绝不可低估。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影响深远‘风骨”作为其中名篇是刘勰“把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的‘风骨’概念,取其精神,加以改造,移用于文学”的成果,而“骨”亦是贯穿华夏古典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两汉人物品鉴重骨法”,诗歌、绘画等也时时讲“骨格’、‘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原传统美学之外的彝族阿买妮的诗学论著中,也屡屡有见“骨”范畴的使用,不但表述自成系统,其美学含义亦别具特色,如:“举奢哲说过:‘每个写作者,在写诗歌时,声韵要讲究,人物要写活。诗文要出众,必须有诗骨,骨硬诗便好,题妙出佳作。”又如:“文章讲音美,诗贵有硬骨;无骨不成诗,无音不成文。”在她看来“诗骨从旨来,,“写诗抓主干,主干就是骨”,创作者要根据不同内容确立不同的诗“骨”,所谓“诗骨如种子,种子有各样,各样种不同”,同理“诗骨各有异”,“因诗而不一”,切忌笼统划一。作品是有机的整体“骨”与“肉”相对“骨肉紧相连,整体不能分”,诗人务必处理好二者关系,否则,“只有骨头在,没有血肉身,写出的诗文,骨力就差矣”。按照彝族诗学的观点,这“骨”是关系作品能否传世的命脉所在,它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生命力,“诗若无骨力,任你写得多,再多也无用,后传没有根”。因此,这位女性诗学家再三强调诗歌要有“骨力”。放宽视野,对“骨”的看重又是彝族文化的极重要特征之一,非惟体现在其传统诗论里,也投射在其民间艺术中。以出自毕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