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政权进入极盛时期，纳西族地区也进入相当发达的封建领主制社会。与此相适应的是，农业经济占居着主导地位；随着商旅活动的日趋频繁，商业经济也相当活跃。这样导致了阶级差别、贫富悬殊的愈加彰显；同时，纳西社会的婚丧等风俗礼制活动已繁琐化和程式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原来以神话经诗为体系的东巴文学已不适应不断发展而复杂化了的社会现实生活。从题材而言，代之而起的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揭露社会现实、反映阶级矛盾、再现民间仪式生活的新型东巴文学作品----经籍诗体故事和风俗仪式长调。 从语言表现形式来看，作品多为整齐的五言句，不同于大多数早期东巴文学作品的长短句。

　　这类作品以讽喻的手法，或描写富裕阶层的贪婪，或鞭笞不劳而获者，或刻画了有闲阶级的醉生梦死，是一组讽刺中有劝谕、诙谐中寓纳谏、滑稽中巧发微、明镜中以照形的别具一格的作品。代表性的故事包括《普尺阿鲁哲作》、《多格飒》、《沙劳阿巴》等。 在此我们仅以《多格飒》为例，以窥其貌。

　　这篇诗体故事载于东巴经中，《多格飒》直译为"判明善恶的多格天将"，作品以讲述专司判断善恶的多格天神在评判人间善恶时的一个个故事为典型"案例"，从而构成全篇的故事情节。

　　作品先交待了多格天神不同凡响的来历以及多格一出世，就具备非凡的本领：天上日月星辰有多少，人不知晓他知晓；地下蚂蚁子孙有多少，人未看见他看见；天马鬃毛有多少根，人不知晓他知晓；一根马尾丢在河里漂向哪里，人未看见他看见；居那若倮山的飞蛇有几条，人不知晓他知晓；米丽达吉海的鱼儿有几尾，人未看见他看见……总之。多格天神最贤能、最敏捷，无所不能，无所不懂，"没有任何察不明的善恶，没有任何判不断的是非。"为了证明多格天神明察秋毫、惩恶扬善的贤能，作品转而叙述了"富人偷宰穷家牛"、"老鼠偷藏羊毛线"、"犏牛偷吃白毛毡"的系列故事。如"富人偷宰穷家牛"：

　　寨头住着一户富豪人家，养有九十九头大牦牛；寨尾住着一户赤贫人家，只养了一头长角牦牛。但那富人眼红穷家的独牛，要买这头牛，穷人据理回答说："你们富豪家呀，不是养着九十九头牦牛？怎么舍不得杀一头？怎么舍不得卖一头？我家虽穷呀，也舍不得卖这条独牦牛！"有一天，穷人到山头去开荒，到深谷去放牧。富人趁机把穷户的牦牛偷偷杀掉了，并把牛头藏在房顶，牛皮挂在门后，牛肉藏在床下，牛肝牛肺罩在大铜锅下面。穷人回家发现牦牛不见了，急得到处去找，怎么也找不到。那富人作贼心虚，拿了牦牛肉、羊肉、琵琶肉、酥油和炒面去敬多格神，但多格神拒而不受，说："偷来的酒饭，不洁不净呀！"穷人找不着自家心爱的牦牛，"绳结无法解"，就从獐皮口袋里抖出一点炒面，去敬献多格神，请他判察。多格神乐意地接受了，说："穷人的炒面，最洁净不过。"过了"三晚又两晨"，多格让玉绿青龙在空中发出怒吼，寨头被雷劈，门角被炸倒，铜锅被天轰，牛头、牛皮、牛个肺、牛肝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富人的魂魄也被当作秽鬼脏鬼压在了下层。

　　首先，故事着重展示了纳西族阶级社会贫富悬殊的深重现实和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在此前提下，故事所塑造的多格天神，是一个守己持正、火不侵玉、疾恶如雷、明断善恶的公正之化身，他不受丰盛的祭献而享清淡的洁食这一情节，正形象地道出了他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明察烛私，废贪立廉的刚正之职，他没有受赂则辞贫而取富，而是守正好断，不苟富贵，严惩恶徒。其朗如日月，清如水镜的形象，正是纳西族人民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正义、善良和公道的希望和理想所在。作品也无情地鞭挞和嘲弄了富豪阶层的贪婪无度、心狠手辣的自私本性，说明了贵富太盛则必骄佚生过的道理；同时也表现了劳动者不戚贫困而辛勤劳作，不汲金钱而力拒豪门，贫而不谄但献以赤忱的优良品德，表达出善良必胜于邪恶的主题，这也正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

　　这篇作品篇幅简短，情节单纯，堪称是一则精悍的讽刺小品。其艺术上的成功在于它很好地运用了排比和对比的写作手法，将主题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为了说明多格天神的神威，作品开篇便以八个句式整齐、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列一贯而下，气势磅礴，层层铺垫和烘托出多格天神察秋毫、断善恶、明是非、分黑白、辨曲直的公正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者对多格天神的景仰之情，具有增强语气、充分抒情的修辞效果：

　　白和黑之间，有个判明者，不是太阳和月亮，便不能分明。
　　晨和夜之间，有个判明者，不是参星和商星，便不能分明。
　　山和谷之间，有个判明者，不是长尾大水呀，便不能分明。
　　远和近之间，有个判明者，不是高岩蜜蜂呀，便不能分明。
　　南和北之间，有个判明者，不是晚霞红云呀，便不能分明。
　　冬和夏之间，有个判明者，不是玉绿青龙呀，便不能分明。
　　有理无理间，有个判明者，不是长老和官目，便不能分明。
　　人和鬼之间，有个判明者，不是英明多格天将呀，便不能分明。

　　而对比手法的运用处处可见，如表现贫富悬殊仅用了富人有九十九头大牦牛和穷人只有一头长角牦牛这一对数量词组进行对比便凸出了作品意旨；又如表现善恶之别，是在穷人开荒、放牧，富人行窃藏赃；穷人以微薄的炒面表露诚心，而富人持丰厚之礼尽谄媚之能事；穷人之物洁净、富人之物肮脏；穷人得以安生，富人遭致严惩的一系列相反相成、相映成趣的对比之中展开线索，最后自然得出善战胜恶的结局。这样的对比运用，增强了作品爱憎分明、是非彰显的主题表现力，使之更具讽刺力量。

(本文系撰编者为《中华文学通史》所写章节，
原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书：《中华文学通史》，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