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居于云南省丽江地区的纳西族，历史上曾有过相沿甚久的殉情之风。殉情的社会悲剧在纳西族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东巴教中也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专门超荐殉情者的仪式──祭风（纳西语称"哈拉里肯"），属于该仪式的东巴经卷有100多本，其中就有以悲剧艺术魅力而饮誉中外的叙事长诗《鲁般鲁饶》。

　　悲剧叙事长诗《鲁般鲁饶》（《牧儿牧女迁徙记》）是纳西族东巴文学中的鼎足之作 ，人们将之与创世史诗《崇般图》（《创世纪》）、英雄史诗《东埃苏埃》（《黑白之战》）誉为"东巴文学的三颗明珠"。这部悲剧叙事长诗在整个东巴文学中是独具一格的，其出现表明东巴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向前跃进了一步，题材领域愈加广阔，艺术表现方法愈加纯熟；尤为重要的是，《鲁般鲁饶》的产生及其传演方式──祭风仪式的程式化，以及历史上东巴教与殉情悲剧形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都标志着一种包容着纳西族的苦难际遇和悲壮情怀的悲剧精神，开始凸现在东巴文化的文学作品中。它一反早期东巴古典文学中那种素朴自然、清新明快的情调，集纳西族生活中的至哀至情于一体，着力反映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因种种社会矛盾冲突所铸成的悲剧，使东巴文学在悲声哀韵中生发出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形成了颇富悲剧艺术精神的殉情文学传统，并对后世的纳西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鲁般鲁饶》在民间也有口头流传，但多为零碎片断；东巴经本虽最为完整，但在不同经卷中，情节多有出入，故现存多种异文。《鲁般鲁饶》的题意直译为"牧儿牧女迁徙下来"，所以又译作《牧儿牧女迁徙记》。作品的情节梗概是：

　　在高山牧场上，有一群男女青年（有的本子是牧奴）在放牧，他们搭起帐蓬，吹着笛子，弹着口弦，相亲相爱。在坝子里的父母们（有的本子是牧主），担心他们在牧场惹出是非，叫牧儿牧女们迁徙下来，但青年们不愿下来。一次又一次去接，也没能接下来。父母们（牧主）怕他们逃跑远游，就筑起了重重石墙。一天，青年们丢了一只羊子，寻找时无意发现一棵珠宝神树，就取用树上的宝贝互相打扮，相约远游。他们推倒石墙，架桥过河，迁逃而去。朱古羽勒排半路被父母喊回去，和心上人康美久咪姬活生生分开。久咪姑娘几次托鹦鹉捎口信，叫羽勒排来娶她，却只得到羽勒排父母的诅咒。她久等不见情郎，失望之极，仿佛听见殉情女神的召唤，就到十二岩子坡吊死了。等到羽勒排前来，为时已晚。他于是烧起松柏火，与心上人一道殉情。

　　由上可见，《鲁般鲁饶》的前半部有着浓厚的游牧迁徙生活的气息，神话色彩也比较浓。作品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特征主要是部落迁徙、农牧并重，家长奴隶制下出现了相当于奴隶主的"豪酋"，也揭示了牧奴被严酷受制与集体逃跑的社会现实。但作品的后半部分，又有比较典型的封建社会的特征，如婚姻由父母作主的观念、门阀观念、贞操观念等。故而，由此看来，作品产生的时代虽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属于东巴文学中较后期的作品，雏型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唐、宋两代），而最后完善定型于后来的封建社会初期（以元代为标志）。

　　《鲁般鲁饶》是纳西族殉情悲剧的第一悲歌，也是纳西族殉情文学中的绝唱之作。从悲剧的审美意义来看，作品首先以人生、人性中美好理想和纯真爱情的横遭践踏和毁灭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同时它暗示了历史更迭之中突变的社会制度与纳西本土沿传已久的传统习俗的尖锐冲突；抨击了等级制度、封建制度、家长制礼教和阶级压迫的残酷和黑暗；反映出纳西青年为摆脱婚姻桎梏而进行的自发斗争和不屈反抗。纳西青年的爱情悲剧导源于当时社会的婚姻现实：男女青年在婚前可以自由恋爱但却没有缔结婚姻的自由。尤其是1253年纳西族归附元朝，随着中央集权在纳西地区封建统治的开始，"孩童订婚"、"指腹为婚"等封建礼俗被强行推广于纳西社会；以钟情重义、自由浪漫而著称的纳西青年于是以死殉情，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与现存社会扼杀人性的制度进行抗争。作品以朱古羽勒排与康美久咪姬的命运集中地反映了普遍存在于纳西社会的爱情悲剧，以高度浓缩的艺术力量提炼和升华了生活悲剧中的惨痛事件，并通过主人公以青春生命的凄厉毁灭来殉爱情理想的这一不可逆转的结局达到了悲剧的高潮，从而撼动人们的心灵，激起人们无尽的哀怜与同情，起到?quot;以眼泪来净化人的灵魂"的强烈感染作用。作品所展现的悲剧冲突，是生命的、思想的、意志的生与死的搏斗，不可避免，不容退让；这一悲剧性冲突直接导向爱之凄惨、生之困顿的苦难与毁灭，直接引起主体或他人灵魂的痛苦情绪，从而产生出惊心动魄、神伤心碎的震撼效果，这便是长诗所具有的悲剧魅力。

　　《鲁般鲁饶》开纳西族殉情悲剧文学的先河，同时也是东巴文化悲剧艺术的代表作。作为悲剧文学，其表层是爱情与现实的冲突，深层是纯真的人情、人性与社会制度的冲突，其底蕴则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冲突。作品在传写悲剧冲突、塑造悲剧人物、描写悲剧环境这些核心环节上都成功地体现了东巴悲剧美学的基本特征 。

　　从作品所塑造的悲剧性人物来看，朱古羽勒排与康美久咪姬的情死，是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为了抗拒社会现实的摧残而陷入无从选择、举步维艰的境地中的必然结局。尤其是作品塑造的康美久咪姬这一亭亭玉立、纯洁善良、痴情执着的女性悲剧形象，在东巴文学乃至纳西文学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在她身上呈现出一种与早期东巴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所不同的审美情调。在东巴史诗、东巴神话等大批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大都有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多是刚强有力、活泼任性、有谋有勇的巾国英雄风范 ；而康美久咪姬则是在凄风苦雨中深受社会重压的苦难女性，命途多乖的她，纯真、柔弱、细腻、含悲咽泪、多愁善感，这些品性气质凝聚为一种动人怜惜的柔秀之美，这与当时纳西青年妇女所面临的与包办婚姻俱来的丧失独立自主和合法权力的不幸命运是交相符合的。从此，这种审美特征就突出地表现在后来产生的《游悲》等一大批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文学作品中 ，形成与作品题材十分吻合的一种风格情调；以悲戚人，以抒情见怀，愁肠百结，哀情不尽的基调深深渗入到了纳西文学中。这种审美感受与早期东巴文学迥然有别。

　　值得注意的是，长诗所传写的纳西族古代社会特殊而典型的殉情风习，尤其是诗中对殉情者的理想乐园──"十二岩子坡"即后世演变成的"巫鲁游翠阁"（玉龙第三国）那令人心驰神往而又极富感召力的摹绘，以及东巴教以规模宏大、精心铺陈的祭风仪式超荐殉情者奔赴人生彼岸，都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因果链，对纳西族社会愈演愈烈的殉情悲剧也有较明显的负面影响。纳西青年男女殉情现象，至明清之交急剧蔓延为自杀率颇高的社会问题，这在汉文史志中也有详细记载："滚岩之俗多出丽江府属的夷民，原因：未婚男女，野合有素，情隆胶漆，伉俪无缘，分袂难已，即私盟合葬，各新冠服，登悬岩之巅，尽日唱酬，饱餐酒已，则雍容就死，携手结襟，同滚岩下，至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固所愿也。"（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故而明清以降，纳西民间也以青年男女追求彼岸中的爱情理想而殉情为创作题材，以《鲁般鲁饶》为殉情文学的创作范式，这样便出现了很多反映殉情的文学作品。可以说《鲁般鲁饶》对后期出现的口承叙事长诗如《游悲》、《逃到好地方》等作品，乃至对当代作家文学中取材于纳西殉情悲剧的长篇小说，在题材类型、主题思想、悲剧精神、语言风格、叙事程式、人物塑造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东巴绘画艺术中也出现了很多反映殉情悲剧的题材；文学艺术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鲁般鲁饶》对纳西社会直到解放前夕仍延续着高发率的殉情自杀问题有着相当的影响，民国元年，地方政府曾明令禁止东巴吟唱这部悲剧长诗和举行祭风仪式。一首长吁喟叹的悲歌，在长久的流传中竟然能触动无数青年男女去殉情，这里固然有其历史根源，有其宗教信仰、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和文化特质等多种因素融合形成的原因，但作品本身的悲剧艺术魅力对殉情青年的由彼及此、以他推己的联想、触发并被强烈感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应充分关注的问题。

　　这部长诗于1939年被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译成英文后 ，也在国外引起了极大反响。从本世纪初叶直到当代，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一直在对这个千年殉情之谜作各个角度的深层研究，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见解 。美国学者赵省华认为："自从在一个古代民间故事中提到一对情人为逃避父母包办婚姻和逃往殉情精灵居住的神秘之地而殉情之后，殉情成为一种仿效式的行为。关于开美久命金（即康美久咪姬）殉情的神话悲剧性地成为殉情行为的"剧本"，使后世的男女青年在相类似的情境中仿效故事主人公而殉情。在某种意义上，这殉情悲剧可以理解为纳西本土文化对文化融合和性别角色转变的反抗。" 国内学者则多从社会现实的黑暗、婚姻形式的历史过渡、父权制与母权制的斗争和交替、东巴教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淡化现实社会矛盾等角度对这部悲剧长诗加以探究，其中对《鲁般鲁饶》所附着的消极社会功能也有涉及 。由上所述，可见作品深隐着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也说明作为一部十分特殊的东巴经悲剧叙事长诗，《鲁般鲁饶》在纳西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已不容忽略，作品边缘性的交叉研究也正在走向深入。

(本文系撰编者为《中华文学通史》所写章节，
原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书：《中华文学通史》，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