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汉文典籍对今天我国境内的傣族通称之为"金齿"、"白衣"或"白夷"、"百夷"。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入滇，对正在出现武力强大的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傣族社会采取了先西后南的经营策略。元十三年在今天的德宏一带改金齿安抚司为金齿宣抚司，云南西部的傣族、掸族各部，全部统属于元朝疆域内；元贞二年在西双版纳的车里（今景洪）建"车里总管府"，至此，西部和南部傣族统一接受元朝的封建统治。但对傣族社会来说，公元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初，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这种动荡表现在为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傣族家长奴隶制社会部落之间战争日趋加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与此同时，佛教在与傣族原始宗教顽强持久的排斥反动中，也以其平静缓和的方式逐渐得以在傣族社会立足扎根和全面发展。这里所要叙述的就是与佛教有着密切关联的傣族贝叶经籍文学的繁荣。

　　佛教传入傣族地区的具体年代于史无考， 但可以肯定的，小乘佛教在我国傣族地区的全盛时期，应是公元十二世纪以后。傣历542年（公元1180年），傣族第一代"召片领" 叭真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统一政权──"景龙今殿国"（即泐国），自称至尊佛主，举行滴水礼即位，并将佛教定为"国教"而实行全民信教制度以后，佛教在傣族地区全面兴盛起来。

　　随着佛教的传入及其后来的兴盛，尤其是随着经书文字的使用及佛寺教育的相对普及，傣族民间长久流传的古老口承文化被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逐步加以整合，大量口承作品通过贝叶经文的记录和整理而成为分门别类的文化经典。这一历史过程导致了傣族社会的整个精神文化的重大分层，也导致了文学形态上雅俗文学的分流发展。这就是说，傣族社会中较为成熟的审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民间的性质，实则是一种书面文学，或以更贴切的象征曰"贝叶文学"，而民间却依旧保存着具备多重功能的古老口承文学传统，而傣族社会的"赞哈制?quot; 在佛教传入的同时也已成熟，歌手赞哈便是这种文学分层的沟通者。

　　由相邻的周边国家传入傣族地区的佛教，在中国可谓别具一格，为不同于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即人们惯称的所谓"小乘佛教"。佛教传入傣族地区，经历了一场同傣族社会原始宗教信仰传统的激烈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直在继续。文化冲突导致了文化重组，使傣族社会的整个精神文化领域由此发生了异乎寻常的重大变化。在文化上，佛教最终在傣族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毕竟要对傣族传统的古代文化进行改造，从而使傣族社会的文化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异；而文字的传入、贝叶文书的运用、书面教育和写作的发展，则在形式上改变着傣族社会的精神文化结构。在文学上，由于文字的广泛应用，尤其是贝叶文献的大批出现，傣族古老的口承文化已不再是保存民族共同体的"族根"的基本方式，也已不再是传承民族共同体的知识体系、价值规范和历史传统。因为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利于保存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成果；同样，书面教育比口头传授更利于传承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文字和文献的广泛运用，佛寺教育和写作的相对普及，为傣族社会培养了一个庞大的识文断字的"文化"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社会的物质生产，而成为职业的或半职业的社会精神生产人员。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分工，为傣族社会的意识形态各门类、精神文化诸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贝叶文化"造就了一个包括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反过来推动了"贝叶文化"的发展。到此，傣族社会的精神文化各学科的相对独立分化成为历史的必然，而文学的走向成熟也已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