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是百越民族支流，据史料记载，傣族发源于中国东部江浙一带，携带着河姆渡水稻文化向西、向南迁徙。他们选择适宜于种植稻谷的地方，沿澜沧江、金沙江、怒江到西双版纳、临沧、德宏，一部分继续南下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跨境而居。在中国的傣族人口近126万（2006年统计），属于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一、 傣族诗歌的历史状况：口头与书面并行发展

　　中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大部分没有自己的文字，其历史文化都是口耳相传的。生活在中国西南部的傣族，由于受到南传佛教的影响很早就基于婆罗米文创制了傣文[1]，以便传抄巴利语佛经。从此以后，傣族的诗歌走上了两条路，即口头与书写并行发展。 

　　众所周知，口头诗歌比较古老，起源于原始祭祀时的吟唱。在古代傣族社会，部落头人“摩反”（打猎的头人）祭祀先祖，祈求其保佑。随着祭祀成为生产生活的重要部分，需要特定的人来专职祭祀一职，这个人就是赞哈（也写作章哈）的雏形“摩赞”。祭祀时的吟唱和呼唤，最后演变成古歌，从此开启了傣族口头诗歌的历史。“摩赞”不仅是宗教仪式的领袖，还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开始有了分工。随着历史的发展，最初的宗教领袖职能则细化成现在的四个部分：“波摩”专司鬼神，“摩古拉”专司卜卦算命，“摩雅”专司医药，“赞哈”专司唱歌。赞哈在各种场合中即兴演唱，实质上他们就是“口头创作的诗人”。 

　　另一方面，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文字，佛寺成了培养傣族知识分子的场所。古时候傣族男童要到寺院为僧修行一段时间，学习傣文和佛教经典。大部分僧侣成年后即可还俗成家务农。不过，掌握文字和经典的还俗僧人成了傣族文化发展的的中坚力量，他们被民众尊称为“康朗”，其中有一部分康朗变成了“赞哈”。他们在歌唱传统曲目的同时，也积极地进行创作。除了传抄和复制佛教经典外，他们还将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写成诗行文本，用人们熟悉的曲调来吟诵。即使绝大部分的诗歌文本都不留姓名，但可以说，他们就是傣族最初的“书面作家”。 

　　总的来说，傣族的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在很长时间内是并行发展的。最早产生的口头诗歌在文学舞台上占据了很长的历史，傣文的出现使僧侣们将口头诗歌不断地记录成文字，使之文本化，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手抄本。今天，傣族文学依然处于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并行发展的状态。如今我们还能在西双版纳看到职业歌手赞哈四处口头传唱民众喜爱的民歌、民谣和叙事长诗。也可以看见德宏傣族歌手“摩哈”逢年过节即兴演唱山歌和情歌，甚至有的自导自演简单的戏剧。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由于傣族民众对诗歌的喜爱，傣族的口头诗歌一直表现得生机盎然。但是相对于口头文学，傣族的书面文学似乎在走下坡路。 

二、 傣族诗歌的困境

　　历代的傣族歌手或诗人不断地创作、抄写了大量的诗篇，随着历史的积累，为后人留下了浩瀚的手抄本。这些抄本不仅仅是佛教经典，还有傣族的历史、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历法、医学等，可以说是傣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这些手抄本形式多样，保存环境也较差，能够阅读的人剧减，以及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 

　　（一）文本形式多样 

　　傣族诗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了大量的古籍经典。民间有“别闷西行”（84000部），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事实上有那么多吗？西双版纳、德宏两个傣族聚居地都有专门收藏、研究傣文古籍的单位。以德宏州为例，州档案馆存有181卷、州民族语言委员会存有200卷、州文化馆及图书馆共有200卷。而潞西市、盈江县的档案馆各存有200来卷，而梁河县、瑞丽市档案馆保存较多，有300多卷。^[2] 

　　其实，傣文古籍的最大库存是在民间，主要是保存在村寨中的奘房（佛寺）里。由于民众信仰佛教，常做各种赕佛仪式，抄献佛经并供放在佛寺中是积累功德的方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德宏州大小奘房有500多座，而每座奘房内或多或少都有傣文佛经。有名的芒市菩提寺、佛光寺、五云寺都有几百部抄本。此外，还有许多村民家中也保存着常用的抄本。例如，西双版纳傣族歌手章哈人手一本《巴塔麻嘎捧尚罗》，这是他们的基础唱篇之一。 

　　傣文抄本不仅篇目多，还有不同的文本形式。按照载体样式来区分的话，最常见的是抄写在棉纸上，称为“棉纸经”，抄写在贝叶上的，称为“贝叶经”，抄写在构纸[3]上，可称为“构纸经”，此外还有刻写在象牙片、象骨片上的，称为“象牙片经”、“象骨片经”。不仅载体不同，书写的文字也有多种。西双版纳一般使用老的傣泐文，德宏地区则多数用傣讷文，有一部分是傣绷文，还有的时傣讷文、傣绷文等混合在在一起，这无疑增加后人了阅读理解的难度。 

　　用圆形缅傣文书写的贝叶经  （张云供图） 

　　用德宏老傣文书写的绵纸经  （张云供图） 

　　构纸经  （张云供图） 

　　巴利文象牙片经 （张云供图） 

　　多样的装帧形式   （张云供图） 

　　巴利文、德宏老傣文、圆形缅傣文三种文字同现于一篇文本中  张云摄 

　　（二）新、老傣文的尴尬处境 

　　虽然篇目众多，内容丰富，但大部分手抄本都没有译成汉语，少部分有汉文内容梗概，出版发行的诗篇更是极少数。能够阅读这些傣文手抄本的人越来越少，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是新、老傣文相脱节造成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民委针对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决策。其中，1954年对西双版纳、德宏两地的老傣文进行了改革。新傣文是基于老傣文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改革和修订，相对于老傣文，新傣文显得更加严谨和科学。改革后的新傣文虽然进入小学教育，用于官方各领域，但民间仍然使用原有的老傣文，手抄本绝大部分是老傣文书写的。随着老一辈人一一去世，年轻人不懂老傣文，难以阅读和翻译这些抄本，傣族的文化传承问题就突显出来了。 

　　以德宏为例，和老傣文对比，新傣文增加了声调符号，摒弃了专用于拼写梵文、巴利文和佛教专业术语的合体字、连体字。只要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符号齐全，我们就能够拼读其读音，从而确定其涵义。而老傣文无声调符号，诵读抄本时常常伴随着特定的曲调。而如今大部份年轻人学的是新傣文，并不懂吟诵长诗的曲调，也不认识老傣文中的合体字、连体字，因此无法诵读经文，很难了解其涵义。 

　　根据德宏州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云的介绍，2010年初，盈江县的一个村民找到德宏州图书馆，他要出售傣文古籍，据说是他祖父在文革期间舍命保藏下来的。如今老人已经去世，儿孙辈不懂这些古字，也没有能力提供较好的保存环境，所以只好转交给相关的文化单位。当工作人员前往他家查看古籍的时候，发现了几个麻袋装的德宏老傣文古籍，其中有的抄本比较罕见，书写的文字同时出现傣绷文、巴利文、德宏老傣文（一个文本同时出现多种文字的古籍显得格外珍贵）。最重要的是，还发现了罕见的“象牙片经”，刻写的文字是巴利文，其内容还有待于相关人士的破解和翻译。 

　　目前傣族儿童大部分都到公立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其中，只有一部分学校开设了傣文课程，而村寨的佛寺早已没有了传统的傣文教学活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现有的教育体制与傣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随着老人们逐渐去世，这些诗歌抄本很可能成为无人能读的“天书”。新、老傣文的脱节，这无疑是傣族诗歌传承中所面临的首要窘境。 

　　（三）手文本的保存困境 

　　古籍文本数量虽多，然而保存条件却很差。一般来说，不仅需要特定的保存设备，还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修复这些古籍文本。然而，根据地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知晓老傣文的工作人员较少，有时甚至需要从缅甸、老挝等地请来做翻译。由于大多数古籍没有译成汉语，不了解文本内容，因此难以确定其重要性，自然就无法申请相关的古籍保护基金。 

　　至于傣族佛寺中的佛经抄本，保存条件也不理想。根据几次在德宏傣族村寨的调查了解，保存在佛寺中的经文有的堆放在佛龛上，有的装入麻袋，或挂在柱子上。佛寺是傣族村民的宗教活动场所，从建造维修到日常打扫，都是村民来承担。特别是德宏的大部分佛寺，没有僧人住持，较少有人照管和打扫，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房门紧锁。久而久之，文本受潮、虫蛀、褪色、风化等情况较为严重，还有的处于绝传的危险处境。 

　　盈江县线帕村佛寺内受潮损坏的手抄本，屈永仙摄 

　　盈江县新城村佛寺内堆放的抄本，屈永仙摄 

　　（四）传承人的老龄化 

　　随着国内外文化界对非物资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关注和保护，人们才发现非遗的保护，关键在于传承人的培养和保护，这也是傣族文化传承的关键问题。 

　　无论是佛经的传抄者、诵读者，还是职业作家、民间诗人、口头歌手，都在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懂得傣文的人逐渐减少，一方面是复印、打印等现代技术的普及，导致传抄抄本的人减少。至于傣文书籍、刊物的作者，如德宏傣文刊物《德宏团结报》、《勇罕》的作者大部分是民间艺人，人数已经逐年递减，能像岳小保那样用傣文创作长篇小说《帕英法》的傣族作家更是凤毛麟角。[4] 

　　除了作者减少之外，能够阅读傣文作品的读者也在减少，其读者市场极度萧条，处于令人堪忧的状态。“自1953年德宏自治州成立以来，傣文报刊出版发行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德宏团结报》傣文版的发行量，历史最高记录为1万份，2012年全州发行量仅710份，全州15岁至64岁的傣人大约有25万人，平均每1000人才拥有3份傣文报；《勇罕》杂志自创刊以来其发行量一直在1000份上下徘徊，2012年发行量虽然达到了4期/年×1500份=6000份，但实际订阅量不足200份；其它傣文刊物出版发行量也在逐年下滑。”[5] 

　　作家文学的发展如此萎靡，民间艺人、歌手的情况也不乐观。2006年西双版纳傣族“章哈”歌手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并评选出若干位国家级章哈传承人。然而根据多次调查了解，章哈歌手数目虽然表面上有所增加，但是质量参差不齐，能够演唱几个片段的章哈很多，但能够唱完整篇叙事诗的寥寥无几。西双版纳勐海县国家级章哈传承人岩帕（访谈时73岁），他18岁开始唱歌，1976开始收徒弟，到现在已经收了74个徒弟。对于章哈队伍的建设，岩帕介绍说，从历史上看，文化大革命时不准唱歌，那时候的章哈数量剧减，章哈演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阻碍。1985年后改革开放之风吹遍中国大地，傣族传统习俗得以恢复，章哈队伍逐渐增多。1963 年成立了傣族章哈协会, 开展了各种活动，如演唱比赛。然而，岩帕内心最担心的依然是“后继无人”，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听不懂也不想学章哈演唱。他说，现在40岁以下的傣族年轻人基本上听不懂章哈了，只有50岁以上的才能听懂。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德宏和其他傣族地区。 

　　不仅傣族诗歌的创作者缺乏传承人，傣族诗歌的研究者也出现了“断流”问题，纵观改革开放至今的关于傣族诗歌的研究成果，很容易发现傣族文学面临的问题大于时代带来的机遇。前辈们对傣族诗歌的大规模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6]80年代是傣族文学的丰收季节，前期的搜集整理工作硕果累累，大量的诗歌作品得以出版。[7]除此之外，人们把重心转移到了相关的研究上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到90年代仍然方兴未艾，[8]相关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这时期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著作，如《傣族文学史》，《傣族宗教与文化》，《傣族历史文化求是录》，《傣族村社文化研究》，《傣族历史文化漫谭》，《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等等。 

　　然而，90年代到今，傣学研究界明显出现了“断流”问题。我们能搜索到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70、80年代学人的作品，而随着他们的退休、辞世，傣族文学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少。举个例子，以“傣族诗歌”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搜索，共有29条相关结果，其中80年代的有14条，90年代的6条，00年代的仅有3条，11年至今有6条。而这29条成果的作者中，傣族学者逐渐减少，80年代出成果的居多。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傣族文学的研究领域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不能不说，老一辈的学者奉献了一生的事业，但他们却忽视了培养传承人和接班人。 

三、 傣族诗歌传承的时代机遇

　　面对新、老傣文相互脱节的窘境，傣文诗歌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然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在这股历史潮流中，傣族文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再次繁荣发展也未可知。 

　　（—）傣族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期待 

　　大部分年轻人接受的是汉文化教育，不懂新、老傣文，不知道傣族诗歌的内容和文本形式，对口头诗歌也不甚了解。我在德宏的几次调研期间，无数次拿出佛经抄本，很多年轻朋友围过来看，不仅惊讶老傣文“原来是这样的”，也不知它们就是傣族的诗歌文本，大部分年轻人也听不懂佛经。有一次，笔者到盈江县新城乡做调查，向老同学咨询本村的“贺鲁”家在何处，她表示从没有听过“贺鲁”一词。“贺鲁”是德宏傣族对专门主持宗教仪式和吟诵佛经之人的称呼，他们也是传抄、保存经文的主要传承人之一。年轻的朋友平日里不接触佛教相关活动，因此并不懂“贺鲁”是何人，也不知道“令”（德宏傣族对佛教经典的泛称）为何物。 

　　从2006年以来，笔者寻访过许多村寨的“贺鲁”，在他们的家里了解傣族长诗，老人家里的儿孙们从来不凑过来询问和了解，他们要么坐在一旁看电视，要么走开。笔者在盈江县线帕村考察的时候，唯一一次了解到该村挑选出“贺鲁”的接班人。原来该村的“贺鲁”已经70多岁，村民们决定选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送他到盈江县总佛寺去学习傣文和诵读佛经。学成后他将做“贺鲁”的接班人，主要主持村寨各种佛事活动，简单吟诵佛经，并不是传抄和诵读长诗。 

　　在网络时代，许多年轻人视野开阔了，了解了民族大家庭的状态，不同程度地有了民族自觉心，了解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来自西双版纳勐海县的一个玉叫曾经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赞哈，却不希望她学习傣文和赞哈演唱，父母一辈认为只有学习中文才能“走出去”，找到好工作，在中国这个得以生存。然而她却很喜爱傣族文化，于是背着父母学习了老傣文，最后到云南民族大学深造语言学。事实上，保护民族文化的自觉行动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一些青年IT技术人员，自己创制了一套新、老傣文的字体和相关输入法，还在网络上交流共享，方便了各地傣族的交流和学习。 

　　在德宏，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意识到应该掌握母语文，这样能更好地认识了解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例如，在2009年，有些年轻人主动请求相关单位开办傣文教学班，自费邀请岳小保老前辈来教学。不仅德宏，其他地方的傣族青年同样有学习母语文的积极心态，主动到网络上寻觅傣文教学视频来自学。还有些人将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在网络上已经有许多傣文资料。不仅如此，各种傣文网页、网上傣语广播和傣语电视也纷纷出现。 

　　（二）共享网络资源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时代，信息的交换与共享超越了空间、时间，便捷了学者们的工作。在过去了解某一领域的研究情况，要借阅大量书籍，手写笔记。如今，只要在相关网站上搜索，几乎都能得到想要的资料。例如，中国知网（CNKI）涵括了中国解放初期到今的所有期刊论文，从1999年到今的所有博士、硕士论文等资料。可以检索、下载，从而了解学术前沿。 

　　如今，许多已经出版的傣族诗歌文本都可以在网上搜罗到，并且有电子版可供下载。例如，百度文库上就有共享了的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英雄长诗《相勐》、《厘俸》，阿銮叙事诗《金孔雀》、《花水牛阿銮》，爱情叙事诗《叶罕左与冒弄养》、《娥并与桑洛》等等。 

　　网络上关于傣族戏剧、诗歌、傣文教学等方面的音、视频资料也越来越多。例如，有西双版纳的《傣族章哈教学快件》（1-22），德宏傣剧《刀安仁》（1-4部），《德宏新傣文扫盲班》（1-3）等资源。无论我们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通过网络这个途径来了解、学习傣族的文化。此外，不仅包括中国境内的，还有国外的相关资料，例如，有《老挝的赞哈》、《泰国的赞哈》等资料，实现了跨国、跨区域的资料共享，这使得我们的视角更加宽广，更加有效地交流。 

　　如今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一些热爱本民族文化的青年人，购置了机器，逢年过节时就将民歌、民谣、舞蹈、戏剧等录制下来，或刻制成光碟分发给大家，或直接上传到网络上，方便了国内外的学者。 

　　（三）建立资料数据库 

　　除了民间的积极表现，官方也纷纷建立民族资料数据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学等各方面都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处于濒危状态而。由中央政府主导，各地政府开始重视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不仅有文化部、各级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设立基金项目来建立了数据库，各地方文联、图书馆等相关单位也纷纷参与此类课题搜集、保存现有的民族资料。 

　　例如，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规划的的《中国史诗百部工程》，旨在搜集中国各民族世代传承的讲述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长诗，包含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等。通过摄影、整理文本、建立数据库三种方式，记录100组艺人说唱的史诗。侧重濒危的第一手史诗资源的抢救和挖掘，以仍在民间活态传承的史诗为主要项目对象。目前完成的已经有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汗青格勒》等，傣族的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也已经列入史诗百部行列。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资料搜集与研究》，主要是搜集各个民族的创世史诗演唱，争取尽可能地将各民族的口头史诗演唱资料保留下来，以供后人了解和使用。目前已经完成的南方民族有拉祜族的《牡帕密帕》，哈尼族的《十二怒局》，彝族的《勒俄特依》，佤族的《司岗里》，景颇族的《勒包斋娃》等，傣族的史诗演唱也在计划中。 

　　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傣族的资料也得到了重视，最最瞩目的成果无疑是《中国贝叶经全集》、《中国云南德宏傣文古籍编目》了。根据党中央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各级政府做了大量有关傣文贝叶文化的保护与发掘工作，首先是对贝叶经进行搜集和整理，使之免受流失和损坏；其次是设置专门机构和专人，对贝叶经进行分类、登记，并写出书名和内容提要。对其中一些关于傣族文化的经典作品还进行了翻译，出版了一部分己译成汉文的贝叶经作品。为了做好《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全集的出版工作，必然要对贝叶经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使贝叶经这一人类文化宝藏得以保存下来，流传下去。在德宏，傣族先民也留下了浩繁的历史文献古籍。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古籍已经损毁和遗失。为了保护和抢救现存的老傣文古籍，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尹绍亭教授和日本东京外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唐立教授酝酿策划了“老傣文抢救保护项目”。项目组通过一年的努力，共普查老傣文古籍2000余种，经考订筛选，完成编目近900种。最后整理出版为《中国云南德宏傣文古籍编目》。 

　　（四）傣文的新时代 

　　2009年，微软公司发布的Window7操作系统自带的字体库里已经加入了西双版纳和德宏的两种傣文字体，从此，在全世界使用数量最多的操作系统里有了傣文，这对傣族来说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紧接着，Windows8系统实现了支持西双版纳和德宏傣文键盘输入。这就意味着世界上任何角落的计算机，只要安装了该系统，就可以直接用傣文键盘输出傣文，傣族人从此实现了母语文交流的统一平台。这小小的举动，其实反映了国际、国内对傣族文化的关注，这种关注的背后体现了人们对傣族文化、以及傣语言文字的珍视。 

　　遗憾的是，正如前文所说的新、老傣文的尴尬现状，人们若想将老傣文手抄本内容输入电脑，必须先将老傣文转写成新傣文，然后才能实现数字化。即使将来开发出老傣文字体和键盘，我们仍然面临着青年人不懂老傣文，老年人不懂新傣文的窘境。从客观上已经实现了傣族人自由使用母语交流，作家们在电脑上自由地创作的外部条件。 

　　笔者作为一个研究傣族诗歌的青年学者，从自身体验介绍和分析了傣族诗歌发展的困境和面临的机遇，身在其中难免主观臆断。但是不得不说，傣族诗歌面临的挑战可能远远大于历史赋予的机遇，这是源自内因和外因的结果。从外因看，傣族历史上已长期被汉化，缺乏强有力的语言研究和传播机构，而傣语文专业就业困难等；其实内因更重要，在没有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新词汇并普及使用的历史现实下，傣语的交际范围已经变得狭窄，傣语文使用人数剧减并老龄化，年轻人母语意识逐渐淡化，民族认同感缺失等等……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