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忻城县的大石山区，有一种专门以控诉苦难、哀叹不幸、警示世人为基调的唱曲，这些唱曲都是用壮族方块字抄写，在当地已流传了上百年，民俗研究专家将其统称为壮族悲歌。目前，当地文化部门已从民间搜集了200多首长歌手抄本，打算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保护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山歌可以杜撰，不一定有故事情节；但每一首壮族悲歌，讲述的都是一个真实故事。”樊圣林说。

　　樊是忻城县文化馆馆长，今年57岁，是中国民间文艺协会广西分会会员，对当地壮族悲歌研究了数十年。

　　12月21日，本报报道忻城县壮族悲歌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后，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壮族悲歌到底为何物？

　　记者深入当地采访，揭开了壮族悲歌的神秘面纱。

　　潘英妹的爱情悲欢

　　200多首长歌，讲的都是真人真事

　　12月23日上午，樊圣林从书房的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搬出了几叠厚厚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均用牛皮纸包装页面，由于历经时间已久，很多页面变得泛黄。每一本手抄本上，写的都是很少人能看得懂的壮族方块字。

　　这是樊圣林和当地民俗研究专家历经数十年，从忻城县及其周边的兴宾、合山、马山、都安、柳江等县市区的民间，搜集来的手抄本，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忻城县。目前搜集到的共有120多本，里面抄有200多首长歌，内容涉及揭露封建残暴统治、爱情悲剧、生离死别、遗弃孤儿、虐待老人等。

　　这些手抄本里，最短的一首歌有数百行，最长的有上千行，字数都在数千字之间。目前收集到最长的一首歌叫《潘英妹》，共有1592行，每行5个字，整首歌共7960字，讲述的是民国期间一个爱情故事。主人公潘英妹是忻城县红水河以南（现隶属于上林县地界）的一名女子。另一个主人公是忻城县红水河以北城关镇一带的男子，名叫黄浩。两人相识后相爱，由于潘英妹的父母迷信，通过算命先生掐算，认为两人命根不符，不让潘英妹和黄浩继续来往，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潘英妹为了和心爱的人长相厮守，决心冲破封建迷信的牢笼，从家里逃出来和黄浩一起到寺庙拜佛，誓死要在一起。见女儿如此态度，潘的父母最终松了口，同意了这门婚事，但还没来得及成亲，黄浩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潘英妹整天呆在家里，以泪洗面，对黄浩极尽思念之苦，常常以歌唱出自己心中的悲苦。最终，黄浩得以回家，迎娶潘英妹。故事由悲剧变成了喜剧。

　　樊圣林说，他到民间走访，发现潘英妹和黄浩的爱情故事确有其事。目前搜集到的200多首长歌中，每一首歌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真人真事。


　　寻访时意外获珍宝

　　壮族民间歌手冒险保护手抄歌本

　　“壮族悲歌”的发现，源于数十年前的一段历史。

　　1985年11月，忻城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在搜集该县民间文学资料过程中，意外发现壮族传统长歌在红水河两岸的广大山区，有着丰富的蕴藏量。这些长歌，以“五言勒脚”和“三跳欢”为主要表现形式，均以控诉苦难、哀叹不幸、警示世人的悲歌见长。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一笔宝贵而丰厚的文化遗产，应该加以发掘整理。

　　1986年4月和5月，由忻城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梁秀云（后来担任县文化馆馆长）、郑永杰和遂意乡文化站工作人员黄家卓，以及农民歌手何剑金、黄汉荣等人，深入遂意乡等地的边远山 ，通过民间歌手贡献出来的手抄本和口述整理，文化馆首次发掘出32首长歌。在这次民间搜集中，工作人员得知，当地民间歌手蓝祥卿、黄冠群两人，在“文革”期间不惜冒着被批斗的风险，收藏了不少壮族方块字手抄歌本。当工作人员找到这两位歌手时，两人毫无保留地将手抄本献了出来。如今，这两名老歌手已去世。

　　随后两年，工作人员对搜集到的歌词进行翻译整理。当时身为广西民间文艺协会副主席的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周作秋闻讯，也特地赶来忻城县参与了部分作品的翻译整理。

　　1988年8月，首部《壮族悲歌选》问世，这也是迄今惟一一部整理出版的壮族悲歌选。里面共收集了8首长歌，歌名有《弃妇恨》、《特大冤魂歌》、《盲人怨》、《哭女诉情》、《苦相思》、《情恨》等，每首长歌的名称，都充满了悲凉色彩。这是民俗研究专家对壮族悲歌早期的搜集整理。

　　悲歌流传至少百年

　　苦难叹唱成歌，口口相传并用方块字记录

　　此后20年间，忻城县民俗研究专家还不断地从民间搜集到有关壮族悲歌的手抄本。其中有一位献出手抄本最多的农民歌手，至今令樊圣林难以忘怀。

　　这位农民歌手叫蓝光荣，家住忻城县果遂乡同乐村。2006年4月，樊圣林到果遂乡搜集民间故事，听别人说蓝光荣家存有好多本壮族悲歌手抄本，立即跋山涉水赶到同乐村，找到了蓝光荣。蓝已是年迈的老人，他用颤巍巍的手从卧室木柜里，搬出了70多本自己手抄的歌本，其中长歌《潘英妹》是其于1992年11月12日所抄。

　　老人告诉樊，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可惜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懂得唱这些歌曲了。如果没有人来把它们收集保存好，估计等他去世以后，这些歌本将被毁掉。他愿意献出这70多本歌本给国家，同时也了却一桩心愿。一个月后，当樊圣林再次来到同乐村时，蓝光荣老人已去世。

　　通过搜集民间资料，结合当地的历史记载，研究人员认为，壮族悲歌在当地流传时间至少有一百年。目前搜集到距今时间最长的手抄本，是由一个叫刘光和的当地人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正月十九日所抄。该手抄本没有歌名，里面的歌词主要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呈现。

　　樊圣林告诉记者，壮族悲歌的形成，首先是由当地农民根据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身边人的苦难，叹唱成歌，然后由当地民间歌手根据口口相传记录下来，形成手抄本。

　　樊说，由于忻城是大石山区，主要居住着壮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从隋朝末年至清代，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不允许当地办学堂。期间，从元朝末年至清朝末年近千年间，当地一直实行土司统治制度。土司统治期间，更是禁止民间唱歌，认为唱歌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这种现状，一直维持到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土司制度被废除。土司制度被废除后，当地老百姓压抑已久的情感，得以在唱歌时释放出来。当地壮族人由于没有进过学堂，只能靠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壮族方块字，将歌词一一地整理出来。

　　研究人员发现，壮族悲歌最早出现在汉族的师公圣经里，里面融入了原始的壮族悲歌元素。清末，壮族悲歌在民间开始传唱，最盛行的时间是在民国期间，大多数手抄本是记载这一期间的人和事。


　　继承面临后继无人

　　悲歌均为壮文方块字，年轻一代鲜有人懂

　　令民俗研究专家感到担忧的是，目前会唱壮族悲歌的，往往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一代对这些歌曲不感兴趣。这些年来，当地也没有组织过有关壮族悲歌的演唱比赛，很少人知道有这么一种唱曲存在。

　　“随着一大批民间歌手和那些会唱歌的老人陆续去世，壮族悲歌将会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地。”樊圣林说，壮族悲歌之所以面临这种境地，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重视不够，年轻一代普遍喜欢现代的文化娱乐方式；另一方面是，流传下来的壮族悲歌几乎是用壮文方块字抄写，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能看得懂。

　　当地文化部门对壮族悲歌的研究，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这两年来，忻城县文化馆一直在组织力量对搜集到的壮族悲歌进行翻译和整理，以便出书。由于很少人能看得懂壮文方块字，因此对这些手抄歌本的翻译，往往就落在极少数民俗研究专家的头上。而整理那些歌词，则是一项浩瀚工程。由于壮文与汉文在造句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将这些歌词翻译成汉文，需要将壮文语句结构进行很大幅度调整，因此，在翻译之前，都要对整首歌词仔细研究和斟酌。樊圣林说，要想把目前搜集到的200多首歌词翻译出书，至少还要两年时间。

　　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壮族文字支离破碎，不能统一，很多史实不能记录下来。“壮族悲歌”的发现及有效保护，为研究土司文化乃至壮族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这正是壮族悲歌的研究意义所在。

　　去年和今年，忻城“壮族悲歌”先后被成功列入来宾市和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正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相关报道】

　　忻城县“壮族悲歌”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源： 广西新闻网 2009-12-22 11:14


　　记者从忻城有关部门获悉，忻城县“壮族悲歌”正向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冲刺。

“壮族悲歌”是壮族人民在长期劳动生产中产生的主要以表现悲剧为主题的唱曲，包括揭露残暴统治、爱情悲剧、生离死别、遗弃孤儿、虐待老人等内容。主要在广西中部壮族聚居区流传，其中，以忻城的“壮族悲歌”最具代表性。

　　据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研究人员在民间发现了用方块壮字手抄或口头流传的“壮族悲歌”。经研究发现，“壮族悲歌”盛行年份为明朝末年至民国初期，与莫氏土司统治忻城的时间相仿。不少专家提出，“壮族悲歌”与当时的土司制度有联结关系。目前在忻城县发现的古抄本中有《达备之歌》、《特华之歌》等“壮族悲歌”篇目，主要反映土司制度下的纪实生活。

　　去年，忻城“壮族悲歌”已先后成功申报市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