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大歌与自然有关系？

侗族大歌与侗族建筑有关系？

侗族大歌与侗族稻作文化有关系?

侗族大歌与侗族本土制度以及社区伦理有关系？

不错，侗族大歌存在于以族群和地域为特征的自然生态及民族民间人文生态的多圈层系统运动之中，因其和谐而生。

侗族大歌：自然的和声

　　罗康隆在《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中说：“当一种文化跨越了不同的生境以后，可能会孕育出新的文化”。侗族大歌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生产劳动和生活习惯有联系，而且与自然生态分不开，自然环境对大歌的产生和形成有很大影响。

　　侗族村寨大多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寨前碧水长流，潺潺有声，河边榕树挺立，铺天盖地，处处鸟语花香，山清水秀。侗族人长期在这种清新的自然生态中繁衍生息，优美的田园生活环境和宁静的男耕女织生计方式，容易使歌手们对周围环境那富有节奏感的大自然和声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联想，并使人产生崇尚和谐美的审美心理。

　　侗族大歌一般分两个声部，旋律均呈微波状起伏，显得特别自然流畅。低音部持续的声音像潺潺流水，高声部则如虫鸣鸟叫，这种完美的结合集中反映出侗族人民的群体审美意识。蜂鸣蝉叫、溪水潺潺等自然和声必然会形成他们本能的无意识的模拟对象，成为直接认识和模仿的音乐雏态。这些形成了侗族产生和声、复调音乐的自然生态基础。

　　侗族大歌从产生到发展和繁荣的过程，就是与自身的环境不断发生关系的过程。侗族的自然生态、社会发展、审美意识、社会习俗等决定了侗族大歌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又是侗族大歌产生与发展的条件和土壤。侗族人民对音乐的审美观、民族欣赏习惯和心理素养，是创造侗族大歌的内在基础。把自然界声音融入歌声来表达人的感情，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侗族大歌和侗族建筑

　　侗族人民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的文化结构体系,是侗族大歌生存的良好文化生态。

　　侗族大歌与侗族建筑就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

　　侗族在建筑上体现出一种群体建筑风格，在居住上形成了一种群体居住意识。侗族住宅周围通风向阳处耸立着一排排围墙般的“禾晾”（晾禾架），似乎要把整个寨子防御起来，以求得相对的和谐或安宁。

　　鼓楼、大歌和花桥是侗族文化的三件瑰宝，鼓楼是侗寨的文化边界，花桥是村寨的社会边界。侗族建寨先建鼓楼, 鼓楼除聚众议事、传递信息和报警的功能外，还是村落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侗族大歌演唱和传承的主要场所。一般重大节日的对歌活动大都在鼓楼中进行，平日里外寨歌班来访, 主寨的歌班也邀请对方夜间进入鼓楼唱歌。在湖南通道阳烂侗寨，秋收过后或春节期间，外村寨客人来“月也”（集体作客），本寨男青年集中在鼓楼款待外寨作客的女青年，一同“行歌坐夜”；本寨的女青年陪伴外寨的小伙子在鼓楼坪上对歌作乐，一起“多耶”(唱一种侗歌)。


　　侗族大歌和稻作生产的时空脉络

　　侗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有着悠久的稻作文化传统。在产品构成、耕作技术、土地占有、自然资源获取与加工、农业改造上，与崇尚精耕细作的汉族有着较大的区别，并在与环境长期相适应的过程中，形成“林粮间作”和“稻、鱼、鸭”共生的生计方式。人们喜食糯稻和腌鱼，长期耕作中培育出适合不同小环境的糯稻品种和鱼类，使饮食结构呈多样化的和谐。

　　侗族地区日常生活安排与水稻的生长周期息息相关, 并由此形成了一套以农事、农时为纽带的传统生活习俗和民俗事象。禾苗定植以前人们非常忙碌，禾苗定植后到收割前是一个平静期，进入收割期后，人们又繁忙起来。与侗族大歌相关的种种民间活动，正是稻作文化在时空脉络中的展现。侗族地区一年中有几个主要的节日与水稻的生长密切相关，代表着稻作生产的开始（秧门节)、转换(吃新节)和终止(过新年)，而大歌的相关活动也在吃新节和过年达到高潮，并在秧门节之后停止。

　　侗民们必须在农闲时用功学歌，才有节庆之时的以歌相娱。农忙时歌队转化为劳动协作组织，共同或轮流到歌队成员家里帮忙。通过歌队的互助与互惠，侗族社区将家庭的劳力转化为社会群体的劳力，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促使族人在血缘、地缘、歌缘的作用下，形成更为有效和密切的生产生活共同体。


　　侗族大歌和本土制度与社区伦理

　　本土制度与社区伦理文化是侗族大歌产生和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侗族人民在历史上曾经通过“款”来实现自治。“款”是侗族地区的一种村寨与村寨之间的联盟组织，也是一种民间自治和民间自卫的地缘性组织。以款形成的本土制度与社区伦理文化，一方面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也反映在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和谐品质。因此，侗族的本土制度社区伦理文化，既注解着族群与自然的和谐性，也阐释着侗族大歌音乐的中和性。

直到现在，侗族人仍在地域界限和社区归属上认同先前侗款的划分，集体走寨作客、行歌坐夜经常发生在同款之间。尽管集体作客的方式、规模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内容都是以鼓楼对歌为媒介进行。


　　侗族大歌：侗族社会的强大纽带

　　费孝通曾说：“娱乐中的集体活动加强了参加者之间的社会纽带，因此它的作用超出了单纯的生理休息。”对于“饭养身歌养心”的侗族人民来说，几乎所有的民间风俗都有特定歌唱方式参与，大歌的歌唱与展示是侗族人民喜好集体交往的风俗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一方面, 在诸多聚众交往活动中，年轻人通过歌唱相识相知，老年人在歌场叙旧摆古，以此度过侗族社区人生旅程中的波动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在集体歌唱的和谐氛围中产生和升华。另一方面, 作为民间交往的一种方式，大歌的演唱有着特定的仪礼。

　　大歌的正式演唱, 必须在村寨的标志性建筑——鼓楼进行, 演唱的方式必须是来自不同村寨或房族的异性歌队。除此之外，还有服饰、头饰、礼节等礼仪性要求。实质上，大歌参与并形成的主要方式在不断地强调集体参与和全民投入，个人以歌唱成员的身份进入歌队，歌队再以集体的名义进入更大的村寨社交场合，甚至以歌唱的名义走村串寨，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网络。这样的活动，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借助集体力量帮助而平等进入本族社会的机会、渠道和舞台，也为侗族大歌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文化环境。

　　侗族大歌：由人生、群体、家庭的和谐 而来的多声部体系

　　每个民族的文化模式是与其生计方式紧密相连的，有什么样的生计方式就会引发相应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反过来会强化生计方式。露斯·本尼迪克特说：“任何文明的文化模式都利用了所有潜在的人类意图和动机所形成的大弧形上的某个片断。”在弧中每个人的出生都是由文化决定的，降生在这个弧中就无法选择，只能在弧中被文化不断的模塑、濡化、成长。

　　依山傍水而居的侗民族，其人生的三个时期与稻作的育苗、成长、收割期相对应，表现出平静与躁动的交替。侗族传统农耕社会单位面积的低产出性，需要农业更多的和谐性。水资源的调配、管理、利用，农田的经营与鱼稻共生，都需要基于文化基础上的一系列规则来运行，和谐的规则保证稻种、鱼种和人的生命的延续。这种第一层次的和谐奠定了侗族大歌多声部的基础。而且，这种多声部和谐，建构了由人生、群体、家庭的和谐而来的多声部体系。

　　其次，在侗族村寨中，鼓楼作为次文化圈层，向外延伸到村落、稻田、油茶林、杉树林、荒坡等更远的层次，都呈现出以人为中心的错落有致的分布与和谐利用。通过人的文化规则，使无序的生存资源得到有序的建构，从而使侗族社会的资源能有效加以利用，这构成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文化底蕴。

　　再次，“饭稻羹鱼”的侗民族，生活中鱼、稻的特殊地位显而易见。农田、鱼塘连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与溪流、丛林、山涧、草带密切相处，将生长期、成熟期、使用期不同的糯稻品种整合在一起，使特定资源利用合理化。鸟鸣、蝉声、溪流声等文化要素便在侗族大歌的创造中不断地被加入，不断注重内生性的增强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

　　侗族人民的生计方式与文化模式在其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中得到升华，从而创造出今天和谐的天籁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