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民族文学研究转型期的反思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2020—2024年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处于持续发展态势中:2020年以来,网络民族志得到广泛应用,灾难叙事、多元功能研究成为新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新神话主义研究、数字技术的学科应用研究成为学科发展热点;与多元学科理论范式相融合呈现加快趋势;资料搜集整理及学术史研究成果突出;研究团队成为引领学科发展的生力军;建设民族文学的中国学派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学术自觉。同时存在着理论创新能力与学科影响力不足,学术批评话语体系建设乏力,多语种人才缺乏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田野资料建档、数字化平台、学位教育、协作机制等方面的建设。

　　关键词：民族民间文学;口头诗学;中国学派;学术自觉

 

　　本报告有三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上限于2020—2024年的五年时间,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以下简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以年度报告为主,年度报告可以及时跟踪学科发展动态,但也存在高度重复性与偶然性弊病,只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可以有效把握其整体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科学的研判;二是研究对象维度上限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不包含非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三是研究方向为发展报告,即对其发展状况,成果与不足,发展特征进行评述。评述结合,重在反思是本报告的努力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五年期的学科发展报告,本文不可能成为五年来所有研究成果的“详表”,只能摘选有代表性论述;民族民间文学涉及史诗、神话、故事、传说、歌谣、寓言、笑话、戏曲等不同文类,也涉及资料搜集整理、民族志、理论方法、对策应用研究、评论等不同研究路径,本文逻辑出发点以突出具有范式突破意义的核心成果,着力呈现学科发展的创新节点,规避面面俱到的资料堆砌。本报告在学术覆盖的完整性与价值判断的客观性方面尚存完善空间,恳请学界同仁不吝指正,共同推动学科学术史的建设进程。

　　一、2020年后的民族民间文学发展新形态

　　2020年后的民族民间文学整体处于推进态势,田野调查、国内外学术交流、人才培养、项目推进等发生了新变化,整体呈现以下几个发展新常态。

　　（一）线上学术交流、网络民族志构成学科发展新动能

　　线上学术交流成为学科发展新动能,如线上举行的研讨会、座谈会、学位答辩、项目结项、成果发布会等。如今,线上的学术交流活动成为常态,并以其低成本、高效率成为学术交流重要途径。网络民族志也成为越来越常见的民族民间文学田野范式。杨利慧在调查中发现,通过在互联网上做田野,弥补了实地调查和面对面交流的不足。

　　（二）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呈现上升趋势

　　2020年以来的三年,各种原因对田野调查、国内外学术交流以及正常的学术活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并没有出现滑坡,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质量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全观诗学”“交流诗学”等学科理论范式在此期间提出。这与整体上的学术活动并未中断,学者的学术研究时间得到增加,与学术无关的“琐事”有效减少等客观情况有内在原因。这从以下几组数据上可以得到说明。从知网上搜索到的五年间史诗研究成果数量为:2020年(1,272篇),2021年(2,026篇),2022年(1,448篇),2023年(1,309篇),2024年(1,232篇);神话研究成果数量为:2020年(3,430篇),2021年(3,476篇),2022年(3,271篇),2023年(3,365篇),2024年(3,230篇)。从中可查,史诗、神话方面的年度论文数量以2020年为界,有较大差异。2020—2024年期间民族文学学科方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共立项163个,其中重大项目2个,重点6个,其他项目(西部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163个,19个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这比前五年翻了近1倍。

　　（三）“共同体”“三交”、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呈现增长态势

　　民族文学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以知网数据为例,2020—2022年期间关于民族文学视域下的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含各民族“三交”,即交往交流交融的简称,下同)方面的论述有4,715篇,而2023—2024年期间剧增至9,796篇,增长了2倍多;有关数字技术在神话学科应用2020—2023年为161篇,2023—2024年为255篇,增加了158%。这说明,新时代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出政策应用研究与数字技术包容式增长的新形态。

　　（四）灾难叙事、多元功能研究成为新方向

　　民族民间文学灾难叙事及其多元社会文化功能研究成为一个新常态。魏红珊、陈敏对灾难叙事进行了反思,灾难叙事如何在兼顾审美性的同时把握好个体创伤、集体经验和认同构建这三个重要的维度,从而以诗性之思的文学语言艺术地呈现疫情与人类、社会、族群,以及个体命运之间的多元隐喻关系。朱昭、朱利民对疫情文学叙事文本功能作用进行了探讨与思考探究。蔡世芬的硕士论文以中缅边境胆扎村傈僳族群为例,对疫情应对中的政府策略与民间文学等地方性知识的协调共治模式进行了调查研究。唐钱华以四川凉山彝族民间社会疫情应对为思考点,研究发现当地彝族社区以“仪式抗疫”为核心,构建起毕摩、民众、社区三重防疫体系,为全球视野与地方视角中的协同抗疫提供对话路径。夏敏认为口头抗疫传说成为调适传闻者不安心理注意力的有效渠道,同时也是社会焦虑的减压方式。王琳认为疫情下的民间文学在实用性和思想性上也具有特殊性,其呈现的新鲜特质为网络时代的民间文学提供了一份特殊样本,为新民间文学的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

　　二、民族民间文学的“两创”研究成为热点

　　文化创意产业（以下简称“文创”）成为当下民族民间文学“两创”的先锋,且与博物馆、地方文化产业紧密联系。与国内大小不等的博物馆的“文创热”相似,全国各地的民族博物馆的文创自然也不甘落后。在这方面,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为博物馆文创提供了难得的创作题材。国家民族博物馆以“三大史诗”内容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文创产品在众多民族博物馆中脱颖而出,具有示范性效益。国内学者对云南民族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甘孜博物馆、新疆博物馆等不同单位的文创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些民族地区文博单位的文创存在着共性问题:表面上的繁荣热闹掩盖不了“虚热”现象,在国内文博类文创产品中,真正能够形成品牌,打开市场的产品不多,大多数产品品牌化较弱,同质化严重,民族文化辨识度低,症结在于产学研断裂,传播运营能力弱,多数仍处于小作坊式的跟风经营。

　　（二）对民族民间文学在景区景观中的“两创”研究

　　民族民间文学的景区化、景观化在民族旅游中应用较为广泛。杨杰宏在调研中发现,东巴神话在丽江众多景区中景观化有以下特点:一是所挪用的东巴神话以进入遗产名录的经典名作为主,如《创世纪》《黑白战争》《鹏署争斗》等;二是传统史诗、神话在仪式中的地位与作用被淡化,东巴舞、东巴唱腔、东巴绘画等具有艺术表现力的内容被有意识地放大;三是东巴神话的景观化主要有场景展演、实景演出、影视展演三大类型。当然,并非所有民族民间文学的“两创”研究都是为商业、旅游服务,有些应用研究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服务。郭宏楠以地区神话与宗教文化为线索,探索藏彝走廊地区藏族聚居区神山文化景观—建筑的“结构与衍化”,认为藏族原始观念中的空间意象发展衍化为三大类景观建筑:神圣景观空间、聚落空间和住屋建筑,由此为这一区域的民族文学参与建筑景观化提供了学术支持。

　　（三）对民族民间文学“两创”的多元化发展研究

　　民族民间文学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应用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壮族花婆神话故事在整个壮族民间文学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如今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花婆神话及其形象都得到了多元化的重述及现代性挪用——动画创作、绘本中的视觉化设计、盲盒设计、舞台艺术创作、实景剧创作与演出、民俗节日,等等。熊威、刘文静认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传的诸葛亮传说及景观叙事的生产、传播与发展,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深刻影响着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

　　近年来,一些民族民间文学经典被创作改编成为歌剧、舞蹈、歌舞剧、实景剧,如藏族的《文成公主》《青藏高原》、蒙古族的《嘎达梅林》、朝鲜族的《阿里郎》、柯尔克孜的《玛纳斯》、塔吉克族的《鹰之舞》,等等。《玛纳斯》史诗成功改编为舞剧、歌剧、歌舞剧先后在国内外演出。传统史诗主要依靠民间艺人的口头演述方式在传承,在新的时代语境里,传统民间文学的演述方式衍变为多元形态的表现方式,这种民间文学的“两创”,“既是促进民族传统艺术形式不断发展的需要,又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

　　对传统民间文学文本的创编重述是当下新神话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我国的“三大史诗”的当代重述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如阿来的《格萨尔王》、刘亮程的《本巴》(改编自《江格尔》),红柯的《复活的玛纳斯》。“传统与现代不再被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冲突之中,而是能够在彼此互为参照的转化利用中,形成新的文学和文化资源。将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三大史诗视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方法借鉴,能够为当代文学提供新的文学和美学的思考,同时又反哺于作为传统文化的史诗,为其注入现代性的活力,从而形成新的史诗和小说传统,并在新时代语境中激活传统文化的生机。”

　　（五）数字时代下的民族民间文学发展机遇研究

　　数字时代来临彻底改变了民族文学生态,文学的创作形态、传播形态、审美构成、读者接受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原本处于文学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可借由网络文学创作对内不断促动自反性价值认知的产生和个体民族身份认同的分化,对外发挥黏合剂作用,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通;另一方面,数字化传播在恢复少数民族文学原生态面貌、扩大文学影响受众面、打造文化全产业链等方面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数字时代的民族民间文学的趋势及未来命运如何?刘大先认为网络语境中的文学主要有三个发展取向:一是多媒体的泛化,文学的形态从单一的文字文本,延伸到具有无限导向的超链接“超文本”,还有以文字文本为中心衍生的手游、动漫、电影、电视剧、漫画等;二是文学成为走流量的娱乐文化之一,它顶着“文学”之名,但最主导的诉求则在于娱乐,并且试图从娱乐中获利,审美、教化或者文化创造并不是它的关注点;三是在网络语境中可能存在一种反类型的文学,即在以大数据为主导的网络语境中,文学身处权力、技术、资本的多重夹缝之中,反倒会激发出一种新的文学主体的诞生和新文学的发明。

　　三、口头诗学的中国学派建设

　　近年来,中国口头诗学研究在理论构建与本土化实践方面取得显著突破,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学者们以本土口头传统为根基,结合国际学术前沿,提出了多维度、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模型,推动了中国学派的建设。

　　（一）口头诗学的研究新范式——全观诗学

　　朝戈金作为中国口头诗学的领军人物,通过“全观诗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创造性地发展了口头诗学的研究范式。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全观诗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强调口头文学研究需综合共时与历时、分析与整体的双重维度。在技术路线上形成“多学科视域交叉”的阐释体系。二是“接受理论”与演述场域的革新。朝戈金提出“演述——生境整一性”模型,强调演述者与受众的共生关系。这一理论将口头文学从静态文本分析转向动态社会过程研究,为理解口头传统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新视角。三是口头文学的集体性与个体性的辩证统一。针对传统民间文学特征“集体性”概念的简化倾向,朝戈金通过“三层两径”(大脑文本的深层结构)模型,揭示个体演述人的创造性作用。这一观点实现了对苏联“人民口头创作”理论的本土化超越,将集体性与个体性置于“互嵌互构”的辩证框架中。

　　（二）口头诗学理论的拓展与延伸

　　针对西方史诗理论的以“荷马史诗”为范例,以及口头诗学对仪式语境的重视不足,杨杰宏提出了“仪式史诗”“仪式诗学”的概念。他认为,仪式是“语言与行为互构的复合文本”,其文本叙事与仪式行为具有高度程式化特征,史诗的文本形态、演述方式与仪式深度互嵌,其主题复杂性与多模态特征无法用“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等既有类型涵盖。以东巴史诗为例,仪式程式通过主题、程序、时空的灵活组合,形成流动的、立体的“多模态叙事文本”。这一发现揭示了仪式中口头演述、书面文本、歌舞、图像等媒介的协同运作规律,弥补了传统口头诗学对仪式语境关注的不足。

　　朱刚的“交流诗学”以媒介技术演进为脉络,重构了口头传统与当代文化的关联性。朱刚提出,口头、书面与电子媒介并非线性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共存。他以西部民族歌会为例,指出口头传统的“模式化言说”与电子媒介的即时互动存在本质共通性。这一观点突破了“技术进化论”的局限,为数字时代口头性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交流诗学还提出了文化空间的可操作化模型,其研究倡导超越个案的整体性视野,探索“千灯互照”式的跨文化阐释路径,推动民俗学研究范式的革新。

　　意娜关注数字语音技术对口头传统的复兴作用,提出“时间相关性”与“空间命名”的双向维度。她以《格萨尔》为例,指出方言叙事与本土命名的空间性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呼应了后现代语境下“听觉转向”的理论趋势。尹虎彬的《口头诗学论》收录了其近三十年来的口头诗学研究论文,对口头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整体推进中的“三大史诗”研究

　　作为我国史诗的杰出代表,“三大史诗”的研究也得到了有效拓展与深化。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英雄史诗与口头传统——〈玛纳斯〉史诗的文本形态及史诗艺人的演唱艺术》一书对《玛纳斯》史诗的学术史、文本形态、创作传统、史诗艺人的演唱艺术作了深入系统的阐释,同时对三大史诗演唱艺人（玛纳斯奇、江格尔奇、仲堪）的共性特点作了比较研究。

　　斯钦巴图注意到《江格尔》篇章构成包括韵文体、散文体、韵散结合体、史诗体裁、英雄故事体裁,且具有《江格尔》史诗典型特征和非典型特征等各种类型的《江格尔》类型群。斯钦巴图的《青海蒙古史诗研究》是近年来其史诗研究的集大成者,本书将青海蒙古史诗放在国内甚至国际蒙古史诗广阔语境中,并在青海蒙古史诗对自身古老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对青海蒙古史诗传统的再塑过程这两个维度上,探究青海蒙古史诗的地域性特征。

　　姚慧的《跨越边界:格萨(斯)尔史诗的演述、接受与解读》一书以格萨(斯)尔音乐为基点,将口头诗学演述、创编、接受和解读的视域和方法延展至格萨尔史诗传承社区相关民间艺术中,力图跨越学科边界、在多模态间建立史诗叙事传统的解释框架,发现口头文学与艺术互涉共享的叙事策略和表达通则,探索解读口头诗歌叙事传统的实践进路,进而走向“全观诗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三大史诗”在国内外多民族多区域中广泛流传,跨国、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性比较研究也是一个研究热点。罗文敏对《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的口承印记、形态研究,诺布旺丹、何城禁对普米族、白族、纳西族、怒族和独龙族等南方诸民族中流传的〈格萨尔〉异文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注意到与藏族格萨尔史诗相比,它们在文本形态上呈现出对史诗宏大叙事的简单勾勒,处于史诗的萌芽状态。韩高年从文学共同体观念视野对“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会通作了比较研究;徐新建把《格萨尔》放在世界文学整体格局中进行比较研究。

　　（四）仪式视域下的南方活态史诗研究

　　仪式视域下的史诗研究成为近年来南方民族史诗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吴晓东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苗族史诗《亚鲁王》与《簪汪传》为一部史诗的不同变异,但在演述语境中两者的文本结构便会被撕裂,很难视为相同的两部史诗。越南、老挝Hmong人(我国称为“苗族”)的指路经在丧葬仪式中将一些相对独立的故事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就指路经的整体内容来看,可将其视为非典型的、复合型的史诗。

　　屈永仙发现传统上傣族创世史诗与祭祀寨神勐神和寨心石等仪式紧密结合,以影像方式记录的史诗文本与纸质版的史诗文本必定相去甚远。随着社会的发展,创世史诗日益与仪式语境相脱离。王银的博士论文《土家族史诗〈梯玛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重点探讨了《梯玛歌》史诗的仪式叙事、原始文化和诗性特质。张波总结了《亚鲁王》史诗的表述和接受研究取向特征:从小传统到大传统、从口头诵唱到文化文本、从仪式展演到文化表述。刘嘉颖、摩瑟磁火通过对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李丽容、林茜在研究中发现文本中显性隐喻是《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最主要的隐喻方法。李世武以彝族支系罗罗颇呗玛为例,论述了活态史诗传承人的多元社会职能。

　　综上,口头诗学的中国化实践呈现出本土经验的理论化、跨学科的方法论整合、国际对话的自觉性三个发展特征。口头诗学的中国学派建设不仅推动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自觉,为全球口头传统研究提供了非西方范式的参照系。

　　（一）同源共祖神话研究

　　少数民族神话、史诗、故事、传说中的同源共祖母题因高度契合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而成为民族文学研究的一大焦点。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有王丹的《“弟兄祖先”神话与多民族共同体建构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路径》、汪立珍的《中华各民族共有祖先崇拜神话研究》、梁路的《从“同源共祖”到“同源共族”:以中华民族共有神话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杨茜雯、赵秀俊的《藏羌彝走廊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共祖意识探析》、阿布都哈德的《创世神话与共祖隐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生性叙事》、王菊的《汉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共源神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高志明的《中国西南地区“同源共祖”的民族神话》，等等。

　　王宪昭在同源共祖母题研究方面着力甚多,20余年来,就此专题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共性问题探讨》《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等20多部专著,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王宪昭在神话母题,尤其是创世神话母题大数据平台建设方面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构建了中国神话学知识图谱,为神话学与新技术融合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同时为推进神话学的应用研究提出了诸多创新性理论观点。王宪昭提出“神话基因库”理论,主张通过数字化技术解构神话的象征系统,建立可量化的文化基因图谱。该研究路径将传统叙事转化为可操作的文化资源,为民族文学研究开辟了“文本分析—数据建模—实践应用”的新方法论。王宪昭把各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共祖神话称为“文化祖先神话”,而不称为“祖先神话”,是因为神话中的“祖先”体现出与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内在关系,在文化祖先塑造中表现出高度的相通性、相似性和关联性。

　　（二）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

　　此类研究从多元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来揭示其内在的共同体属性,多以区域性的邻近民族间的比较研究为主。周智生认为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创生的历史基础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与开发进程中族际间共生关系的不断维系和强化,但同时也并行交错着各族群对于共生关系的选择、博弈与调适的演化过程。屈永仙对南传佛教文化带的跨民族文学研究揭示:傣族、布朗族等民族的史诗共享“佛经叙事+本土叙事”的复合结构,形成区域性文学共同体。这种结构性趋同不仅印证了族际文化交流的历史深度,更构建起区域性文化认同的叙事框架。向柏松团队通过三皇五帝神话的演化分析,论证了“大一统”观念如何通过神话重构强化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成了“原生形态—时代演化—意识建构”的三维理论模型。刘洋对南方史诗的现代性阐释则构建了“传统资源—现代转化—文明互鉴”的转化机制,提炼出“共生发展模式”与“理性凝聚机制”两大理论创新点。刘大先的《万象共天:多样性文学与共同体意识》专著对民族文学学术史进行梳理,并总结其研究范式的更迭,提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共同体意识”理论框架,整合民族文学学术史与当代实践,强调多样性叙事与统一性认同的辩证关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学视角。

　　（三）单一民族民间文学内部的共同体意识研究

　　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在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并得到发展的,所以不只是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中存在着共性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而且这些共同的文化基因作用于具体的某个民族文化,必然折射出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特征。从某一民族文学内部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当下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普遍性现象。格萨尔史诗传承千年,流传地域广大,形成了一个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境、跨文化的史诗流传带,其文化构成、文化传承具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丹珍草认为新时代格萨尔史诗演进的新实践已逐渐走向文明互鉴的世界非物质文化传承体系,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邱开玉对盘瓠神话的畲族叙事研究,创新性运用“神话解构动力学”理论,建立“文本层累—意义重构—认同转化”的分析框架。该研究揭示神话叙事通过自我解构实现传统再造,最终完成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转化的动态过程。

　　相对而言,在这些论文中,从民族文学个案研究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性学理意义的理论性著述明显不足。董秀团通过白族文学与汉族、印度、东南亚文学要素的量化对比,揭示白族文学多元混融的特质。这种跨文明比较不仅揭示文化交融的层次结构,更形成可推广的“微观深描——中观比较——宏观建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张多的哈尼族神话研究整合人类学田野调查、文献学文本分析和数字人文技术,从而构建国家话语、学术范式、文化认同、国际视野为维度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神话学史书写范式。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当前的“共同体意识”“三交”研究,一方面成果数量激增,研究视野持续拓展;另一方面存在“量增质滞”现象,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不少研究多驻足于历史经验梳理,针对现实问题的对策性研究明显不足。如权麟春所言,共同体意识建设需突破观念层面,转化为实践层面的持续建构。其二,正向功能阐释与负面因素分析的学术失衡。现有成果多聚焦民族文学中的团结要素,却选择性忽视历史与现实中的制约因素。杨杰宏认为,“共同体意识”研究除须正视历史中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更要直面现实中的制约因素:对党中央的民族政策认识不深不透;区域发展差异;民族“三交”深度不足等现实问题,这些都应成为研究的重要维度。

　　（一）民族民间文学的数据体系建设

　　在神话母题数据库建设方面,王宪昭及其团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五年内出版了《盘瓠神话母题(WPH)数据目录》《中华创世神话选注》《盘瓠神话基本数据辑录:基于中国神话的母题W编目》《中国神话人物母题数据索引》《中国神话母题数据目录》《中国传统文化母题数据索引》等系列成果,这些丰厚的成果为中国神话数据体系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中《盘瓠神话母题(WPH)数据目录》目前涉及与盘瓠神话作品与盘瓠神话研究的母题6,717个,其中关联性母题1,799个,基本涵盖了目前常见的盘瓠神话文献、民间口头作品,以及有关研究成果中出现的主要母题。可以据此建设盘瓠神话专题数据库,以利于盘瓠神话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细化与成果的体系化。蔡正群、王玉坤、鲍远福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构建的《亚鲁王》史诗研究数据库(2010—2021),采用聚类分析法划分聚类,探究苗族史诗《亚鲁王》及其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热点以及趋势。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当代语境中,数字技术正引发民族文学研究的革命性变革。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的革新上,更涉及研究范式的整体重构。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文献计量学等技术的应用,有效解决了传统民族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碎片化、主观性强等问题。以中国神话学研究为例,王宪昭团队通过构建包含50个神话人物、1,620条母题的“神话母题数据库”,实现了多民族神话叙事的结构化处理,其知识图谱技术成功将离散的母题元素整合为可视化的文化基因网络,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数据支撑。熊惠提出的“母题组合认同理论”,通过同源共祖、文化祖先、文化符号等母题组合,实证了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机理,为现代文明进程中不断探索和发掘神话中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表达提供了大数据支撑。

　　王京对“三皇五帝”文献数据的知识图谱构建(1930—2023),系统梳理了研究热点的历时性演变,形成时空维度、人物关系、文化符号的多维关联网络。这种技术路径突破了传统文献学线性研究的局限,使研究者能够直观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转向。其博士论文《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更进一步深化了研究,通过数据建模实现了多民族始祖神话的跨文化比较,揭示了文化基因的传播路径。

　　（三）可视化分析技术的实践

　　其乐格乐运用Gephi软件对多篇神话论文的深度分析,不仅绘制了神话研究的学术地图,更通过大数据分析达成了神性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可视化呈现、神性人物集团的呈现等,为学界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呈现形式。这种技术手段在刘岩团队的《格萨尔》研究(1992—2021)中同样得到验证。他们通过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深描了30年间国内《格萨尔》研究图景。结果显示:《格萨尔》研究形成了以李连荣、王治国、韩伟、何天慧、丹珍草等为核心的学者群体,但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关系较弱,呈现出以华北、西北、西南为核心的研究集群分布。

　　构建具有解释力的数字人文理论框架,建立可持续的文化数据生态系统,培育兼具技术素养与人文底蕴的复合型研究队伍,实现技术创新与文化逻辑的深度耦合,这些内容既是当下数字技术在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努力的方向。

　　（一）民间文学范式整理的资料

　　民族民间文学的民间性特征注定了无法“告别田野”的学科命运,新材料的发现与新理论范式的实践永远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两大“法宝”。云南大学文学院编纂的“云南大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资料丛刊(七卷本)”涵盖了20世纪50—80年代搜集的白族、傣族、藏族、彝族、哈尼族、壮族的民间文学资料,其中不少为这些民族第一次搜集到史诗资料,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高荷红编著的《满族创世史诗〈天宫大战〉译注》将汉字记满音的《天宫大战》采用三行对译的方式翻译为满文,为满族史诗研究提供了科学文本。吴正彪、罗云、蓝文书整理译注的《罗泊河次方言苗族丧葬仪式祭祀辞》的内容主要有《驱邪祭祀辞》《敬祖先神祭祀辞》《迁徙史话》《祭祀鸡经辞》《椎牛辞》《创世之初万物生成史话.开天造地》等,在译注方法上采用严格的“四对照”语言学范式,秉承了以仪式演述文本为整理文本的学术理念。

　　近年来,以语言学范式整理的民族民间文献成果迭出,为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如喻遂生主编的《纳西族东巴文献字释合集》(50册),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编译的《纳西阮可东巴古籍译注》(5卷),洛赛主编的《舟曲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共4辑,全100册),由赵丽明等专家学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字抢救、整理与研究”成果——《纳木依藏族帕孜文献》《宝山纳西东巴文应用文献调查、整理与研究》《他留人铎系文献整理与解读》《争伍东巴文献的发现、解读与研究》《普米韩规原始文字文献调查、解读与研究》《川滇达巴文献整理与解读》《蟹螺木雅藏族濒危文献整理与解读》《蟹螺尔苏藏族沙巴文献整理与解读》《松潘藏族古本历书整理与解读》《油米汝可东巴文献整理与解读》,等等。

　　（三）国家组织的文化工程

　　对民族民间文学将产生影响的是当下正在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此《大系》是一部囊括中国百年来各类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书。此“大系”的出版工程自2018年启动以来,到2023年已出版62卷图书,涉及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12个门类，来自云南、青海、宁夏、广西、内蒙古、四川、海南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大系”出版工程数据库目前已累计收录15,956册,完成16.38亿字数字化存录。大系出版工程数据库网站是推动民间文学资源数字化、社会化的网络应用平台。

　　由于此文化工程浩大,涉及面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王尧认为《大系》中收录一些传说文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拼接、美化、创作等有悖科学性的改编。她认为《大系》是“为学术”的,应避免在客观科学的资料集中屢入个人创作。“在记录民众口头传说时,必须要素齐备,注明讲述人以示尊重民众知识的所有权,不可含糊其辞,只录整理者、不录讲述人,甚至仅为搜集整理的工作者立传,对讲述提供大量作品的民间文学持有者不设传记,均为不妥。”

　　这三个层面能够达成共谋合作是较为理想的整理范式:语言学者应借鉴民间文学的演述理论,即从演述事件中确定文本;民间文学学者需要借鉴科学的语言学范式来译注文本;相关学者应全方位参与到国家文化工程的规划设计、具体实施和评价验收的全过程中。

　　（一）民族民间文学学科发展总结

　　巴莫曲布嫫认为25年来(1995—2019)以来我国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资料学建设和研究成果之丰硕、观点和方法之多样、学术队伍之壮大,都当属史无前例。同时，这25年的学科发展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带来了持续性的创造活力,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理论建设滞后、问题导向错位、研究本体缺失等方面的不足有了极大的改观。诚然,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杨利慧在国内以倡引介并实践表演理论、新神话主义而名,她注意到近30年来中国神话研究从“向后看”取向的溯源性考据研究逐渐向“朝向当下”的取向转换,神话研究方法从“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发展过渡到网络民族志。

　　（二）与民族文学研究刊物与机构的发展总结

　　《民族文学研究》《民间文化论坛》两份刊物分别于2022年、2023年迎来创刊40周年,举办了相关学术研讨会;40年来《民族文学研究》刊发4,000余篇成果,及时、全面反映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状况,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及学科发展。朝戈金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心逐步向口头传统转移,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和研究进入全新阶段,《民族文学研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

　　王宪昭认为《民间文化论坛》创刊40年来,该刊始终把神话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并以多种形式推动神话研讨,突出了神话的定性定位研究、神话学学科建设研究、神话价值与特征研究、多民族神话研究以及神话个案研究等内容。通过神话文献的类型化、系统化呈现,积极推动中国神话的体系建设,关注神话学研究方法创新,并在神话的实践应用与创新转化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李鹤对《民间文化论坛》创刊40年来的449篇故事研究成果进行了数据化分析,她注意到民间故事研究开始尝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的要求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并逐渐尝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跨学科实践和探讨。在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创建60周年之际,潘光繁对该所60年来的民族文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

　　从学术史研究的体量、影响力而言,以李晓峰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冯文开的中国史诗学术史研究为代表。

　　李晓峰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结项成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13卷)于2020年出版,这一套丛书是这五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在十三卷本中,涉及民族民间文学的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学史卷”“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史卷”“史诗卷”“歌谣、叙事诗、传说、故事卷”“神话卷”等。朝戈金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表达和总结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究的“中国经验”,揭示了各民族文学学术研究互鉴共进的发展脉络,并从学术史的角度,辨识哪些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特定时期不能回避的元问题,包括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哪些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过去未曾关注和深入研究,但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恒常话题,如不同民族共享之文学遗产、各民族文学关系等,明确这些议题可以使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究的特定对象、话题、话语范式,以及学术演进脉络,与中国当代学术史特别是思想史紧密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冯文开长期研究中国史诗学术史,他对1840—1999年中国史诗研究学术史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与评述,为中国史诗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他认为中国史诗研究从西方口头诗学的“消费者”转变为中国口头诗学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国际史诗学术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史诗研究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

　　（四）对代表性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研究成果的评述

　　对某一民族民族文学或某一部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总结反思,既有宏观层面的对学科理论范式、学术话语、学科体系、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综述与思考,也有对某一民族文类、地方性文本研究的微观层面的总结反思。沈小玲、马超、马辉在总结20世纪以来彝族神话和史诗研究状况中指出存在不足:跨民族、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明显不足,总体研究大多处在搜集、整理的初步阶段,在专题史研究上处于零散的阶段,未能达到精专的效果。郭中明、王仁芝、吴正彪对2009—2023年来苗族史诗“亚鲁王”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了“亚鲁王”文化研究在深度、应用学科领域及国际视野等方面的不足;张蕾梅对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得失总结,指出应从发展历史、研究范式、文化价值、传承路径等方向开拓新的研究视野;李漪玥、吴跃鹏对云南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的流传版本考源、史诗文本内容、文化内涵、音乐本体,以及传承与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述评和展望;阳忠艳、吴电雷对云南少数民族戏剧七十年研究的述评(1952—2022);等等。

　　世纪之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朝戈金总结了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史诗的研究格局转向: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这一史诗研究格局的转向也是民族民间文学的整体性转向特征,这一转向与新时代语境下的“非遗”“两创”“数字赋能”“人工智能”“人文学科危机”“自主知识体系”“共同体”等时代关键词有着内在关系。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转型期的反思成为推动民族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综上而言,2020—2024年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处于持续发展态势中,具体表现在:2020年以来的三年,各种原因对学科发展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总体水平仍并未下降,网络民族志得到广泛应用,灾难叙事、多元文化功能研究成为新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新神话主义研究、“非遗”研究、数字技术的学科应用研究成为学科发展热点;民族文学研究与多元学科理论与方法相融合呈现加快趋势;资料搜集整理及学术史研究成果突出;研究团队成为引领学科发展的生力军;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总结与反思，建设民族民间文学的中国学派，构建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学术自觉。

　　鉴于以上存在问题，本学科同仁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对策思考，提出了诸多合理化建议。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会长朝戈金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努力方向:一是走向数字人文，利用新技术手段描述和呈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二是加强跨学科研究，利用社会学等其他技术手段从事更加综合和专业的研究;三是加强新资料学建设，需要在传统资料学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专家学者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四是考虑学术路径如何适应新时代，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体系化建设;五是结合语言学、人类学、文艺学等学科技术路线和方法深入阐释文学活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努力做到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能更多地被其他学科学习和借鉴，让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更加有影响、有分量、有前景。

　　（原文刊载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