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端于西方的口头诗学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渐次被译介至中国，并对国内不同领域的知识生产形成了多重影响。由朝戈金所著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一书，系这一域外理论与中国本土传统熔铸而成的重要著作。该书问世迄今，对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影响甚大，其多元化的学术价值值得以中西方学术演进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首先，该书以冉皮勒及其演唱本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路径坚守了国际史诗研究中的“歌手立场”，并旨在以歌手作为切入视点进而探寻口头诗歌的创编法则。其次，该书推动了中国史诗观念的跃进。史诗由一种书面文本渐次被视为一宗活态演述传统，这一观念更新进一步推动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转型。再者，该书以文本阐释和传统重构建立了田野“再认证”的工作模型。这一模型的建构离不开文本形态的考辨、文本观的更新、文本分析的实践及程式化风格的抽绎。就中国口头诗学研究而言，该书及其蕴含的学理价值成为后续关乎人类表达文化之理论研索的重要原点。

　　关键词：《口传史诗诗学》；朝戈金；口头诗学；冉皮勒研究；全观诗学

 

　　东西方学术交流与经验借鉴的悠久历史业已证实，理论“旅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发端于西方的口头诗学（Oral Poetics）在中国偶有零星阐发。90 年代中后期以降，口头诗学逐步在中国本土掀开理论“旅行”的帷幕。此际口头诗学的“登堂入室”，系以朝戈金、尹虎彬和巴莫曲布嫫等学人为主要发力者，并以《民族文学研究》这一学术期刊作为理论“旅行”的重要阵地。值得述及的是，萨义德在阐发理论“旅行”的相关论见时颇有意味地指出，我们既要承认理论“旅行”的基本事实，也要进一步追溯理论“旅行”的结果：“某一观念或者理论，由于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它的说服力是有所增强呢，还是有所减弱，以及某一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理论，在另一历史时期或者境域中是否会变得截然不同。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情形特别值得玩味……”。

　　那么，源于西方的口头诗学，经由朝戈金等学者的译介进入中国的学术场域后，其理论运行法则有何变化？在不同的学术语境中，这种理论的适用效度如何？域外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何在？笔者认为，由朝戈金所著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下称“《口传史诗诗学》”）一书，是索解上述相关问题的绝佳例示。一则，这一著述是创用口头诗学理念的重要学术成果。二则，这一著述推动了以史诗为先导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三则，这一著述问世至今对中国人文学术仍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里引入相关数据聊作说明。在“中国知网”中，将《口传史诗诗学》设置为“参考文献”的检索条件，经统计可知，《口传史诗诗学》一书的“参考文献”多达 433 条，其中大抵含括“学术期刊”（216 条）、“学位论文”（193 条）、“会议”（8 条）及“图书”（3 条）等不同类别的学术成果，此为空间维度所示《口传史诗诗学》之影响力。从时间维度来看，《口传史诗诗学》一书的影响力可谓迅疾而持久，该书不仅问世之初便获得相关学者的征引，迄今仍在学术领域有着广泛的播布力。

　　诚然，《口传史诗诗学》一书的学术价值已得到相关学者的阐发。但笔者认为，就该书在中国人文研究领域的现实影响而言，其学术价值值得重新阐释。尤其是，该书作为中国本土传统与西方理论相融合的重要著作，对其学术意义的再阐释为比较口头诗学在不同场域的学术面向提供了有利切入点。故而，我们仍有必要立足于当下的学术语境重新阐发《口传史诗诗学》这一著作的基本特色与学术价值。本文以中西方口头诗学研究的学术史演进状貌为重要论述背景，以《口传史诗诗学》一书的若干学术价值作为主要立论基点，在中西方学术史的双重视野及交互参照中重新阐释该书的学术价值，并以此为“透视窗”探析口头诗学在中国“旅行”的影响所在。

　　一、从阿夫多到冉皮勒：“歌手立场”的确立与保持

　　回溯国际史诗研究的悠长历史，“荷马问题”这一关乎史诗“作者”身份的千古疑难问题，无疑是史诗研究的滥觞。与之相关的系列问题的生发与索解，渐次推动了由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Lord）所共创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的诞生。而从“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到“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的学术追问与演进，不仅成为荷马研究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主导着国际史诗研究的学术格局与基本走向，“从作者身份到文本校勘，从跨语际移译到多学科研究，一代代学者义无反顾地投身其间，以急速增长的学术成果和永不衰竭的探求精神回应着‘荷马’从遥远的过去发出的挑战”。

　　在这场聚讼纷纭的学术论争中，帕里和洛德所确立的“歌手立场”成为其实现学术突破的重要利因。有必要述及的是，在师徒二人加入学术论争之前，以“统一派”（Analysts）和“分辨派”（Unitarians）为代表的学术阵营都未触及“荷马问题”的实质。不过，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开启了帕里的研究思路，加之其对荷马文本所作的精密的语言学分析，帕里作出了如下断言：荷马史诗是传统的，且“必定”是口头的。为了证实这一学术设想的真确性，帕里将南斯拉夫的活态史诗传统视为比较研究的参照对象。此际“歌手立场”已在帕里的脑海中有了些许印记，关乎这一点，我们从帕里制定的“南斯拉夫民间口头诗歌研究项目”中便可寻觅相关踪影。在这份项目中，帕里拟定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谈及：一个口头诗人，他在创作一部诗歌时，他的修辞、构思、诗歌的思想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整体的传统诗歌。由此可见，帕里拟以“歌手立场”作为问题意识生发的原点，并于歌手和传统之间建构了学术关联。这一学术设想最终在南斯拉夫这座“活态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y）得到了验证。这里应当阐释的是，“歌手立场”在相当意义上代表着一种学术取向或研究视角，即以口头诗人为切入点探析口头诗歌的创编法则。

　　值得提及的歌手是阿夫多·梅迭多维奇（Avdo Medjedovic）。阿夫多系帕里和洛德于南斯拉夫所遇到的最为杰出的一位歌手，其演述技艺颇为精湛。帕里针对阿夫多开展了一项著名实验。他让阿夫多出席另一位歌手姆敏（Mumin）的演唱会，其间所唱的歌是阿夫多前所未闻的。演唱结束后，帕里向阿夫多询问是否可以随即演唱同一首歌，甚至比姆敏演唱得还要好。阿夫多和姆敏都接受了这个挑战，其结果是，“阿夫多的首次演唱版本，达到了 6313 诗行，竟然几近‘原作’长度的三倍”。十几年后，洛德对阿夫多进行调查时，再次记录阿夫多演述的史诗，其中包括《斯麦拉基齐·梅霍的婚礼》。尽管身体有恙，这位歌手仍于一周内完成多达14000 诗行的作品。阿夫多因其精湛的演述技艺而被帕里和洛德的田野助手尼考拉·武依诺维奇（Nikola Vujnovic）赞颂为“荷马式”的歌手。可以说，通过对阿夫多的“现场试验”（In－site Testing），帕里和洛德证实了拉德洛夫（W．Radloff）的说法，即“每一位有本事的歌手往往依当时情形即席创作他的歌，所以他不会用丝毫不差的相同方式将同一首歌演唱两次。歌手们并不认为这种即兴创作在实际上是新的创造”。也就是说，恰是“歌手立场”的确立促使帕里和洛德进一步切近和发掘了口头诗歌的创编法则。

　　诸多国际史诗研究者都在各自的学术研究中保持了这一立场。洛德于 1960 年出版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一书堪称“口头程式理论”的“圣经”，该书基于歌手立场径直触及了口头诗歌的创编法则，即提出“演述中的创编”这一核心命题。早在该书问世之前，洛德便在学术推进的过程中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口头史诗传统在本质上是历时性的，对于传播这一传统的人们而言，只要保存它依然有着重要意义的话，它就会作为一个演进的过程持续发展下去。”洛德所言无疑强调了歌手对口头史诗传承的重要作用。类似的做法并不鲜见，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沿着这一立场提出了“传奇歌手”（Legendary Singer）和“大词”（Large Word）等概念工具，而其所著的《演述中的故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一书亦是基于这一立场所创造的学术成果。劳里·杭柯（Lauri Honko）围绕杰出的歌手抽绎出“大脑文本”（Mental Texts）[16]这一概念工具，旨在理解口头文本在演述现场的创编问题。而纳吉以这一立场为出发点提出了“传统武库与个人才艺（Repertoire）”的理论命题，由此切近民俗传承与个人创造的交互作用。这些不胜枚举的先例表明，“歌手立场”已然是我们探析国际史诗研究所不容忽视的学术基线。

　　《口传史诗诗学》一书以坡·冉皮勒（P．Arimpil，1923－1994）的演唱本为研究对象，这无疑接续了帕里和洛德所确定的“歌手立场”。朝戈金对“歌手立场”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歌手个体的才能也应给予特别注意和研究，否则怎么能够解释在一个大体相同的环境下成长的一群儿童中，会有人将来成为出色的歌手，而另外的人只是不错的听众？”朝戈金将冉皮勒视为“歌手立场”的绝佳人选，其考虑点有五：一则，冉皮勒生活于《江格尔》演唱传统最为盛行的地区；二则，冉皮勒受过名家的指点；三则，冉皮勒的学习过程是“传统性”的；四则，冉皮勒的演唱曲目来自不同歌手；五则，冉皮勒对《江格尔》较为了解。以上考量因素无不昭示着，冉皮勒系一位杰出的江格尔齐。在朝戈金看来，“以口头传统驱动文本阐释的分析过程，其实质是要通过歌手的演唱行为来把握史诗程式化的文化内涵”。换言之，歌手立场是切近口头传统视域下的文本阐释的有益视角。一般而言，“演唱传统中的各种经验和技法，在这些杰出的民间艺人那里体现得往往比较充分。或者换句话说，演唱艺术的传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比较典型”。由此可见，朝戈金对“歌手立场”的精准定位，对“传统重构”的成功发生，是颇有裨益的。

　　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朝戈金所开展的“冉皮勒研究”，其学术意义或可从下述四个维度加以阐释：首先，从阿夫多到冉皮勒的对象之变，彰显着学者对“歌手立场”的某种承续与保持。也就是说，这一个案研究映射着中国学者旨在从“歌手立场”出发同国际史诗研究展开深入的学术对话。如果说这些学者的学术取向和基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沿袭，那么，他们所诉诸的具体研究路径则因观照对象不同而发生了适应性调整。朝戈金据其研究对象的殊异性，采纳了“反其道而行之”的研究策略。其次，就中国本土对冉皮勒的学术追踪来看，《口传史诗诗学》一书无疑作出了继往开来的学术推进。具言之，“冉皮勒研究”在两代中国学者之间“桥接起了学术史上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书中指出，针对冉皮勒开展的科学采录工作肇始于 1980年，这次工作由语言学家确精扎布和布克赛尔负责。之后，冉皮勒的外甥塔亚博士对其开展了相关采录工作。而《口传史诗诗学》一书作为继续追踪冉皮勒的学术成果，与以往对冉皮勒研究的学术理路有所不同。朝戈金以口头诗学作为理论生发的参照系，通过文本诠释与传统重构，使这一个案研究“成为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转型和范式转换的一个标志”。再次，对杰出歌手进行学术追踪实则有利于对民间文学基本特征的再阐释。以往谈及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时，集体性无疑是其中难以疏漏的重要论点，但对集体性的过度强调难免遮蔽了杰出艺人的个人才能，更无以探析民间文学不同于作家文学的诗学法则。就这一视角而言，“歌手立场”可以说是对旧有学术圭臬的一种补正。而从长远来看，这一立场的保持渐次推动了“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的学术转向。此外，“歌手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本至上”（The King is Text）这一书面文学批评术语的纠偏。“在书面文化中，精校本至上；在口头传统中，演述人至上；若是在‘双通道双媒介’的情况下，杰出歌手的地位也当在稿本之上”。

　　二、从书面作品到演述传统：中国史诗观念的跃进

　　钟敬文在谈及《口传史诗诗学》一书的学术价值时，精要抽绎了这一个案研究之于中国史诗研究学术转型的意义所在：“所谓转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已经搜集到的各种史诗文本，由基础的资料汇集而转向文学事实的科学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下的整体普查、占有资料而转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深究。”值得述及的是，这一学术转型的关键推动因素在于史诗观念的跃进。那么，《口传史诗诗学》一书对史诗观念的影响何在？

　　应当承认，中西方史诗研究观念与研究范式皆呈现出不断重构的态势。就西方史诗研究而言，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古典诗学范式是西方学界认识史诗的理论起点。尽管古希腊哲人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曾对史诗及其性质作一阐发，但“直到 16 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被重新发现，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继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古典诗学范式之后，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在 18 世纪至19 世纪之交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学者，共同催发了人们对口传史诗的发掘与重视。至19 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民俗学的肇兴，史诗作为民俗学的样式之一进入学者的研究视界。但公允地说，此际的学术讨论尚未触及口传史诗的核心属性，即“口头性”。直到 20 世纪中叶，北美与西欧学者将古典学、语文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引入史诗研究，进而切近口传史诗内部的创编机制。在此之后，不同地域史诗传统的陆续发掘，“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对史诗多样性的理解和认识，西方古典诗学的史诗观念逐渐由主流话语变成一家之言，从世界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传统话语重构史诗观念，拓展理解史诗的维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学者们的共识”。

　　20 世纪末，芬兰民俗学者劳里·杭柯对印度《西里史诗》（Siri Epic）的研究“标志着西方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移”。杭柯在史诗与特定社区传统的紧密关联中捕捉到史诗的活力表现，继而对史诗观念作出全新的阐释。杭柯认为：“史诗是关于范例的宏大叙事，起初由专门化的歌手作为超级故事来演述，比起其他叙事样式，史诗篇幅巨大，表达充满力量，内容严肃重要，并在传统社区或受众中成为认同表达的资源。”以上关乎史诗的界定，对史诗观念的体认发挥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学界以往对史诗观念的体认偏重于从文学视域进行解释，即将史诗视为一种体裁样式。而杭柯对史诗认同功能进行阐释时，则将史诗放置于特定的时空予以观照。具体来说，杭柯立足于史诗的操演实践，将史诗观念及其存在意义，与特定时空的演述传统和生活实践进行整体考量。由此可见，在杭柯的学术阐释中，史诗由一种体裁样式进而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

　　相较于西方史诗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对待史诗亦有明显的“误读”现象和研究错位。也就是说，“以往我们的史诗研究与民间口头传统有相当疏离，偏重研究的是‘作为文学文本的史诗’，并没有把史诗看作是口传形态的叙事传统，没有考虑它同时也是一种动态的民俗生活事象、言语行为和口头表达文化”。意识到这一点，朝戈金在确定研究对象时便力图矫正以往的错误取态。其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非诉诸于文字的异文个体，而是冉皮勒所演唱的《铁臂萨布尔》（Hündü Gartai Sabar ün Bülüg）。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集结着朝戈金的考量标准，即其“体现了‘科学整理’的原则，因此非常接近歌手的演唱原貌，也非常接近我在田野作业中所熟悉的史诗传统”。从这一视角来看，朝戈金对研究对象的遴选显然是合理之举，这一正确选择亦是其建构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有利因素。这同时意味着，朝戈金旨在以自身的学术研究矫正以往对史诗认知的错误取态。当然，这里对研究对象的认知“错位”，不仅是既往史诗研究的症结所在，还是整个民间文学研究遭受冷遇的重要缘由。

　　史诗归根结底是一宗活形态的演述传统，而非可以简单被视为一个固定的书面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口传史诗当是一种“文本聚簇”的现象，而以片面的单个文本来代替“文本聚簇”现象，无异于是对史诗演述施行“安乐死”。可以想见的是，当活态的史诗演述沦为沉寂无声的纸页时，“从这些印刷出来的文本中我们听不到史诗演唱的任何音声，更看不到史诗传人的身影，民间传统文化语境更随之丧失殆尽”。在口头诗学的视域下，口传史诗的口头性尤为值得强调，“口头文本的音声属性（口头性）和演述属性（互动性）就决定了口头文学的文本必然带有过程性，而不仅仅是演述过程的一个记录结果”。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口传史诗的书面文本并非学术研究中的“科学资料本”。

　　三、从文本阐释到传统重构：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立

　　《口传史诗诗学》一书的另一重学术价值在于建构田野“再认证”的工作模型。正如施爱东所述：“朝戈金创造性地将口头程式理论、田野实践、历史文本三者置于同一讨论平台，让三者展开充分对话，开创了一种新的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为研究变动中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通俗一点地说，朝戈金旨在以精细的文本阐释来重构其背后的传统。

　　田野“再认证”工作模型的建构，首先得益于从多样化的文本形态中确定合适的案例分析对象。朝戈金基于业已文本化的史诗作品，将其划分为转述本、口述记录本、手抄本、现场录音整理本、印刷文本等五种类型。这些多元的文本形态，先前一度处于被遮蔽的境地。“我们以往因为对口传文学的特殊属性认识得不够充分，就没有注意区分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所以在文本研究的基础环节上，出现了一些认识模糊之处”。通过廓清基础环节的模糊性，朝戈金以植根于特定史诗传统中的具体文本——冉皮勒所演唱的《铁臂萨布尔》作为分析对象。如前所述，这个诗章的文本“总体上体现了‘科学整理’的原则”，它不仅相对接近歌手的演唱原貌，还极为切近朝戈金所熟稔的史诗传统。基于案例遴选之贴近这一有益前提，朝戈金将明确的问题意识、科学的取样原则、规范的案例遴选标准、详尽的语言学解析、精审的蒙古文转写规则、精确的数据统计法等，囊括于科学的研究框架之内，以尽可能触及“文本事实”的基本向度。

　　其次，朝戈金通过建构文本的多元属性和互涉关联，进一步触发文本观的更新。在朝戈金看来，理解口传史诗基本属性的参照论点，是没有“权威本”或“标准本”、“一般”与“特殊”所构成的一个演述文本的双重属性。基于此，他一方面从理论层面揭示了文本间的互涉关联，也即文本性的具体表现。这一特性揭示了“文本与先在的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朝戈金精要阐发了口头诗学的文本意涵，也即“真正的口头诗歌文本是‘表演中的创作’（Composition in Performance）”“，由于表演涉及表演者和观众，正是二者的互动作用才产生了‘文本’；因而‘文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的创作’”。这种文本观强调了演述过程及其含义，如其所言，“民间叙事的含义不仅涵括在它的文本之中，而且还主要地蕴含在与文本相关的民族志表演之中”。

　　再者，朝戈金采纳了精细的文本分析模型。文本分析模型堪称“口头程式理论”的“品牌商标”。“口头程式理论”所阐扬的文本分析法为朝戈金的个案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示范模型，并使其在实证研究中发掘出诸多潜在的学术触发点。一则，朝戈金聚焦于程式分析，通过程式语词分析、程式句法分析、程式频密度分析和程式系统分析，从中推断传统的一般情况。二则，朝戈金聚焦于冉皮勒文本的句法层面，通过对史诗步格、史诗句式和平行式的探析，揭开了句法层面的诗学规律。基于以上两个维度，朝戈金对程式的表现形态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程式是一个特定的单元，是特定的含义与词语的组合。它有相对固定的韵式和相对固定的形态，它由歌手群体所共享和传承、反复地出现在演唱文本中。”三则，朝戈金基于多行复合的程式形态，以及对程式频密度的精细分析，发掘了程式之于重复的特性所在：一方面，程式有助于现场创编；另一方面，程式的功能在于“系统化”运用。这种系统化功能的发掘进一步表明，程式“是用最简单的格式，用最俭省的经济的表达式，传达某一‘类’富含许多细致变形的事物或者情境”。要而言之，朝戈金所诉诸的文本分析，阐明了“程式”的多向度表征。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文本分析方法的实践，最终触及了口传史诗的创编问题，也即口传史诗的诗学法则。

　　此外，“程式化风格”的抽绎成为朝戈金重构传统的重要支点。从其精细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得以窥见《铁臂萨布尔》“程式化风格”的多面向特征，这一形式特征实则与传统形成一种“充要关系”，因为“程式从来就不是‘外在’于史诗传统的”。“一个经历了若干代民间艺人千锤百炼的口头表演艺术传统，它一定是在多个层面上都高度程式化了”。《口传史诗诗学》立足于对冉皮勒的演唱录音本《铁臂萨布尔》进行文本分析，并通过细部研究解释了这一“文本”在语词、句法层面的高度程式化，这便在文本阐释与传统重构之间搭建一种关系链条。这种工作路径的深远意义在于，可以“投射出史诗传统的基本特质和总体风格的具体而清晰的轮廓，也使得我们能够从大处着眼，在宏观上把握口传史诗的共性及其规律性的传承机制”。这无疑昭示着，田野“再认证”的工作模型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意义。当然，围绕《铁臂萨布尔》与演唱传统所建构的关联，也揭示了传统与浸淫其中的演述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传统塑造了演述人，但传统对歌手风格的规约，并未消解口头艺人的创造力，也就是说，“属于艺人个人的临场创新和更动是有的，但也一定是在该传统所能够包容和允许的范围之内”。实际上，这一阐释也指向了口头诗学的基本命题，即“限度之内变化”的内涵所在。

　　简言之，基于深细而透彻的文本阐释——甄别文本形态、建构科学框架，朝戈金将文本解析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推动文本观的更新。从文本诠释中抽绎的“程式化风格”，则成为其建构田野“再认证”这一工作模型的关键支撑点。通过以上论析，文本与传统的关系当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传统与文本，犹如因果链的两端，一头连着文化历时发展的‘因’，一头连着文化共时交汇的‘果’。一次表演活动完毕，必然便是口承传统本身与当代社会情境发生碰撞的开始”。

　　余论：学理性思考的延伸

　　作为域外理论在地化实践的重要学术成果，朝戈金所著的《口传史诗诗学》一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是颇为显见的。在该书问世之初，钟敬文便称述了该书对史诗研究之理论转型的意义所在。从长远来看，朝戈金基于理论维度推动了文本观的更新，这一学术创举颇具启发性意义。诚如钟敬文所言：“他从文本属性界定史诗研究的科学对象，又从文本间的相互关联，从更深层次上说明了《江格尔》作为‘史诗集群’，在叙事结构形成上的内在机制，由此构成了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的文本形态。这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

　　以该书为“原点”，中国学者亦孜孜矻矻地参与并推进口头诗学的学理性建构。巴莫曲布嫫从彝族史诗勒俄特依出发提出了史诗本事的“文本界限”（Textual Bounds）与“叙事界域”（Narrative Boundary）。高荷红基于满族说部传承人的研究，阐发了书写型传承人的基本理念。王宪昭运用口头诗学理念来审视口传神话研究的若干问题。王尧运用口头诗学理念，探究了民间叙事的层级问题及动一名词性二维系统的作用所在。朱刚立足于白族歌会，通过汲取口头诗学的理论成果，推动“交流诗学”（Poetics of Communication）的模型建构。吴刚则以达斡尔族敖拉·昌兴乌钦为切入点，由此检视了达斡尔文学从口头传播到文本定型的内在理路。冯文开借鉴口头诗学理念，分析了章回体英雄传奇小说对口头文学的创造性运用。王艳以口头诗学为参照，检视了神圣与世俗双重视域下口头文学的不同境况。而朝戈金作为口头诗学在地化实践的学术主帅，在笔耕不辍的理论探寻中，亦对此诉诸了持续而深刻的学理思考与实践：从基于文艺学视角阐发口头诗学的学术理念，到归总口头传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所在；从学术史视角廓清口头诗学文本研究的演进状貌，再到关乎口头诗学文本观的多向度探析，以及从接受维度切近口头文学的诗学法则。在理论深掘的进程中，朝戈金亦将其个人的学术触角跃升至学科建设的高度，即提出含括方法论原则与认识论基础在内的“全观诗学”（Holistic Poetics）。这接续不断的理论探索，不仅代表着朝戈金个人学理思考的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中国学人对“人类口头表达文化的跨学科思维与实践”在向纵深迈进。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家》2023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略去，详见原文）

　　作者简介:刘艳超（1992－），女，河南焦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口头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