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土学术话语的梳理与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民间文学的记录在中国兴起很早，但是现代民间文学的兴起则与西学引入直接相关。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运动，民间文学进入现代学术视野，从其兴起之时，其实就无法脱离中国学术的河床，同时知识人在接受中也有着自己的文化底色。这些既是理解中国民间文学知识生产的文化根基，也是吸纳和转化西方话语和理论的基础。2022年民间文学研究中开始注重民间文学本土话语梳理，希冀能通过对本话语的回顾呈现中西话语的对接与错位及其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在本年度的研究中主要有对“采风”“民俗志”“风俗”的讨论。

　　采风是中国传统的文学采录方式，“不是为了如其本然地记录、再现民间口头传统的声音模式和表演场域，而是为了把它们当成有独立意义的文学作品的记录、保存下来”。[[22]]在20世纪初期至80年代，资料的搜集采录方法似乎没有引起太多争论。只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田野作业作为科学方法统合了“采风”“采录”“整理”等之后，采风被置于“科学的田野作业”的另一端。但长期以来对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回顾与考量，大多将历史语境悬置，以田野作业的理论范式反思新中国初期的民间文学基本问题与基本话语；再加上当下的学科分野，民间文学之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被置于两条通道，他们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大。2022年，关于“采风”“采录”“整理”等本土话语经历了从技术术语向文明生产模式的转变，虽然讨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但众多研究成果的出现足以引起对“采风”重新思考。如《采风：一种文明生成方式的古今流变》[[23]]及《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的采风》[[24]]认为采风承担起了将传统小社区中的“乡民文艺”转化成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文艺”的使命，寄寓了新中国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产生全新的文艺生产主体的理想。当下学界对采风的部分批评有将其窄化之嫌，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历史语境中去，将采风视为一种主体生成方式和文化实践方式，才能充分认识其意义。《采风与搜集的交融与变奏：以新中国初期“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讨论为中心》[[25]]主要梳理了对于新中国初期出现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争论，认为只有将其回复到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理解采风与民间文学搜集之间的承续与内在思想的嬗变，也才能使得对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不再停滞在原点，并更好地总结民间文学的本土话语，进而推进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民俗志”就其文本形式、记述内容和功能而言，具有浓郁的中国本土特色。中国古代不仅有“民俗志”的概念，而且有着悠久的民俗书写传统。在民间文学领域，民俗志的记录和书写方法一直处于重要位置，学人早已有关注，本年度更多是围绕这一本土话语的研究与争论为本土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路径。如《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26]]提出民俗学界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反思与新型民俗志的写作实践，不仅是对当前民俗学学术理念的回应，还显示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民俗志诗学传统的迹象。研究者主要围绕民俗志书写“标准”“主体”“视域”等问题展开论述，如《广域民俗志的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以〈浙江通志·民俗志〉〈陕西省志·民俗志〉为例》[[27]]通过对《浙江通志·民俗志》与《陕西省志·民俗志》的比较分析，指出民俗志的编写，最关键的是记录经验世界的鲜活民俗；《地方精英民俗志书写的可能性及反思——以云南大理石龙村李绚金村民日志为例》[[28]]提出地方精英日志书写的实践过程及其成果能够较好地实现民俗主体参与并主导民俗志写作的需求，既回应了民俗学“朝向生活”的实践转向，又能在当下的“民俗乡建”中承载起传承村寨记忆、维系村寨传统的重要作用。

　　风俗是中国自古就有的语汇，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文化与生活特性的词语概括”[[29]]。关于“风俗”与“民俗”的讨论自古就有。20世纪初，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民俗”地位上升，“风俗”地位衰落。学界一直以来就有关于“风俗”与“民俗”的概念辨析，本年度亦翻译了日本学者岩本通弥的《“民俗”概念考》，此文主要梳理了柳田国男不同时期“民俗学”这一名称的理解及日本“民俗学”的诞生。[[30]]《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31]]梳理了晚清新史学的“民史”观，围绕“风俗”与“民俗”的交替、“史学根性、主体性及国家性”等问题展开论述，认为史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根性。因民族性而衍生的国家属性使中国民俗学有了独特的轨迹和品性。除了概念辨析与史学脉络梳理外，2022年对风俗的论述还将其置于中国古典知识系统，提出以风俗为遗产，将民俗学从具体经验研究拖入到超越性理念的范畴，并强调正视以“风俗为天下”的中国古典知识系统，对扩展民俗学的未来前景具有重要意义。[[32]]此外，围绕“风俗”的讨论跳出了本学科范畴，逐渐与图像、节日、宴饮、医疗相联系。如《民国纸媒中的风俗画——〈北洋画报〉连载陈师曾〈北京风俗画〉册页的若干史料钩沉及分析》[[33]]论证陈师曾在绘制《北京风俗画》时深受“到民间去”这一文化思潮的影响，以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平民化的风俗画题材回应了“眼光向下”的现代性命题；《中国古代风俗画的基本内涵——以农事风俗画为切入点》[[34]]通过农事风俗画《豳风图》和《流民图》，阐释了风俗画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记录的社会价值及历史价值。在关于节日、宴饮风俗的讨论中，《敦煌节日风俗所见多民族文化交融》[[35]]从晚唐五代出发，论述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民众在寒食节、二月八日、赛神、燃灯等节日风俗活动之中所形成的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民族和文化格局；《礼俗之间：宋代的宴请礼仪与风俗传统》[[36]]聚焦宋代以宴请活动为中心而承载的社会礼俗，从宴请筹办、迎宾待客到席间秩序等方面展开研究。此外，还有《医疗、风俗与信仰：清代巫医的社会活动探究——以岭南为中心的考察》[[37]]围绕清代岭南巫医对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参与，阐释其在地方医疗、风俗与信仰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对民间文学本土语汇的梳理，近年来才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其实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曾有学者致力于对民俗学本土化的探索[[38]]，只是之后在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都更关注理论的“社会科学化”，并将其视为研究的“创新”[[39]]。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引入外学科及国外的话语、理论等，出现了理论与民间文学基本问题的脱节、将民间文学作为材料注解他学科和西方理论等现象。本土语汇的梳理对产生生发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话语具有一定的推动力，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对话。

　　四、探求民间文学的当代价值

　　有关学科及其研究对象的价值之研究不仅关乎学科存在的正当性，亦与学科危机密切相关；因为学科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源自从业人员基于特定问题意识对学科自身“存在价值”（正当性）的反思。[6]民间文学接续学科发端的价值理想不仅有学科内在的必然性和它作为人文学科不能放弃的价值关怀，也有基于时代的必要性。就此而言，接续“五四”传统为学科的正当性辩护，不仅是对蕴含“理性、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与践行，也是推动民间文学参与国家的现代文化建构，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提供理论支持的重要路径。民间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领域交叉，在遗产化语境中，民间文学的价值内涵被挖掘与凸显，同时民间文学也成为旅游或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活化或整合的重要场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话语构建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使命之一。2022年度民间文学领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述，更加注重其形成的具体脉络。这一话题的讨论，一方面是从宏观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话语建构的阐述，如从“诗骚传统”与“史诗”的会通，论述了文学共同体观念构建和中华文学史话语体系的重构，同时强调这一话题也涉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多样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现实意义[[40]]；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观视角审视不同民族戏剧的特点和内在联系，揭示在各民族共存共生背景下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独特性、借鉴与创新的辩证关系[[41]]；从多民族共享的生活内容与文化实践出发，阐释其对形塑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审美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著作用[[42]]；等等。另一方面则是结合个案和具体实践所进行的论述，如通过对九隆神话流传和传播脉络的梳理，阐释其背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精神根谱，透视在“龙”叙事下的向心凝聚[[43]]；对西南少数民族围绕诸葛亮传说及景观叙事所形成的递进式中华文化认同的阐述。[[44]]无论是宏观理论层面还是个案实践，可以说在本年度民间文学论著中所占比重并不少，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研究者关注多民族共享的民间叙事资源，大多也是在文化交流交融中阐述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但是此类研究也出现了同质化的现象，并未出现太多理论上的提升。

　　2022年也很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中民间文学的价值重塑。如通过对历史故事与民众历史记忆、历史价值观关系的阐述，指出故事的社会价值及民众用自己特有的言说方式与思维逻辑所表达的对“善”的追寻[[45]]；这一话题的讨论中，本年度还有通过对国外民间文学审美重塑与价值重构的借鉴反观自身，即《泰国民间文学的当代审美重塑与价值重构》一文所提到的“泰国民间文学”，认为其传统性和现代性和谐相融的动力源于泰国民众对习俗文化的践行和学界的文化自觉行为，这可以为我国民间文学价值重构提供借鉴经验。[[46]]

　　关于民间文学社会价值的讨论还包括当下乡村文化建设如何挖掘民间文学的内涵，为乡村振兴提供内源性动力等议题。随着国家发出重建乡村生活的号召，对民俗、民间文学资源的利用引起了社会各层面的关注，但是民间文学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本年度虽然有一些文章，但要真正找到适合的路径及重构机制可能还有待进一步实践与长期跟踪。[[47]]此外，讨论较多的是融媒体语境下民间文学资源的转化和发展。随着融媒体时代的来临，民间文学呈现出融视觉、听觉、触觉为一体的丰富样态，其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场域及审美表征均有所变化。[[48]]2022年民间文学研究开辟出一些新的方向与途径。如《民间文学影像化再演述的策略与价值》中谈到民间文学影像化再演述在创造性转化的策略上，呈现出人物的多元与嬗变、空间的现实与奇幻再造以及传统与当代意蕴重构的特征；在价值观念上，诸多改编自民间文学的影视作品则成为连接古典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本土与全球的桥梁。[[49]]再如从白蛇传、志怪文学、敦煌壁画中的雷公击鼓图等从图像史料学、新媒体文化研究等出发，在主流民间文学研究之外勾勒出更为丰富的理论版图，显示出一种学科交叉的生机与活力。[[50]]还有研究者立足于民间文学本体、使用不同方法分析情节、结构、叙事与价值旨趣，并引入“景观”“风景”等理论话语展开研究，如对当代实景演出如何利用“表演”和“景观”作为中介，将经典文学文本“跨媒介”地转化为综合性艺术形态并与地方文旅IP相互链接[[51]]；民间故事资源的跨媒介转化策略，推动民间故事从资源到资本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2]]，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是新时代、新征程奋斗进取的全局性指导，是把握民间文艺发展方向与方法的重要指导。民间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须提升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53]]民间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价值未来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推进与发展。　　

　　总之，2022年民间文学研究在延续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年度特点。本文难以一一罗列所有有价值的成果，希望围绕本年度民间文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即文本研究、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反思与讨论、本土学术话语的梳理及民间文学当代价值的探寻的阐述呈现本年度研究概貌之一斑及发展的新取向。

　　作者简介：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学史、民俗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20BZW190) 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首刊于《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2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