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巴·布林贝赫被誉为蒙古诗学体系的奠基人。他的《心声寻觅者的札记》《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直觉的诗学》等诗学著作构筑了其诗学思想的基石。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总结出了蒙古诗学法则、蒙古诗学的审美概念范畴、蒙古诗歌的批评思想。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来源于文艺实践、蒙古民间文化传统及中外诗学理论的启迪。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对诗歌审美研究、各民族诗学研究、国际学术话语的学理对话等方面具有突出意义。

　　关键词： 巴·布林贝赫; 蒙古诗学; 民间诗学;

　　巴•布林贝赫(1928—2009)是诗人,也是学者。他与纳•赛音朝克图被誉为20世纪中国蒙古新诗的两大奠基人。同时,也被誉为蒙古诗学体系的奠基人。诗人的形象思维与学者的理性思维,在他的学术著述里得到了统一。因此,他的诗学成果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值得深入研究。

　　学界对于巴•布林贝赫的诗学多有总结,尤其是2018年纪念巴•布林贝赫诞辰90周年之际,呼和浩特、北京等地有关单位先后召开研讨会,讨论他的创作与诗学道路。其中,朝戈金《巴•布林贝赫蒙古史诗诗学思想之论演》、苏优格《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及其诗学理论评析》、满全《现代化民族化的整一性诗学体系——巴•布林贝赫诗学体系的考察》、乌日斯嘎拉《巴•布林贝赫诗学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等论著,1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巴•布林贝赫的诗学思想。2018年,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诗学》汉译本出版2,让更广泛的读者看到了巴•布林贝赫的诗学成果。笔者在吸收上述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巴•布林贝赫的诗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的特点

　　巴•布林贝赫的诗学思想既是对其本人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蒙古诗歌全面探索的反映。他的《心声寻觅者的札记》《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直觉的诗学》3等四部蒙古文诗学专著,构筑了其诗学思想的基石。在蒙古诗学体系建设方面,他开创了“结构完整、特色鲜明、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诗学格局”4。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的突出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总结出蒙古诗学的法则。他对蒙古诗学法则的总结,集中体现在《蒙古英雄史诗诗学》之中。该著作的结构安排与具体论域,构造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最基本的诗歌创编法则。在“营建场景和场域,描摹主人公和对手,设置各要素间关系,推进故事进展和场景转换,乃至搭建句子和段落,都遵循了这些法则”,在诗歌法则的总结上,可谓“兼备细节上的精审和体系上的宏阔。”5他注重分析史诗文本中的韵文特征,归纳出蒙古英雄史诗的创编法则。

　　二是总结出蒙古诗学的审美概念范畴。他在《蒙古诗歌美学论纲》中提到,蒙古族诗歌发展历史可概括为英雄主义诗歌、厌世主义诗歌、民主主义诗歌、社会主义诗歌,系统地探讨了蒙古诗歌美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总结出英雄主义诗歌的崇高风格,感伤主义诗歌的含蓄敦厚风格,民主主义诗歌的婉约细腻、自由灵动、空旷幽远、犀利讽喻风格。他在《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中,对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结构、黑白英雄形象体系、骏马形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变迁中的史诗发展,以及意象、韵律、风格等内容进行了阐述;总结出了蒙古史诗的神圣性、原始性、程式性三大特征。他对蒙古诗歌美学问题的判断,都是在蒙古诗歌发展系统、国际性学术范式的学理性对话当中寻找答案。

　　三是总结出蒙古诗歌的批评思想。他在《心声寻觅者的札记》中,从诗歌创作现实出发,深入阐述诗歌创作的普遍规律。对“意境”“象征”“民族特色”“传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他在《直觉的诗学》当中对诗歌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对叙事与抒情的关系,指出蒙古文叙事诗创作不如抒情诗繁荣,是因为没有深入理解蒙古族传统叙事民歌的特点,蒙古族传统叙事民歌中的“抒情”已经成为他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强调叙事诗创作要重视抒情。他的诗歌批评思想是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经验融通之后的凝结。

　　巴•布林贝赫的诗学研究以蒙古族诗歌传统为基础,他接受传统、思考传统、理解传统、阐发传统,他的创作与研究没有与蒙古族诗歌传统割裂开来。蒙古族诗歌成为其诗歌创作与研究的源泉。他从总结诗歌创作规律出发,到系统总结蒙古族诗歌,再回到宏观诗学问题。他以诗人之敏锐进入诗歌理论,同时,又超越诗人感性思维,跨越到理性思考,这种双重维度显现出他的诗学魅力。他说:“我写论文的时候会延续我在写诗时的俭省用词的习惯,作诗的时候(尤其在后期)则会迸发哲学思维的火花。”6学界通常用“诗人中的学者,学者中的诗人”来评价巴•布林贝赫,这是很恰当的。

　　二、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的来源

　　关于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来源,他的个人总结值得重视。策•杰尔嘎拉曾提到:“为了写好研究他的论文,我抱着崇敬的心情拜访这位重病在身的80高龄的诗人时,他对我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关于自己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的五条意见:1.我一辈子坚持了母语创作;2.大自然的美赐给我诗的灵感;3.我被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的魅力迷住了。蒙古族民间文学哺育了我;4.我的诗歌是民族传统与现代意识的有机结合;5.我的诗论是诗歌理论与创作经验的有机结合。”7笔者认为,巴•布林贝赫的这五条意见,已经指出了他的诗学思想的来源。如果进一步总结,其诗学思想来源于三方面:

　　第一,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来源于蒙古民间文化传统。巴•布林贝赫从1928年出生到1948年,这20年他深受家乡蒙古文化的影响。巴•布林贝赫出生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巴音塔拉牧村的牧民家庭。诗人曾回忆:“头顶蓝天,脚踏青草,眼望稀疏的羊群,放牧于水光山色之间——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8家乡的民歌环境、母亲的歌唱熏陶,成为其诗歌创作的养分,诗篇《圆圆的山峰》就是这乡间歌舞文化的反映。巴•布林贝赫是听着蒙古民歌成长起来的诗人,蒙古文化给予他最为丰富的养料。“‘三个巴林人在一起走,必定有一名是歌手’,我母亲是位民间歌手,聪慧能干,她用自己的奶汁、泪水和歌声哺育了我。被民间文学的魅力迷住的我,肚里便藏有民间诗歌和赞词。有时还跟随母亲在聚会和婚礼上朗诵几段。”“一九四六、四七年间曾一度广泛流传在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一带的民歌《圆圆的山峰》的歌词,便是我在民间文学影响下创作出来的‘处女作’。”9他曾说:“从大板去林东的路上,我合着马的颠步韵律,吟唱出《弯顶山峰》这首歌,表达了离乡的忧愁”10。巴•布林贝赫的诗歌创作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民间诗歌,“从小喜爱的民间格言、祝赞词,甚至英雄史诗等传统作品成了我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的养分。”11他曾经发表《论诗歌创作如何借鉴民间诗歌的几个问题》,谈到了对史诗、好来宝、祝赞词、歌谣和谚语等民间韵文形式的借鉴问题。12蒙古民间诗歌同时也成为其诗学研究的重要源泉,他的英雄史诗研究中的“黑白形象体系”辩证思想的来源基础,就是对生活的体认。他说:“正因为我们对美好事物怀有强烈的爱,所以才产生了对丑恶现象的深刻的恨。爱和恨的辩证统一中,产生了我的信仰,产生了我的诗歌。”13他重视传统、尊重传统,他曾说:“应吸收和运用建构传统文学的基本经验,思维方式和独特风格。如果不吸收传统就会脱离人民,如果不进行创新就会落伍于时代。”14可以说,丰富的生活经历是其诗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他尤为重视蒙古史诗传统,他说:“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相关理论的归纳总结只有在英雄史诗的丰富资料及其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方能实现。”15他的诗学思想是来源于蒙古民间文化,没有丰富的蒙古文化体验,就不可能恰当地使用这些民间文化的材料,也不可能深入浅出地阐释这些民间文化的材料。

　　第二,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来源于文艺实践。回顾巴•布林贝赫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其创作与时代紧密相连。1948年至1958年,是巴•布林贝赫参加革命并进入部队的10年。党组织培养了诗人,诗人用诗歌歌颂人民。他谈到1948年在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意义时说:“这次学习,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和文化水平,为后来的工作和写作打下了基础。这就是我的生活转折点和创作起步点。”16他1949年加入党组织,以《心与乳》为代表的诗篇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他的诗歌反映了他对新旧社会的感触,其感触来源于他个人生活的体验,来源于他对时代的观察。他童年生活清苦,曾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因断粮采食蘑菇全家中毒。谈到《生命的礼花》创作体验时说道:“20来岁时,我迎来了革命的风暴,参与地方的民主改革,亲眼看到在我们偏僻的乡村,旧制度轰然倒塌,就如同在《生命的礼花》里写的那样,‘老爷们的冠冕被吹走了,在狗粪堆上乱滚;武士道的钢盔被打落了,在骆驼蹄下踩踏。’我亲眼看着这些情景,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和喜悦。”17诗人发自内心讴歌新社会。同时,诗人还抒发人民之情,抒发对蒙汉团结、对各民族的热爱。他的诗歌创作思想深刻地反映了他的“人民观念”。诗人说过:“把忠于生活的普遍本质与忠实于自我的独特感受有机地统一起来。……我们社会主义的诗人,在抒个人之情和抒人民之情的辩证统一中,发挥诗歌的巨大的鼓舞力量和美感力量。”18从他的创作实践来看,他的诗歌与党的伟大、蒙古民族的新生、蒙汉民族团结等主题紧密相连,可以说是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人民情怀。他说过:“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解地融为一体。”19若想理解诗人抒发的人民之情,必须回到诗人的人生历程中。巴•布林贝赫人生历程是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抒人民之情的诗人。

　　巴•布林贝赫是先成为诗人,后成为学者的,因此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深深地影响着他诗学思想。他的诗学思想首先是从思考诗歌创作开始的。他为了诗歌创作而吸收国内外各民族诗歌精髓,这就促其思考各民族诗学特点,为其后来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总结诗歌创作实践,诗歌创作理念逐渐形成:“要选择有特色的东西,不同的环境要有不同的选择,自治区的作者要选择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点的东西。”20这成为其自觉的创作思想。他由总结诗歌创作进入蒙古诗学研究,他提出:“蒙古族诗歌,从古至今,从民间到书面,基本上属于格律诗范围。至今还未出现过象汉族现代诗中曾出现过的那样一种‘自由诗’。”21他的蒙古诗学思想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

　　第三,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来源于中外诗学理论的启迪。1958年至2009年,巴•布林贝赫在内蒙古大学任教。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参加内蒙古大学创作研究班。20世纪80年代之后,巴•布林贝赫开始侧重诗学理论研究。朝戈金认为,“其诗学思想生发自对本土材料的熟稔和对西方诗学传统的融会贯通”。22巴•布林贝赫说:“只有善于继承传统而又敢于突破传统的人,才能闯出自己的新路。要继承,就要认真消化本民族的东西;要突破,就要大胆吸收他民族的东西。蒙古族诗歌特别是民间诗歌的粗犷、朴实、明朗的艺术风格,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我也很推崇汉族诗歌特有的情景交融、神形统一、不漏痕迹的‘意境’创造。《阿诗玛》的优美和《密色协热》的缠绵,也常常使我激动。”23他思考诗歌创作,学习诗歌创作,这就为其学习各民族诗学奠定了基础。他在总结个人的诗歌创作时认为:“将蒙古史诗的遒劲风格同汉族诗歌意境相结合;将好来宝与祝赞词的直抒胸臆同国外诗歌的抒情性叙事相结合,这是我在诗歌创作上的美学追求。”24

　　巴•布林贝赫的史诗研究不仅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还吸收了黑格尔、维科等论述史诗的理论成果。我们在他的著作中,能够看到西方文艺理论经典的宽广谱系。他在《蒙古英雄史诗诗学》“序”中说:“我在这里所说的‘诗学’(Poetics),不只是指关于诗歌的研究,而且是依照西方艺术理论传统,采用了其广义用法,就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源头的西方艺术史中的文学理论的总称,包含文学的性质、内容形式、目的功能、种类、创作理论等诸多内容。”25他曾与其他学者合作,按照德国著名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的母题系列分析框架,编辑了蒙古史诗选本和母题索引。他学习西方文艺理论名家,但并不囿于他们的框架,他的诗学著作强调总结“作诗法”的回归。他的诗学立足蒙古民族诗歌传统,从诗歌内部讨论诗学体系,努力探索蒙古诗学法则。

　　三、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的意义

　　巴•布林贝赫的诗学成果问世以来,在我国蒙古文学研究领域、汉文学研究领域,以及蒙古国等外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学术发展。笔者认为,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在诗歌美学研究、各民族诗学研究、国际学术话语的学理对话等方面,仍然具有突出的意义。

　　一是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对诗歌审美研究的意义。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对民间诗学影响尤为突出。对史诗研究而言,学界或着重于类型学、母题理论研究,或着重于演述传统与仪式研究,应该说有力地推动了研究进程。不过,在着眼于这些研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审美研究。巴•布林贝赫指出:“英雄史诗被誉为蒙古民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自然是可以从语言、历史、宗教、哲学、民俗等多个方面、多个层面去研究的。学界也一直在这么做。然而,英雄史诗终归是文学作品,这正是我将其归结为‘蒙古民族语言艺术的经典样本’的原因所在。”26巴•布林贝赫坚守文学审美研究。他的《蒙古族英雄史诗诗学》就是着重于史诗审美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作。他提出的史诗的神圣性、原始性、范式性观点,总结的以“英雄”为代表的正面形象——“白方”形象体系、以“莽古斯”为标志的反面形象——“黑色”形象体系,对于推动英雄史诗、英雄故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揭示了史诗中马的形象具有人性、兽性、神性三位一体的特征,这是英雄史诗、英雄故事的神圣性方面的重要特点。他所阐述的对立统一观念,上界光明、下界黑暗,人性与神性,高贵与幼稚,纯洁与残暴,引发我们深入思考史诗的审美特征。他在诗学研究中,对英雄形象、骏马形象、史诗风格,都有深入的探索,这种对诗歌审美的追索是史诗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路径。正如朝戈金所说:“对于史诗研究而言,这种对文学的、美学的、诗学的回归,具有很大的矫正作用。中国史诗研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这种取向和维度的研究。”27史诗的审美研究不可缺失。

　　二是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对各民族诗学研究的意义。巴•布林贝赫对蒙古民族诗学的深入探索,为其他民族的诗学研究提供了范式。《蒙古诗歌美学论纲》宏观上探讨了蒙古族诗歌美学发展轨迹,对崇高、厌世或感伤主义、含蓄敦厚等审美范畴进行了深入探索。我国各民族诗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彝族、傣族、满族等民族的诗学研究都有重要成果问世。不过,还有很多民族的诗歌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很多民族的诗歌内在审美体系探索也尚未完成。对各民族的诗学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无法对中国少数民族诗学做更全面的考察。当前,已经产生了祝注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28、梁庭望《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29等研究著作,我们还需要对各民族诗歌进行系统探索,这样才能把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研究引向纵深。为此,巴•布林贝赫的蒙古民族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在探究各民族诗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是关于对母语民间诗歌与书面诗歌的关系的探讨。巴•布林贝赫创作与诗学研究的源头指向了民间诗歌,民间诗歌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曾提到:“我在英雄史诗的粗犷与民间情歌柔美的结合里,在蒙古族好力宝的铺陈与汉族诗歌‘意境’的结合里,探求自己的创作特色。”30应该说,民间与书面之间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中,很多民族的书面文学发生都是诗歌。不过,学界对母语民间诗歌与母语书面诗歌的关系、母语民间诗歌与汉文书面诗歌的关系探索还有待深入。尤其对于无文字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来说,他们的书面文学发生与母语民间诗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索。巴•布林贝赫是母语诗人,也是研究母语诗歌的学者,他注意到母语民间诗歌对其影响,于是进入蒙古民间诗歌中深入讨论诗歌发展规律。这种从母语民间诗歌出发进入母语文人诗歌系统的研究路径,对于母语文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他的诗学思想无疑给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带来更多启迪。

　　三是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对中国学界与国际学术话语的学理对话方面的意义。他在吸收外国史诗理论的同时,深入总结蒙古史诗,积极建构话语交流系统。他在《蒙古族英雄史诗诗学》“导论”中,总结马克思、黑格尔、苏珊•朗格的史诗论述,以及法国《罗兰之歌》、德国《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伊戈尔远征记》的史诗特点之后,深入总结了蒙古英雄史诗神圣性、原始性、程式性三个特征。并且明确指出:“神圣性、原始性、程式性是蒙古民族正式史诗作品皆有的典型特征。我们应该把这三个特征看作史诗作品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31巴•布林贝赫的这种研究方法和学术自信值得我们深入品鉴和学习。对此,朝戈金充分肯定了《蒙古族英雄史诗诗学》的意义:“不仅对于史诗研究而言,具有经典和示范意义;就一般的文学研究而言,其意义还在于如何在本土传统与国际性的学术范式之间展开学理性对话,把特定文化传统的知识体系与国际学术格局中那些分析性的、学科范式性的成果熔铸为一个充满原创性思考的阐释体系。”32我国是史诗大国,还有很多活形态的史诗,应该能够产生许多原创性的史诗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就是在充分研究本土史诗传统基础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对话,以成熟的理论话语寻求国际学界共识。在这一方面,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具有突出意义。

　　结 语

　　巴•布林贝赫是诗人,也是学者。他被誉为“人民诗人”,这是对其人生历程及其全部文艺实践的生动总结;他被誉为蒙古诗学体系的奠基人,这是对其蒙古诗学研究的深刻总结。总结巴•布林贝赫的诗学道路,我们感到:只有深入反映人民的生活,才会得到人民认可;只有深入到各民族文艺发展生动实践中去,才会激发出学术创新的灵感。从这两方面来说,巴•布林贝赫不仅可被称为人民诗人,也可被称为人民学者,一个记录人民心声、总结人民心声的学者,他属于这个时代,且超越这个时代。

　　作者简介： 吴刚,达斡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