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郝苏民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入民间文艺研究领域，迄今六十余年持续关注多民族民间文艺，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他以“在场者”的身份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高等院校民间文艺理念、研究旨趣的分野。正因他对两者的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促成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所开始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多学科融通建设历程。

　　关键词：郝苏民  民俗学  民间文学  学科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民间文学在新的学术体制中实现学科独立，在沿承延安时期解放区文艺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拓展；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民间文艺学的恢复，它与文化学相结合，出现了民俗文化学等新趋向；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民间文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以及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科归属等问题，世纪末在学人的反思中民间文学研究的本位缺失成为讨论热点；世纪之交，伴随学者对不同思潮、流派及人物的梳理与讨论，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多维视野与多元范式交杂景象，特别是21世纪10年代后文化资本、文本重构（民族志诗学）以及伦理层面对民间文学主体的关照等多角度研究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发展面临的新语境。[①]历史脉络不仅仅是时间、地点、人物的勾勒，它还蕴涵着丰富情感和生动细节。本文希冀通过“在场者”的表述，对郝苏民在不同时代的学术实践予以论述[②]，由此延伸至同时代民俗学者共通的学术理念之阐发，从而呈现学术史的一个侧面与剪影。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郝苏民的学术历程就与民族文化建设相呼应。他注重学术服务社会，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和民间文学理论方面有深厚功底；长期从事民族学、民俗学、蒙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研究中强调多民族间民间文化的“一体”与“多元”。1984年，郝苏民在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参与创办“西北民族研究所”，1998年又创办“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继而扩大为系（院），成为中国高校第一个民俗学系。郝苏民在《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卫拉特蒙古及其民间文学的研究——关于开拓蒙古民间文艺学一个分支的设想》[③]，即是一篇民族民间文学方向的学科构想，由此可见，《西北民族研究》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融汇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多学科办刊思路。他在教学、研究、办刊中，注重“跨学科”研究，始终把推动多民族文化交流作为毕生事业。

　　一 从“神往”到“身往”

　　从郝苏民自己撰写的田野笔记中得知，他上小学时在自己家里曾看到过《东方杂志》，“从小就对异族文化产生了这种好奇想象的情结。后来方知这是人类学/民族学家干的事，感到探索不同种的人群，并了解其文化，与其交往，是有趣之事”。[④]当笔者询问郝苏民从何时开始民间文学的研究时，他提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的成立是个节点。1950年3月29日民研会在北京成立，“它强烈地吸引着我这个边塞少年，让我莫名向往”[⑤]。后来，他到甘肃张家川县小河乡（今小河归属川王镇）参加“土改”，搜集当地长工苦歌，这也受到当时民研会活动及所主办的《民间文艺集刊》的影响。民研会从成立初始，就一直致力于组织全国民间文艺的研究活动，并积极开展对中国各族民间文艺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尽管从20世纪1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就开始兴起，但自民研会成立起，才正式确定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民研会成立后，首先主办了《民间文艺集刊》[⑥]。《民间文艺集刊》上所载民间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理论文章则突出民间文艺新特性，对新中国初期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引领意义。据孙剑冰回忆，大家对《民间文艺集刊》反映很不错，艾青当时对他说，“游国恩的文章（《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载第一期）写得蛮好”。[⑦]该刊1950年至1951年不定期出了三册，1951年9月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人事关系和经费来源等问题”[⑧]停止刊出。郝苏民提到，1950年《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刊发的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一文将民间文学视为“口头创作”和“劳动人民创作”的学术理念对他的学术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另外对他有直接影响的则是兰州大学的曹觉民。曹觉民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以后任教于兰州大学，讲授人民口头创作课程[⑨]，在教学中注重民间文学和通俗文艺。1956年曹觉民选注了《中国人民口头创作》（油印本），曾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印行，在全国高等学校及民间文学界有一定影响。[⑩]郝苏民回忆，50年代“他有次看到曹觉民讲述老百姓的文艺，有趣、精彩”，兴味十足，这让他对民间文艺有了新的认识。[11]从北京到兰州、宏大理论到身边事件等诸因素作用下，郝苏民开始关注民间文艺。

　　郝苏民在《内蒙古日报》（蒙文版）上蒙译汉族民间笑话，也将蒙古文的谚语、民歌、故事汉译后投给《人民日报》“副刊”、《民间文艺集刊》《中国青年报》《民间文学》以及《甘肃文艺》《草原》等报刊杂志。同时在1957年翻译了《金蛋》[12]，并与他人合译蒙古短篇小说集《英勇的女坦克手》[13]。虽然他的学术生涯因特殊历史原因中断，但亦“因祸得福”，他在藏区接触到“八思巴文”，并在70年代到中蒙边境带学生实习，在此过程中，他搜集蒙古族谚语、民间故事等，为他后来的蒙古学尤其是卫拉特蒙古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之前郝苏民与民间文学可以说只是“神交”[14]，他真正“身往”则始于学术史上所言的“兰州会议”。1978年10月，西北民族学院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他既参与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教材研讨，又从民研会筹备组成员之一杨亮才处了解到民研会恢复工作的信息。钟敬文亦参与此次会议，并将这次会议主题融入了《民间文学概论》的编写中[15]。自此郝苏民不仅与全国高校系统的民间文学有了连接，还与民研会取得了联系。后者主要表现在他与贾芝、杨亮才的交往上。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郝苏民得以近距离地和贾芝、杨亮才及民研会相关人员进行接触，正如他在《从神往到交往——30年来贾芝老对我》所述，从那时开始，他们便开始了长达三十三年的“直接与间接的、或公或私”的交往。[16]

　　正是与学院派和民研会都有交往，因此郝苏民对两者的学术理念、文化实践都很熟悉，同时这也是他后来倡导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交融之滥觞。

　　二 “民研会”与学院派民间文艺研究之分野

　　在民研会成立大会上，周扬致开幕词，他强调民间文艺要为新中国文艺贡献力量，且需注意民间文艺研究者与民间文艺爱好者、民间文艺采集者的结合，这也成为之后民间文艺新的发展方向。[17]《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强调“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其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18]。民间文艺新的发展方向和《章程》对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研究和发展影响极大，如在访谈中，郝苏民也多次提及自己将“专业学习和业余爱好的民间文学、民族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去发展”与“民研会”有直接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族文化被纳入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的建构之中，有关少数民族调查确定了四项基本任务[20]，在民研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和推动下，多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得以在全国范围发展。[21]“民研会”通过的《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明确了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人文理念、科学方法、发展路径，为全国范围内开展民间文艺活动定下基调和规范。关于“三选一史”[22]问题的讨论，推动了民间文艺调查研究向纵深发展。当回忆起当时的民间文学采录工作时，郝苏民提到“民研会”对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布局与学科规范，对今天民间文艺学科建设、跨文化理论研究以及新时代民间文艺工作都有重要先声与启示意义。他认为当时“民研会”研究指涉范畴超过了“学院派”所研究的“民间文艺”。他谈到：高校里的民间文学学科是相对于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而言。北京大学提倡“走向民间”，挖掘民众文化，但中国迈入现代化以来，现代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学科分类不断被整合与细化。他这一论述与赵景深在《开展民间文艺运动》所述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艺发展相契合。当时高等院校在学科设置中确立了民间文学课程，但其名称确定却经历了一段时日，并且直到1957年才确定下来。

　　1956年夏天，我去参加高教部的文学史会议，附带也参加了课程讨论。为了精简课程，竟有人打主意到“人民口头创作”的课程。这本是综合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基础课程，一学期修完，每周三小时。我国教授中专研民间文学的人不多，说是为了师资缺乏，倘开不出可以不开，我是同意的。但是当时讨论者的意见实在含有轻蔑的意思。有人说，倘若大学一年级生文章写不通，就要补习“习作课”，那么“人民口头创作”可以免修，把这课当作可有可无或凑数的课，有人说，人民口头创作的讲授没有成绩，教得不好，这门课内容空虚，并且与“中国文学史”重复。

　　1956年秋冬间，综合大学中文系暂拟的“教学计划”里，已经看不到“人民口头创作”这六个字，这门课是被当作选科了。在选修课举例里面也没有“人民口头创作”。1956年这门课的暂时措施，较之以前，可说以前是重视的，1956年是不重视的。这种暂时措施不合于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减弱了民间文学的发展。近两年正在提倡科学研究，民间文学被当作重要的一门科学，但它却还是在科学研究上最薄弱的一门科学，综合大学里把这门课作为选科，教师和学生都放松这门科学的研究，“薄弱”的情况就比较难以改善。倘若高教部不重视，将导致社会人士轻视，这后果是不能不考虑的。幸亏最近（1957年）“人民口头创作”这门课已经改名“民间文学”，并且作为“文学专门化”的课程举例之一。[23]

　　当时高教部的设置中，民间文学属于文学，其学科位置飘摇不定，但从“补习‘习作课’”，免修“人民口头创作”以及“与‘中国文学史’重复”等，可知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其特殊性并未发挥，在学科设置中归属于汉语言文学，就要在文学视域中寻找位置，往往相对精英文学而言。但是民研会则不同，它对于各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就像郝苏民所强调的，其范围广、关注点也多样。[24]根据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言，“民间文学”应当是更为广泛的。[25]“民研会”成立的根本任务和工作即是“广泛地搜集我国及过去的一切民间文艺资料，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26]。它关注的是更广泛的社会，在社会语境中关照民间文艺，因此当时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少数民族史诗等研究出现争执或质疑时，民研会则通过组织研究者讨论消解难题。另外从民研会的理事构成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其究竟[27]，就其人员组织结构来看，文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交叉就超过了当时学院的单一设置。而被划归到中文系的“民间文学”，所研究的仅仅是其“文学性”；但口头流传的文学实际上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史。郝苏民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说在河北农村，一位老先生可能看几十场《穆桂英挂帅》，他摇头晃脑听戏，欣赏的不完全是故事，而是包涵着民众思想的文化，仅仅分析其文学性、思想性则显不足。[28]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环境发生变化，“学院”的主导性上升，民研会对于全国的学术导引渐趋式微，民研会与“学院”在全国学术网络中交织错杂，尤其两者之间的张力渐趋凸显。在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学院派的确功不可没，但是有些民族的民间文学并不仅限于文学样态，如果仅关注其文学层面，实质上是“剥舍”了其文化[29]；这不仅堙没了其文化“多元”之意义，也不利于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的中华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郝苏民对民研会从20世纪50—90年代中期所倡导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及其研究范式非常熟稔，自己也在高校从事民间文学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中践行着学院派的知识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他与苏联、蒙古国等国外学者交流增多，再加上当时学界对西方文化理论的大量引入，其研究视野得以进一步开阔。除了在蒙古学领域积极提倡“卫拉特蒙古研究”外，他还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中关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关系。

　　三 全球化视野与学科交融之践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二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得以复兴与重建。1978年夏，教育部将民间文学学科重新列为一般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进修班开班授课，得到了民俗学者的积极响应。据当时参加过进修班学习的杜成娴回忆：

　　我像一头贫血的牛犊一样，拼命地吞食着知识的乳汁，……我不仅亲自聆听了钟敬文、伊藤清司、刘魁立、许钰、张紫晨、陈子艾等人的学术报告，而且系统学习了民间文学的基础理论和民间文艺学专题。同时，通过与刘铁梁、李稚田、孙文采等人的学习交流，对花儿、吴歌、太平鼓、十不闲做了探讨。[30]

　　这一时期对民间文学的学科实践延续了“五四”时期民俗学重口头研究，多学科参与的学术脉络。然而，长期以来，民俗学只是民间文学学科包含的一个研究方向。这固然为相关学者进行文学领域之外其他民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在理论探讨、学术实践和学科定位等方面，问题也日益凸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学界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民俗学”定义一直暧昧不明。直到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重新调整学科分类目录，民俗学被列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与人口学、人类学并列，从而在国家学科体制中，正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31]1998年10月，西北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系）在1984年成立的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郝苏民在回顾学科建设时，谈到民间文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多学科交叉研究，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看来尤为可贵。由于西北地区作为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西北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在最初的学科建设中既摆脱了中文系传统上课程设置的主次、体制的限制，突出了西北少数民族特色，又与全国乃至国际学界进行对接与对话。[32]1986年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西北民族研究》贯通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四个学科，全面反映西北民族地区学术成果。它秉承“清代西北史地学和民国西北研究”的传统，立足西北、面向全国，与国际学界对话。[33]无论是刊物发展还是学科建设，郝苏民始终秉承“从实际出发，研究西北社会经济情况，为开发边区做出贡献”[34]的理念，一方面引入不断涌现的学科理论，另一方面立足具体地域，凝练自身的学科话语。他多次提到，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而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和而不同”的生活状态，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进入21世纪，中国民俗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出现了显著变化，如研究对象主体的转换；研究方法从文化史转向了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研究的理论视角从文本转向了语境及语境中的文本。[35]郝苏民谈到当下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时，强调“作为研究主体的‘民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重大社会变迁，或者我们给它一个界定——不同生态环境下生存或生产方式积淀下形成的生活模式。就像一个人，以前在天安门拿两个烧饼一瓶啤酒，看着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过一天，这样很舒服。而现在无论是从生活环境还是个人的心理状态，都和以前截然不同了。”[36]基于这一理念，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根据学科发展现状，开设民族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区域民俗研究、民俗与性别研究等方向。

　　在民俗学学科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郝苏民认为，我们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去阐释和研究民俗，有些研究以“民俗学”“人类学”视角对某种特殊的民俗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描述，看似事无巨细，实则不知所云，他认为在研究中不能用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事象作为理解他族民俗的依据，要从小处着眼，使研究更加深入。正如他在《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从人类学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37]中借助“花儿”去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大论题。在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多学科交融的设置上也突出了他的这一理念。由于选题越小，对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学术视野、逻辑思维水平要求越高，这种学科交融的设置，恰好能够弥补新涉足民俗学学科学生的不足之处。例如在对于粽子“南咸北甜”问题的研究上，有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学科背景的学生就能够借助相关知识，从气候条件、南北方种植异同、糖的生产流通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这即是学科交融的优势之所在。

　　随着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国外民俗学、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重要理论成果的译介极大拓展了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视野。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启动的中国与日本民俗学者的交流与合作[38]，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和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39]，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民俗学界的密切接触，这些都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民俗学界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逐渐成为民俗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以其前瞻性一直走在学术的前沿。无论是学生的选拔还是培养，均尤为注重学生田野作业的能力[40]，这也是郝苏民在访谈中一直强调从事民俗学研究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就如他在《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一书中所述，我们要注重田野点的时空描绘，强调对调查对象的存在情境及地域文化特质等方面的研究。[41]

　　郝苏民曾在《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民俗学诞生100周年——郝苏民教学人生与学科建设访谈记》[42]中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之言，表达他对中国民俗学新纪元的殷切希望：“新时代、新形势、新问题，需要新的胆略、新的智慧，深望后继有人，创出个新天地。”[43]郝苏民所主持的《西北民族研究》的办刊理念[44]及其在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思想亦对费孝通的要求和希望有所回应[45]，坚持专家办刊，学术把关，时刻关注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参与到理论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的讨论中，他本人亦因其理论定位，在跨文化、多民族文化研究中有独到见解。[46]从“从‘神往’到‘身往’”，到“多学科交融”，再到“全球化视野”，郝苏民的学术道路愈加宏阔，其学术实践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在场”。这种贯穿始终的对话关系使其为新时代学术服务的“孺子牛”精神[47]得以薪火相传。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者资助计划’项目”成果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建设“中国神话学”2020年度项目成果。

　　（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原文刊发于《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