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双重推动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为此我国先后实施了“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举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作为其传承和发展重要载体的民族文化典籍，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起始于1986年胡振华在《民族文学研究》上发表的《国内外“玛纳斯奇”简介》，但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种条件限制，当时的典籍译介传播工作尚未引起足够重视。21世纪以来，伴随多元多样文化的兴起，我们逐渐认识到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的重要价值，该项工作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尤其是2006年李宁和王宏印在《民族文学研究》上发表的《〈福乐智慧〉英译本特点评析》一文，掀起了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的热潮。

　　具体而言，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等重大项目。比如，西北民族大学扎西东珠主持的“《格萨尔》文学翻译论”于2006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这是在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译介研究方面首次立项的国家级课题。此后，相关国家级课题的立项数量和比例逐年增加，这反映了从国家层面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二是全国性学术交流频繁。为响应“中华文化走出去”，从2012年开始，我国每两年就会召开一届全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有效促进了民族文化典籍译介的理论建设。三是优秀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涌现。例如，苏州大学的汪榕培和南开大学的王宏印先后任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原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会）会长，他们也是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工作的代表性人物。此外，四川大学的段峰、河北师范大学的李正栓、中南民族大学的张立玉、百色学院的韩家权等学者分别撰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文化典籍译介研究专著、论文及译著，从而书写了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译介研究的壮丽篇章。四是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藏族、壮族、满族、蒙古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文化典籍英译和研究项目均取得丰富的阶段性成果，尤其是民族史诗的翻译与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格萨尔王》《布洛陀》《伊玛堪》《亚鲁王》等史诗的英译既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光辉灿烂的多民族史诗，也为我国民族文化“走出去”奠定了坚实基础。

　　虽然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文化典籍的译介传播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理论建设有待加强。从理论上看，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研究常囿于目的论理论、功能翻译理论等浅层理论探讨，宏观理论视角、微观剖析论证和系统分析相对匮乏。其次，存在“汉语过滤器”问题。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提出，其意指任何非汉语的典籍，必须以汉语为媒介才能译为英语等西方语言，从而产生语言过滤的过程。从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译介现状来看，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文化典籍的复杂性，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而给相应的译介传播工作带来一些困难。再次，少数民族典籍译介相较于汉语典籍译介起步较晚，无法有效满足“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需求。其突出表现为译本数量较少，译本质量不高。最后，国内一些学者对民族文化典籍重翻译而轻传播，加之我国民族文化典籍海外传播体系尚不健全，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亟待提升。

　　解决以上问题不能一蹴而就，而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创新策略。第一，继续加大理论建设力度。为了构建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理论体系，应当努力培养宏观理论视野，不断提高微观剖析论证和系统分析能力，更加重视跨学科的融会贯通，以及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合作。第二，辩证地分析“汉语过滤器”问题。早在1988年，费孝通就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以汉语为中介，将民族典籍译为英语，并不是完全不可行的，且在某个层面彰显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在译介过程中，只要发挥好少数民族译者、英译者和相关典籍专家的协同作用，就能打造出精品译本。最有效的办法在于培养一大批既以民族语为母语，又精通英语的本民族典籍译者。第三，对于民族文化典籍译本较少和翻译质量不高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相关译介原则和标准，宁缺毋滥，兼顾典籍文本翻译的数量和质量。可以采取国内外招投标的形式，加强高校、民委、出版社等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采取国家资助的形式，打造民族文化典籍精品文库。另一方面，需要开设中国民族文化典籍翻译专业，培养跨学科性质的专业人才；可以打破传统院系壁垒，由外语院校和民族院校联合培养。第四，针对目前民族文化典籍国外出版发行量不足、海外传播影响力不够的问题，除了依托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还要借助新媒体信息技术，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开辟多元化译介传播路径和构建文化传播体系，形成各类传播媒体的合力，以提高其传播效果。

　　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也是大力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结果。民族文化典籍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化典籍译介传播的各项工作，从而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湖湘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湘西《苗族史诗》跨文化语用翻译研究”（18A402）阶段性成果）

　　欧亚美，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