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童年书写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兼有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透过《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对童年建构的民族化书写，还原了少数民族儿童生存的鲜活现场，既拓展了儿童文学的童年叙事空间，又关注儿童心灵的内在升华，进而探询童年精神的永恒价值。

　　关键词：儿童文学；童年；童年精神

　　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愈发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愈发广泛的阅读接受需求，都使得儿童文学在摹写童年生存空间时，亟需突破单一的校园空间，面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和自然空间拓进。少数民族儿童多生活在远离都市的乡野村落，沐浴在大自然的宠爱之中，与一般的城市儿童相比，他们有着更独特的童年生存体验和生命状态。这里我们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以下简称《书系》）为例，循着十部作品所展示的少数民族儿童的生存样貌，发现童年体验对于塑造儿童心灵成长的意义所在，进而探寻由此生发出的童年精神之丰富内蕴。

　　一、童年叙事空间的拓展

　　《书系》的十位少数民族作家成功将儿童文学的叙事空间从城市中解放出来，或在原始的高山密林，或在辽阔的草原牧场，或在热闹的界河两岸，或在偏远的竹楼山寨。孩子们偶尔探险久封的地窖，偶尔攀上果实累累的树梢，偶尔嬉游于充满灵气的神奇动物之间。这群淘气可爱的儿童身上闪现的健康纯净的人性特质正源于大自然的馈赠。《书系》用色彩鲜艳的插画记录下儿童生活的现场，画面展示了儿童的游戏宗教活动、民族节日庆典，以及驯马、智斗狼群、捕鱼等活动，色调积极明快，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蓬勃乐观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理想信念。少数民族成员们的生态意识得益于长期与自然环境相处的水乳交融的状态，他们整个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智慧都与大自然相关，对于自然的热爱与敬畏既源于古老悠久的民族文化记忆，同时也成为他们做出价值判断的先决条件。因此，信仰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原始朴素的自然观无疑成为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对其生态观形塑的起点；然而伴随儿童主体关于认识世界、认知自我的需求逐步觉醒、现代意识的注入，单一原始的自然观念不再被奉为圭臬。少数民族作家们进而以宏阔的视野，将人类、动植物、自然资源在内的生态整体纳入观照范畴，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更为复杂多元的关系，并且自觉利用民族文化的沃土寻求有助于解决儿童现代性生存烦恼的良药。

　　中国社会独特的现代化进程拉开了当代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水平差距，这一显著差异对儿童生活及其精神面貌的持续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又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保持一致。我国少数民族的生存区域多集中于偏远的乡村牧野地区，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空间因而带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局限于当代儿童文学集中关注城市儿童熟悉的校园、家庭生活，那些随处可见的商场、地铁、公园、电影院等现代化意象被乡村野趣里富于诗意与情调的自然意象所取代。时而呈现为一幅幅写意的水墨画，泼墨晕染的群山环抱着的平静安定的满族小镇，穿行其中的蒲河、幽深神秘的林区间可见威严的海东青逡巡（《蒲河小镇》），又或是热带雨林里的参天古木与穿行其间的大象、翩跹于繁花丛中的蜜蜂与彩蝶动静相宜（《阳光无界》）；时而又成了一张张多彩的油画，那是清晨的霞光为牧区镀上的金黄色光圈，还有满载藏族少年童年梦想的蓝天白云（《牧云记》）；时而还可能成为一帧帧动态的连环画，联起了舍巴日里土家族人灵动翩跹的传统摆手舞（《白鹤少年》），秋收时分麦田里“收割军队”手中挥动的镰刀舞（《数星星的孩子》），以及白雪皑皑的哈萨克冬牧场上如火如荼的雪坡滑雪橇比赛（《淘气的小别克》）等。

　　在拓展了儿童文学叙事空间的同时，与现代化进程同步出现的人类生存危机也成为儿童文学叙事内容的重要话题。对于少数民族儿童来说，童年生存遭遇现代性的冲击首先较为直接地表现为家庭内部由于成人关怀的缺席所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城市化范围的日益扩展、深入，使得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农村地区与城市的联系日益紧密，农村的生产方式不再仅仅依靠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离家外出打工成为许多人的首选，而留守家里的儿童不得不提早担负起成年人的社会家庭责任。儿童成长的外部环境遭到了无形的挤压，他们接受教育的愿望、游戏的天性几乎都要让位于家庭劳动，尤其在那些子女众多的家庭，相较男孩子，女孩子读书的机会更加渺茫，她们认知世界及自身的途径被人为圈定在小小的村寨之中，日复一日重复着祖辈的生存经验。这不禁产生了一种悖论——生活在新时代的儿童既有着了解世界的强烈需求，也有着认识世界)塑造生活的强大能力、尽管立足于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现实的本原式书写，少数民族作家们却并非一味瞄准孩子们物质生存的困境，而是将他们扎根民族生活内部所生发出的、对儿童成长的内在关切跃然纸上——作家们深感儿童在新时代的成长需要得到全社会关注——无论是外在的身体基础或是内在的精神状态。不同民族的作家们所构建起的童年景象也有所不同，源自各自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地域特征的影响，文本中的童年叙事所反映的无论是当下儿童的现实生活，或是回溯历史的儿童生存，似乎都渗透着少数民族儿童的自立自强、善良勇敢和坚定信仰的精神，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书系》里十位少数民族作家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书写、表现这样的愿望和能力，能够引起人们去更完整、深入地认识当代儿童的精神世界及其行动力，也有利于儿童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发挥和发展这一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去改造自己的精神世界。

　　从叙事内容来看，《书系》主要集中展示了少数民族儿童成长的原生家庭以及他们所处的广阔自然天地。这与少数民族文学传统密切相关，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因而既呈现少数民族儿童生活中的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又充斥积极的民族精神，将凝重的人生内容溶于儿童视角的诗情画意，实现了内涵丰富的民族性和洋溢活力的儿童性浑然一体。儿童文学承载着作家对儿童成长最直接的人文关怀，而延续了本民族的传统精神内核的少年们，在享受山野之趣与童年之乐的同时，他们的成长必然经受了不同时期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洗礼。那些值得计入新中国大书的历史事件，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政策从分田到户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口政策的计划生育等，都被次第摄入叙事之中，作家将自己所感受到的时代精神、历史的深刻性借助儿童文学的讯号传递出来，提请读者重视文本内部潜在的时代声音，关怀少数民族儿童成长的精神需求及现实困境。这里的“现实”，既显示了民族儿童生存的当下现实，又包含了民族儿童历史存在的生活现实。由叙事层面观照《书系》，它拓展了当代儿童文学童年叙事空间，其中对儿童生存的本色书写、对儿童精神成长的关注，既是民族儿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必要准备，也是张扬民族文化自信、传递民族特色的童年精神的应有之义。

　　二、儿童主体意识的彰显

　　《书系》将童年叙事空间层层拓深，生长于大自然广阔天地里的少数民族儿童成为观照的主体。十个文本的关键词似乎始终围绕着梦想、生死、善恶展开。生长于恣意自在的童年，孩子们的梦想之力似乎也能够跨越时空，直抵心灵深处。生与死的思考不再是成人哲思的专属，从儿童渴望长大的时候开始，思考并感知成人世界的规则与道理已然成为他们获得自我认同感的必要准备。我们可以确信，儿童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在渴望获得与成人同等的权利与能力的同时，对于那些来自成人世界里是非善恶的评价，过滤掉成人世界的功利与工具性评价之后，儿童甚至会比成人更客观可靠。

　　（一）“家”的简单与升华

　　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儿童“对话”的文学，“儿童文学活动就是与童年对话的过程”。成人与儿童两个主体所沟通的媒介正是作家自身的生活体验，具体在儿童文学中就显示为童年的建构。成人作家所预设出的“孩子”样，几乎规定了儿童文学接受的隐含读者。李利芳进而认为，“与童年对话”的命题最终应落实在涉及成人的儿童观问题上。成人主体试图以他们假设的儿童需求来建构童年)理解儿童心理，从而塑造出他们理想的儿童形象。儿童则被假定为天真烂漫、知识上少于成人，力量上弱于成人，需要服从成人安排的)地位较低的一方。优越的成人姿态会将自身与儿童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成人便失去了与儿童“感同身受”的心理联系，失却了对儿童心理的真实变化的关怀，“对话”的天平一旦失衡，势必会造成对于儿童力量和地位的误读，以致儿童形成不健全的人格。由主体间性的哲学观念启发，我们意识到，儿童主体地位在家庭内部发生的倾斜足以显示出儿童所属的独立的“人”的品性。“家”在儿童文本中历来是作为安全之地的存在，它是成人为儿童提供的、隔绝外界危险的屏障，在这里允许儿童葆有他们纯真的童年，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节奏。而这个被成人认为稳定、安全的地方，在儿童眼中却并非如此，他们甚至认为“家”限制了自己的成长需求；他们想要“野蛮”生长，而并非标准化、规范化的安稳：“家”不只是成人设置的保护性屏障，更成为与儿童自身真正需求背道相驰的阻碍。“在家”时渴望“离家”，儿童试图挣脱限制、获取自由的方式正是由果敢的“出走”开始的。《牧云记》的小扎西总想要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上学的条件，他希望能把人生的选择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遵循父辈为他设定的轨道，就像坚守虔诚的信仰却并不意味着必须成为一名僧人。小扎西也渴望拥有像大人一样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无论是和哥哥一起智斗老鹰、抵御狼袭、遭遇洪水，或是拜山神、逛法会，藏族少年用充满力量感的勇敢、坚毅行动证明了他的成长。《黑眼睛 蓝眼睛》里蒙古族少年呼斯乐坚信，真正的长大就是要离开家庭，只有离开父母的规约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做更加独立的自己。于是他开始有意地模仿成人世界的规则与行为，学着大人们挥动大刀砍柴的姿势，甚至主动要求帮助舅舅打草来换取向他学习骑马的机会。只要骑在马上，他就“感到山不再高，天不再远，世界豁然开朗了”，他梦想的远方是比脚下的土地更美好的存在，没有约束，自由自在，仿佛从“被霞光镶上无数颗金牙的地平线”上蔓延开来。这些理想坚定的儿童行为往往带有明确的主体意图，他们渴望获得与心理能力同等的实际能力，并为此不懈努力，在一系列的冒险行动中锻炼自己的意志，于是他们的性格渐渐充斥执着坚守、勇往直前的力量感。这就要求我们并非一味低头“俯瞰”，更要尊重他们“向上看”的意图：他们往往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地想要摆脱童年而走入成年，典型地反映在充满力量的、模仿大人的行为上。在这样的“游戏”中，儿童开始学到并遵循成人世界中含有社会性质的行为方式，进而产生对社会规则的关注，这实际上也是儿童窥探成人行为的心理投射。

　　“顽童”如哈萨克族的小别克，就是个不愿做孩子的孩子。在他的身上，儿童天性中游戏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敢于打破成人制定的规则，反叛以妈妈为代表的成人权威；却又期待获得与成人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但凡大人们明令禁止的行为，他总会出于好奇而尝试，不断在妈妈忍耐力的边缘试探。他的精力似乎怎么也耗不尽，他就像一匹不羁的野马，花样百出地验证着“禁令”的正确，后果自然不出意外地惨痛：冰天雪地里，小别克因为好奇而两次把舌头粘在铁门上拔不下来，要向小伙伴逞英雄而沿滑道一头扎进雪堆，为了游戏而剪烂了奶奶珍贵的手工花毡，惹妈妈生气而被关进牛圈，买刮刮卡花光了新学期用来买本子的钱……小别克的“淘气”并不能完全涵盖他的性格，似乎“游戏童年”才是他的座右铭。表面上看，不安分的顽童在好奇心驱使下总是会幼稚而莽撞地犯错，然而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他们那些“心比天大”的行为，实际上是儿童的心理能量与实际能力的偏差导致，为了鼓励儿童独立的思考与自我认同，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看似另辟蹊径地对社会规则的试探却理应得到褒扬。因为“淘气”的他们正是通过不断打破常规、又不断受挫体验到“社会化”过程，从而得到比原本来自学校和家庭的正统教育更有效、也更明确的自我认知。

　　（二）“童年哲学”的现实存在

　　当我们肯定儿童具备独立的思维方式，首要的应该从尊重儿童独特的认识能力着手。班马认为，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儿童对于宏大的社会生活主题、严肃的生存或死亡命题等也许无法准确“认知”，却可以“感知”到蕴含了重大深沉内涵的、丰富的感性图像。这种感知不同于生理上对于外在图像的接受与认识，儿童文学的功能也并非教儿童读者进行“认识事物”的某种社会性学习——而在“感知”，来自儿童生理器官的感受性，也是在审美感应力的养成之上。少数民族儿童往往较早地担负起家庭责任，他们性格中的自由的儿童天性大多被家庭劳动磨砺得沉稳。然而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儿童之社会性格的“早熟”，或者状写儿童物质生活的拮据难耐，而是极力发掘他们由庸常琐碎的日常生活里所感知到的、沉淀在精神深处的、独特的生命美学。

　　苏童在《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一文中指出，作家在利用自己的童年经验进行创作时，无意间创造了一门“童年哲学”，它沟通了作者与读者，它像是一座桥梁，一端是作者模糊的、不确定的童年记忆，另一端是读者们迷惘的现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如此辛苦地拜访童年，只是想探索一条捷径，直抵现实生活的核心。”“童年”成为儿童与成人沟通的媒介，儿童在成人构筑的童年世界实现心灵成长；成人作家借助童年叙事与儿童对话，探询童年的美学价值。随着人类由儿童期步入成年期，“童年”之于成年人，俨然已成为他们遥不可及的精神原乡——作为一种现代文化概念，“童年”承载着人类心中最原初、最本真的精神品质。成人想要拜访“童年”，实际上就是重新发现在儿童时期尚未受到社会文化浸染的、“纯粹”的精神体验和蓬勃生命力，从而使得成人在受到现代文明挤压的生存空间里寻求精神的超越。而在哲学家马修斯·加雷斯看来，“童年哲学”作为沟通成人与儿童的一种抽象概念是真实存在于儿童的思维程式之中的。他质疑这是一直以来对儿童研究所奉行的认知心理学系统中所缺失的一环，即年龄大小是否与哲思能力相关。他通过长期与不同年龄层的儿童直接对话，肯定了儿童具备一定的哲学思维能力，进而得出结论——即便是幼童也有着成人无法小觑的哲思能力。他认为“哲学乃是童年的理性重建”，长久以来都作为成人研究的哲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人的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并影响人们在进入成年期后持续进行的哲学思考，这很可能是儿童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遭遇到超出自身认知能力的挑战时，他们对理解世界做出的最好方式的理性重建。他进一步提出，成人固有观念认为自己懂的比儿童要多，这样的优越感使得他们主观认为，自己承担着向儿童输送“知识”的义务；然而他多次与儿童的“哲学对话”试验表明，关于人类认知、道德问题的认识上，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距离并非相距甚远，因而成人理应肯定儿童感知世界的敏感与困惑的能力，抛弃以往的优越感，这将在与儿童的对话中大有裨益。

　　《数星星的孩子》首先用通感的方式具象化了儿童感知美的途径：目之所及田野里“紫色的、白色的豌豆花，淡蓝色、纯白色的洋芋花，天蓝色的胡麻花”的绚丽，也是能闻得到空气中充斥着天然醇香的劳动果实香味的满足感。其次，关于生与死这一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作家巧妙地避开了成人话语的沉重与晦暗，以儿童话语的清新表达着对于死亡的独特的体认。当“我”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就“感觉整个夜空就是一个巨大得没有边际的秘密”，“天幕多么像我们活在其间的这个世界，而星星恰如大地上的一个个生命，生命会结束，星星会陨落，生死在上演。”或许“我”还没能准确知晓生命的诞生与消逝的意义，当看着夜空中的繁星却也感到人的生命或许就像闪烁的繁星。星星和人一样，生命的结束的“口唤”之于星星，就是不再闪耀，而人“完了”就要被埋掉，简单等同于不能再和姐姐抢那把小镰刀，不能再吃到甜甜的杏子。生死的主题表现在成人文学中往往以深沉的底色触发人们的哲思，这里却有着举重若轻的叙事力道，成人作家们一面遵从儿童感知世界的关系模式，一面将积淀着民族文化心理的特质投射其中，显示出童年精神独特的审美价值。儿童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将本该厚重的民族文化、崇高的宗教情感以及成人世界中最为沉重的生死主题以充满童真童趣的方式进行合理重构，小说语言也因融合了民族地区的宗教色彩而易于引起读者阅读的陌生化美感，足见民族作家们的匠心独具。

　　不同民族的儿童身上虽然承载不同的文化印记，坚守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却有着类同的“儿童话语”：他们自幼与大自然相伴成长，受宗教信仰指路，造就了其本真纯粹、坚强勇敢、乐观向上的精神特质。新世纪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叙事风貌随之更新，充分展示出儿童童年精神深处独特的审美情趣。

　　三、童年精神内蕴的探询

　　儿童文学打动人心的力量并不在于对生活现场的物质条件贫乏的倾诉以博取同情，相反，徜徉在大自然慷慨馈赠的愉悦中，精神的富足才是他们自豪摹写的本心。《书系》里的十位少数民族作家正是按照最朴实的乡土经验与记忆来书写，他们赋予了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心理状况的变化以本色存在，历史的存在就自然呈现了出来。童年成为人类精神深处未受社会功利污染的净土，儿童文学的叙事空间由家庭、学校的社会空间转向更广阔的自然空间之内，成人充分尊重儿童认知天性和游戏精神，实现了人与精神深处自我的对话。而另一方面，成人作家看取童年的角度和深度决定了儿童文学所沉淀的童年精神的价值。毋庸置疑，他们的童年想象会受到各自所处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因此文本中童年样貌有所不同，导致了他们所追寻童年精神内涵的不同。而在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又似乎有着某种同质性：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承载着童年梦想，她在陪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崇高的神性光辉。孩子们拥有的那些与山水相融的生命体验，少了社会功利的污浊，保留了来自大自然深处的清新之气。少数民族儿童生存空间靠近自然，天生亲近自然。比之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更容易享受山野之趣的滋润，尽管少了现代性特征明显的儿童游戏，却保留了儿童对自然的好奇与探索。遗憾的是，《书系》中尚未将成人的生态隐忧与生态意识明显呈现，然而他们对于童年叙事空间的拓展，对于少数民族儿童现实成长的深切关注，都是民族作家积极开拓的有益尝试。

　　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到新世纪之初进一步提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曹文轩始终坚信儿童文学的目的是为了儿童，即为这群未来的国民打好“精神的底子”，向儿童传达人之为人应有的道义感、情调和悲悯情怀，这应该是理想的童年精神的应有之义。秉持这样的价值追求，《书系》的十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关注本民族儿童的生存空间，以现实笔法摹写当下真实的儿童生活场景，发现童年时期积极乐观的生存态度和坚定不移的童年理想对于儿童人格塑造的积极影响，从而呼唤蕴含丰富的文化价值的童年回归。“童年”作为一种时间概念，固然会伴随成人阶段而消逝，而作为一种文化概念的童年精神则可以永恒保留。这里作家呼唤童年的复归，实质上是呼唤童年精神的复归。童年精神作为童年建构的核心，她关注中国儿童成长，又渗透民族地方特色。童年精神内涵，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与作家童年体验的心灵投射相关，但又不止于作家的个人情感，而更应该源自其对人类全体乃至生命全体的观照；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又显示出多民族文化丰富内涵；源自鲜活的儿童生存现实，来自现实的儿童主体，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特征。

　　一般来说，作为描摹现实的童年叙事，文本容量应该既富于文学质感又饱含艺术力量。《书系》的十部作品等量观之，有些文本以人物性格特征串联起故事，如《淘气的小别克》，抓住小别克“淘气”的性格特征讲述他离经叛道的顽童事件，既有典型性格的生动刻画，又不乏儿童趣味；有些文本则围绕具体的意象展开，《牧云记》的“云”，表面喻指与小扎西朝夕相伴的羊群，实际上“云”象征着小扎西仰望天空时产生的坚定理想，牧羊的少年同时也放飞着信仰和希望。同样类型的还有《数星星的孩子》，文本中的数星星代表了一种儿童游戏，而上世纪末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石，随后满族学者关纪新倡导对民族文学的研究要立足各民族厚重的民间文化传统，重视发掘、发现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学的价值，秉承“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从而“为中华多民族文学书写提供案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信既是对过去民族历史的认同，更是对民族文学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担当。那些“美学风格、创作手法和题材体裁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往往记载着不同民族的历时变迁，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眷恋与护卫，饱含着鲜润的民族文化记忆，成为再现、传承和发展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珍贵文本。”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社会思潮、民族心理意识的变化，也与作家的儿童观密切相关，更与全社会对建设未来的认识相联系。少数民族儿童作家一方面利用浸润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来反映当下真实的儿童生活——他们将那些最能代表本族儿童生活的素材，借由当代儿童审美眼光，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语言“讲故事”；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文学经典中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艺术价值与整个人类文化价值的契合之处，从而使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既满蕴民族底色又具有世界眼光。“星星”本身则代表了生命的延续，数星星的行为于是带有了对生命存在的探询和思考的深层含义。然而我们无法否认，《书系》中有些文本则显示出偏重思想的意识形态性而削减故事情节的不足。叙事线索庞杂缺乏中心人物，如《背孩子的女孩》讲述了景颇族少女帮助父母分担家务的日常生活，文本平铺直叙的故事情节仿若一部景颇族儿童生活的纪录片，作为儿童小说它缺乏了明显的叙事张力。尽管《书系》的十部作品在艺术层面仍有缺憾，然而作家们在探寻童年精神上的不懈努力，既继承了民族传统文化内涵与优秀文学经验，又能够融铸自身深刻真实的体会与生活经验的展示，值得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今后焕发无尽而持久的生命活力。

　　上世纪末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石，随后满族学者关纪新倡导对民族文学的研究要立足各民族厚重的民间文化传统，重视发掘、发现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学的价值，秉承“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从而“为中华多民族文学书写提供案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信既是对过去民族历史的认同，更是对民族文学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担当。那些“美学风格、创作手法和题材体裁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往往记载着不同民族的历时变迁，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眷恋与护卫，饱含着鲜润的民族文化记忆，成为再现、传承和发展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珍贵文本。”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社会思潮、民族心理意识的变化，也与作家的儿童观密切相关，更与全社会对建设未来的认识相联系。少数民族儿童作家一方面利用浸润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来反映当下真实的儿童生活——他们将那些最能代表本族儿童生活的素材，借由当代儿童审美眼光，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语言“讲故事”；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文学经典中寻求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艺术价值与整个人类文化价值的契合之处，从而使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既满蕴民族底色又具有世界眼光。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付玉琪，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