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天地之心”到“国民之魂”

　　以“小说界革命”口号相标榜的晚清小说变革运动，造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文学的民族性的发现。外来小说的发现与输入，使得所有关于文学普遍性的想象动摇，文学不再是“传之万世为经”、“放诸四海而准”（宋濂：《文原》）的普遍事业，而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民族资产。晚清知识分子惊讶地发现，构成人类文学基本特征的，与其说是普遍的相似，不如说是多样的差异，而形塑这些差异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便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产生出不同的文学，不同民族的文学并立争雄，谁也不是世间唯一、普遍的文学。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同———“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字》）；也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美学风格的不同———“泰西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少，中国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多，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种社会之历史”（《小说丛话》中曼殊语）；甚至也不仅仅表现在它们社会政治效果的不同———“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黄遵宪：《致丘菽园函》），“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文学的民族差异的最重要表现，是特定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与特定民族的民族精神之间，具有某种深刻的关联，这种关联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小说为国民之魂”。在晚清知识分子的眼中，小说是民族精神的写照，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一国的风俗及国民的精神状态。梁启超这样写道：

　　欲觇一国之风俗，及国民之程度，与夫社会风潮之所趋，莫确于小说。盖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

　　“国民之魂”也好，“民族之调查录”也好，都意味着文学的宿命的多样性———因为按照民族主义的逻辑，有多少独特的民族，便有多少独特的民族性，同时也就有多少作为这些民族性之“调查录”的民族文学。文学从此不再是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文事业，而是成为一种具备足够多样性与差异性的人类活动。

　　不唯如此，从“天地之心”到“国民之魂”、“民族调查录”的转变，还意味文学所有权观念的变化。既然文学是“国民之魂”，是“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关乎一国政治的兴衰隆替，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无等差地属于全人类；更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将文学看作特定民族国家的私产。文学也许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在属于全人类之前，文学首先属于创造它的那个民族。梁启超、徐念慈、黄摩西等等几乎所有新小说倡导者，都将文学（小说）视作同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一样的，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域，文学（小说）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指标。在他们心目中，文学是有国界的，并非无差异地属于全世界的人类公产。

　　二、“天下”视野中的普遍文学观念

　　普遍文学观念向民族文学观念嬗变的背后，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变迁。

　　构成普遍文学观念基础的，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天下”是古代中国人思考人生与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古代中国人讨论任何重大问题，似乎都喜欢拿“天下”来做比方，“天下”是古代中国人对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总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所覆、地所载的那一片空间就是天下。中国人认为天下是一个在平面上延展的实体，天下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中心的部分叫“中国”，边缘荒僻的地方叫“四裔”。生活在中国的人，开化最早，文明最高，举凡居室、饮食、服饰、礼仪等方面都较周围其他人群精致华美，所以自称为“华夏”；生活在四裔的人，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只能称之为“戎狄”。地理上的错觉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中国人对自己在所居世界中地位的认识，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中国人认为自己所居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全部，“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正是这种“居天下之正中”的自我中心主义，构成了古代中国人普遍文学观念的文化根源。古代中国人相信自己在人类文明高级形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论是政治制度、礼乐仪节还是诗词歌赋方面———都独一无二，冠绝天下。而这种唯一性同时也意味着普遍性：居住在四裔的戎狄，要么自甘堕落、安于自己的野蛮状态，要么潜心向化，虚心学习并接受来自“中国”的典章与文学。古代中国的文人们有足够的自信，去把自己的“文”想象为世间唯一、普遍的“文”。

　　三、“全球”视野中文学民族性的发现

　　近代以来中西交通、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中国人理解和谈论世界的方式。“天下”的概念还有人在使用，但是另外一个词汇开始频频出现在晚清时代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口中笔下，并大有将“天下”取而代之之势，这个词便是“全球”或者“地球”。康有为整理《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希望“地球上之人共议之，然后共修之”；梁启超也说“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全球”在晚清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成为中国人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个新的称谓。“全球”与“天下”的最大不同，是“全球”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天下”，杨度在其《金铁主义说》里这样写道：“仰瞩遥天之风云，俯视大海之波涛，始自觉其向之所谓世界者非世界也，不过在世界之中为一部分而已。此世界之中，除吾中国以外，固大有国在也。”过去认为是人类已知世界全部的“天下”，其实只不过是“全球”的一小部分而已。不唯如此，晚清知识分子还发现，二者的组织结构也大不相同。组成“天下”的是二元对立的“中国”与“四裔”，组成“全球”的则是多元并生的“万国”，前者是纵向的、等级的结构，后者则是横向的、水平的结构，前者建立在主 从原则之上，后者则建立在多元对等原则之上。在新的全球视野中，中国人无奈地发现，自己所居的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更非世界的全部，而只不过是无数彼此对等、互相竞争的“地球万国”中的一国。

　　新的全球视野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为普遍文学观念的解体准备了充要的条件。如果说在过去“中国”因为“处天下之正中”，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因此中国人所创造的“文”也就等同于“天下之文”，具有“辅相天地而不过，昭明日月而不忒”（宋濂：《文原》）的普遍效力的话，那么在新的全球视野中，中国文学的这种普遍性便变得十分可疑：既然中国并非世界之中心，而只不过是“地球万国”中的一国，并且这“万国”中的相当一部分国，其文明程度并不亚于我，那么中国文学又有什么资格继续充当那唯一普遍的“天下之文”呢？更理性的观念，是将中国人所创造的“文”，仅仅看作是中国一国的“文”，并且老实承认，地球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创造出足以与我匹敌甚至远远超过我的“文”。总之，全球视野的出现，与中国人文学观念的变迁，有着至为深刻的联系。新的全球视野使中国由居天下之正中的天朝上国退居到地球之一国的地位的同时，也使中国文学由普遍的天下文学退居到一时一地一国的民族文学的地位。文学再也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天下公器，而是变成了特定民族国家的政教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