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著作，民族国家一词触目可及，先前用到国家概念的地方，每每被置换成民族国家。谁若不用民族国家，似有落伍之嫌。这种倾向的源头有两个：一是民族国家理论本身；二是海外学者运用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文学所作的阐释。

　　应该肯定，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的确给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譬如，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与40年代初战国策派，便在这一视角下得到了贴近历史的重新评价；但在运用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生搬硬套、不伦不类，甚至迷失方向等问题，这不能不引起足够的警惕。

　　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主要是在欧洲近代历史基础上形成的，想象共同体的观念则产生于安德森对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考察与思考，简单地拿过来套用于中国问题，势必会产生错位。有一部探讨文学史写作问题的著作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依据文化认同建立的共同体，而现代‘中国’则是一个依靠政治认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在此书作者看来，传统中国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只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想象共同体。事实上，中国的历史迥异于欧洲。如果把夏、商、周看作天子象征性管理的原始国家的话，那么，秦始皇则开创了实质性的君主帝国时代。秦朝实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货币与度量衡均天下一统，其统治南至岭南，西至流沙，民族构成不止于最初的华夏，也包括夏、商、周时的方国戎狄及肃慎、氐、羌、濮等远夷，可以说，秦朝牢固地奠定了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而后，天下分分合合，疆土或有变化，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民国继承了历朝的遗产，才有了今天的中国版图。比较起来，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是从帝国分裂而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国家形态、版图、主权、国民的主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民国则是由传统民族国家经过革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国家形态、版图、主权、国民的主体一仍其旧，所不同的只是统治者由封建帝王变为标举民主共和旗帜的政府。还有论者把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放在1949年10月，譬如一篇论文中说：“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个民族国家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建构起来的。”如此等等，从观念体系到表述方式都缘自西方狭隘民族国家理论的说法，显然违背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事实，背离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华一统的思想谱系。这些贩自西方的言论，正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由于基本认识发生了偏差，就带来了观照现代文学时的种种舛误。

　　一是张冠李戴，把国民性问题归入民族国家范畴。其实，国民性与民族国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民众中也有袖手旁观甚至资敌者；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也不乏此类事件。能用来说明发生这类事件的国家不是民族国家吗？有的论者在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以及“形象学”方法时，把阿Q视为中国形象，实在是大谬不然。如果简单地把二者等同起来，岂不是说批判国民性即批判国家了吗？实际上恰恰相反，国民性批判正是为了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性，重构国魂乃至救亡图存。鲁迅在逝世前二日所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稿）里面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对政治专制与文化弊端总是持批判态度，并不妨碍鲁迅始终如一地爱国。

　　二是削足适履。有的学者热衷于为民族国家理论寻例证、做注脚。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不少学者欣然接受这一观点，又对安德森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是一个想象之物”的观点颇感兴趣，尽力从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国家想象的例证。有一篇博士论文，把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书写现代史题材说成是为了建构民族国家。盲目跟风，不仅流于肤浅幼稚，而且所作判断极易背离实际。刘禾说“凡是能够进入民族国家文学网络的作家或作品，即获得进入官方文学史的资格，否则就被‘自然’地遗忘。少数幸运者如萧红，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权威的文学批评纳入了民族国家文学，才幸免于难。”事实上，包括萧红《生死场》在内的许多现代文学作品之所以为文学史所关注，并不是因为他们进入了所谓“民族国家文学网络”，而是因其切中了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和启蒙与救亡交织互动的现代脉搏。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与40年代战国策派倒是属于“民族国家文学网络”，但是长期不能正面进入文学史叙述。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历史现场，从历史现象本身寻找脉络，提炼概念，而不应盲从某种时髦的理论。任何理论观念都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窠臼，三寸金莲流行了一千多年，最终还是要还天足以自由。

　　民族国家理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非“英雄无有用武之地”，而是可以有所作为。在我看来，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可以展开研究。

　　其一，传统民族国家认同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差异。不要以为既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认同就不成其为问题。古代的认同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近代以来也有形形色色的问题。清末的革命最初是打着种族革命旗号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前驱者那里，打上了种族革命的深刻烙印。后来孙中山有了突破与发展。鲁迅早年言论中也有种族革命思想，但到了二三十年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杂文中批评有的人还存有把朝鲜、越南看作中华番邦的痴想，称赞朝鲜、越南的民族独立精神。这才是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表现。

　　其二，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矛盾。20年代末、30年代上半期，发生了济南惨案、中东路战争等一系列外交事件，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或保持沉默，或抨击政府，批判“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抗战期间，倾向延安的作家被迫或主动地撤离正面战场，左翼阵营批判战国策派，等等，都存在着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矛盾。

　　其三，关系到国家尊严与统一的重大事件的文学反映也值得关注。如济南惨案、中东路战争、长城抗战、外蒙独立、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在文学中均有反映，孙毓堂的叙事长诗《宝马》就表现了文学家对新疆局势与日本侵华步步进逼态势的焦虑与重振民族雄风的渴求。

　　其四，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以及多民族文化的互动共生，这也是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佐证，应属本题关注的范畴。

　　其五，台港文学问题。要把台港文学真正纳入文学史发展脉络中，而不是简单地加上一两章以表姿态。要研究台港文学究竟有怎样的个性，个性的深层寓含着中华文化的哪些共性。文言所表达的民族立场，旧体诗词与各类散文所见出的中华文化传统，所承担的向国族精神文化回归的文化功能，现代诗、戏剧等艺术形式所内含的两岸文学艺术的血脉联系，国语的推广等等，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