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的《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写道：“‘究竟什么是法国的？什么是英国的？’，很久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在他们的意识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而‘究竟什么是德国的？’这个问题，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平息过。”在埃利亚斯看来，德国人之所以如此执著地提出和追问自身的民族性问题，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中世纪末，英法等国早已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民族界线和民族特性在他们的意识中已根深蒂固，无可置疑。相比之下，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造成了德国300多个小邦割据的分裂状态，没有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此，席勒曾在一首讽刺短诗里写道：“德国，它在哪里？我找不到这样一个国家。”这种四分五裂、邦国林立的状况，使德国人失去对祖国的认同感，造成民族意识的淡漠和奴化的文化心态。德国各宫廷一味模仿法国的宫廷制度，从宫廷到市民阶级的上层说的都是法语，说法语一时成为“有教养的人”的标志。德语被视为“粗俗笨拙”的语言。德国文学的景况更是惨淡，以模仿法国文学的风格为能事。1740年法国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了德国的文学：“弥尔顿、布瓦洛、蒲伯、拉辛、塔索和莫里哀，所有这些有名望的诗人的作品，都被译成了欧洲大多数的语言，而你们的诗人大多只是翻译家。”于是，他接着说道：“请讲出一个以其不朽的著作而流芳百世的德国诗人的名字———我相信做不到。”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伴随着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德国知识分子和诗人，开始提出和思考“民族性”问题。当然一开始他们更多是从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出发，抵抗“小国寡民”的心态，强调普遍人性，国家和地域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成为“世界公民”。启蒙思想家和戏剧家莱辛就曾这样说过，爱国主义并不是他所羡慕的品质，因为“它会教我去忘掉我必须是一个世界公民”。席勒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白：“我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写作，我不为任何君主服务。我早就丢掉了祖国，以便用它来换取全世界。”然而，这种世界主义立场，也从另一面促使德国知识分子面对德国的四分五裂状态，思考民族性究竟为何？民族究竟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
     赫尔德是最早逸出世界主义观点去探讨“民族”问题的。他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内在核心，就像任意一个球都有重心一样”。因此，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各个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不同的社会组织，因而创造出不同的文化。赫尔德是德国文学中第一个坚定而明确地呼吁培养民间文学的丰富传统的人，他对于民间文学遗产的发掘和整理也使人认识到了德国民族在文化上的一致性。赫尔德关于“民族”的理论，大大地影响了德国狂飙突进时代的文学。正是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包括歌德在内的一批年轻诗人，强调“天才”和“独创性”，彻底摆脱了法国作风的影响。
     然而，自赫尔德以降，我们看到，德国思想家和诗人所说的“民族”，并不是政治的民族，而是文化的民族。在他们看来，民族超越国家之上，如果说国家是政治实体，那么民族则是文化实体。民族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是由语言和文化凝聚而成的，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最终就建立在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统一之上。
     雅可布·格林正是这样来定义民族的：“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在他看来，民族的精神创造性集中表现在语言当中。不难发现，在威廉·冯·洪堡那里，民族与语言的关系得到更为精审的论述。洪堡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须的“呼吸”，是它的灵魂之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完整地铸刻下来。洪堡在这里所说的语言，不是作为人类表达手段的语法意义上的语言，他从根本上把语言看作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流射”。因此他强调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
     如果说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基本表现形式，那么，文学无疑是民族精神最富于生命力的创造活动，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正如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和思想家弗里德利希·施莱格尔所言：“一件艺术作品将在一个焦点上统一这个民族最有活力的伟绩。”
     在德国文学中，莱辛是第一个明确意识到文学与民族关系的人。他反对以法国古典悲剧作为德国戏剧的榜样，强调必须创作民族剧本，上演民族戏剧。莱辛倡导的文学的民族化，标志着德国的文学艺术开始把目光投向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和社会，表现本民族人民的命运和情感。可以说，自莱辛以后，德国文学在推动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这一从德意志民族生活空间中生长出来的文学，也从思想和精神上使德意志的民族性获得了极大的彰显。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无疑是歌德。正如埃里希·卡勒尔在《德意志人》中所说：歌德“在文学领域创造了和谐的德意志民族性”。
     文学离不开生长它的民族语境，亦即那个“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和文化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学必有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不同的特征。早在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德·斯太尔夫人在《论德国》一书中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不同特点，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比如她说：在法国，清晰被认为作家首要的长处之一。德国人则恰恰相反，他们觉得晦暗是一种乐趣；他们常常要把本来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重新送进黑夜。他们对一般平庸的见解深恶痛绝，而当他们不得不复述此类见解时，总要镀上抽象的纯哲理色彩。在斯太尔夫人看来，这一切差别和不同的特点，都是由各自民族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观察和感受事物的方式造成的。
     我们知道，德国人是把“文化”与“文明”严格区分开来的。德国人对“文化”有其独特的看法，对他们来说，“文化”是内在的、精神的、灵性的，而“文明”则是外在的、物质的、技术的，与“文化”相比，“文明”仅具有次一等的价值，指的是那些有用的东西和生活的表面现象。在德国人看来，建立民族国家，首先是人格的教养。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就强调了文化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作用：“一个民族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素养，教育水准必须得到提高。一个民族只有依靠脚踏实地的工作，首先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课题，然后才能解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因此，德国人对民族性的教化和培养更多是根植于文化土壤之上。在这方面，文学自然担负了重要的任务。例如，“教育小说”就是最早在德国出现的，它讲述的就是人的内在心灵与人格的塑造和修养。
     最后我想谈一谈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强调民族性和民族文学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民族和民族文学。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初，歌德就提出了建立“世界文学”的要求和可能性。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前提条件，乃是各民族文学的沟通、理解和宽容，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世界文学。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文学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应该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在各民族的理解和沟通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