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老作家，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骄傲。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党的民族政策、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的时代大环境，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是完全不可能的。党的十七大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从新的历史高度阐明了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机，让我们牢牢把握住机遇，充分发展和展示我们多民族文学的雄厚实力，开创各民族文学的一片新天地！ 
　　 
　　中国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坛，内地的创作热情正在像火山一样爆发。我还记得当时首都体育馆的诗歌朗诵会，上万人的座位全满了，台上朗诵诗歌的时候全场听众被感动、被激动得都在流泪，大家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真正让人感到：文学的春天来了！”回想起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学创作形势，玛拉沁夫仍激动不已：“1978年到1980前后，正是文革结束后不久，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几代作家的心气都非常足。从伤痕文学开始，很快形成新时期文学新的全面复兴态势。当时的情况是：文艺迫切需要人民，人民更迫切需要文艺，而文艺也确确实实地代表了老百姓的心声。那个时代简直太美妙了！” 
　　时任内蒙古文化厅副厅长的玛拉沁夫恢复工作后已经写了三部电影，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作家，他始终有一种使命感——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他深深地感觉到，虽然内地的文学已经复苏，但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因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再也不想搞文学了，跟玛拉沁夫保持联系的许多老朋友当时还戴着各种政治帽子。 
　　“1978年我参加一次会议，碰到了维吾尔族老作家祖农·哈迪尔，我问他在写什么，他激动得都流泪了。他说，我的政治帽子还没摘呢，这次来开会还是自治区党委特批的”，这对玛拉沁夫产生了很大的触动：“那两年我正在北京、长春、上海等地写电影，处于内地文艺复兴的中心地带，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反差让我坐立不安。” 
　　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历史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的提出，在我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了里程碑意义。 
　　1980年１月，已经历经政治风波的玛拉沁夫受到国内良好的政治局面和文学形势的感召，再一次就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一封信。信里表示，文革结束后，内地的文学形势非常好，但反观少数民族文学还是一片沉寂，希望中央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会有整个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被拉下一步，就会一步步被拉下。如果不很快扭转少数民族文学的滞后状况，少数民族文学将很难汇入主流文学大潮之中。”抱着这个想法，玛拉沁夫寄出了这封信。 
　　非常凑巧的是，这次“上书”，离他给中央写的第一封要求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信，正好事隔２５年。25 年前，也就是1955 年3月，24 岁的玛拉沁夫曾给当时文艺界的三位领导周扬、茅盾、丁玲写信，提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必须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中国作协主席团给玛拉沁夫复信说：主席团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专门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并落实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大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党的关怀下，经过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在“文革”灾难到来之前，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 
　　25 年后，玛拉沁夫再一次给中央写信。虽然两封信的内容谈的都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但此时的玛拉沁夫却需要更多的勇气。 
　　中宣部领导收到玛拉沁夫的信后，很快将信转给中国作协党组，并在信上批示：我们确应为少数民族文学办些实事，比如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比如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等。中国作协为落实中宣部的批示精神，于1980年5月，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经会议讨论和中国作协批准，决定：( l ）于1980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中国作协领导作主旨报告；( 2 ）于1981年与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 3 ）立即创办民族文学期刊；( 4 ）在鲁迅文学院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 5 ）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参观团，赴内地参观学习。 
　　“当时的热情真是非常高，5月份开座谈会，7月10号就正式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邀请了200多名作家，从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就有147位。记得当时北京炎热得很，这个会也是热情空前高涨，中央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周扬同志讲话，冯牧同志作总报告”，玛拉沁夫说：“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炮，这个提气和鼓劲的会改变了当时少数民族文坛的窒息感，把各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回去后又效仿中央召开了相同的鼓劲大会。” 
　　1980年8 月，玛拉沁夫调到北京，筹建《 民族文学》，并主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1981年年底，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颁奖大会如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到今年（2008年），每三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将是第9届了。 
　　“当时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调动起少数民族作家空前的创作热情和时代激情”，回想起这一时期，玛拉沁夫非常感慨：少数民族老作家焕发了艺术青春，一批中年作家重返文坛，更多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新时期，一大批反映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问世，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足以称道。 
　　实际上，为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在坚持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比如建立民族文艺团体和文艺研究机构、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举办文艺会演、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比如成立了全国性的文艺学术团体，如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等。在中央和地方创办了《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草原》《长白山》等一大批民族文艺刊物。举办文学讲习班、笔会，对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加以系统培养。 
　　在这一段时间里，玛拉沁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办刊物、办笔会、主持评奖工作，他说这是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办笔会是培养作家写作品；办刊物是通过这个平台把作家们创作的作品展现给读者；而评奖是给文学佳品的创作者以鼓励、奖励、激励，让他们走向新的高点。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们都说，他们就是从少数民族作家笔会、《民族文学》刊物和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的平台上走上中国文坛的。玛拉沁夫开始主持民族文学工作时是50岁，正是一个作家的创作黄金时期。曾有人作过统计，从1979 年6 月至1980 年4 月10个多月的时间里，玛拉沁夫写了１部电影、１部长篇小说，１部中篇小说，３篇短篇小说，１５篇散文，倘以这样的效率写作10 年左右，他个人该有多么丰硕的成果！可是这一时期他却甘为他人作嫁衣裳，每年编审数百万字的稿子。在主持《民族文学》10年间，他主持举办了１１次笔会，自己当讲师，自己帮助学员一篇一篇地修改作品，笔会参加者达到500多人次，现在的很多当红的著名少数民族作家当年都听过他的课，受到过他的创作辅导。后来不做《民族文学》主编了，他仍为各族青年作家看稿、改稿、讲课，为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培养付出了大量心血。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老作家，我为我的国家而感到无比骄傲 
　　从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感到为培养作家所付出的心血，称玛拉沁夫为少数民族作家的伯乐，名副其实。
　　“我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文学改革开放这３０年的成绩，是不能忽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辉煌的”，玛拉沁夫表示，总结这３０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可以看到在新中国环境成长下的老作家在新时期一直充满激情地创作。有些老作家在当代文学中与汉族作家始终保持同步甚至领先。比如壮族的陆地、彝族的李乔、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牛汉、李准，维吾尔族的铁依浦江、朝鲜族的金学铁等。在新时期我们已经举办了8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到第7届时我国55个少数民族已经都有获奖作家了。《民族文学》月刊至今已经发表了近5000万字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的少数民族会员从“文革”前的近百人现已发展到830人，如若再加上各省、市、自治区作协的少数民族会员，少数民族文学作者已近万人。 
　　玛拉沁夫认为，文学的魅力不在于数量而取决于质量，而在改革开放这30年当中，少数民族作家不但创作出了大量作品，而且在艺术质量上有历史性的突破与提高。可以看到，在各种文艺评奖中都有少数民族作家获奖，特别是先后有三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荣获了我国声望最高的茅盾文学奖：蒙古族作家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回族女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以这三部作品为代表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确以自己的风采展示出了现已达到的艺术高度和在未来发展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在这30年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多民族、多文种、多门类和多梯队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而且亦以吉狄马加（彝族）、张承志（回族）、霍达（回族）、阿来（藏族）、扎西达娃（藏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买买提明·乌守尔（维吾尔族）、蔡测海（土家族）等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杰出作家组成了少数民族作家的领军团队。 
　　“世界上有许多的多民族国家，我也曾访问过其中的一些国家。据我了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专门设有三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也没有专门刊登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的全国性月刊，更没有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作家”，玛拉沁夫非常感慨地说：“中国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老作家，我为我的国家而感到无比骄傲。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党的民族政策、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的时代大环境，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来审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对其意义做出怎样的评价都是不会过分的。党的十七大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从新的历史高度阐明了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机；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期，让我们牢牢把握住机遇，充分发展和展示我们多民族文学的雄厚实力，开创各民族文学的一片新天地！”

　　玛拉沁夫实际上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少数民族作家，一个是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组织者。
　　玛拉沁夫1951年创作了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从此与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作为作家的玛拉沁夫，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出版了多部著作集，这些作品获得了很多奖项，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老舍先生就称赞他为“文坛千里马，慷慨创奇文；农牧同欣赏，山河丽彩云”；茅盾先生说：“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
　　玛拉沁夫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1954年和1980年即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曾两次写信给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就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工作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幸运的是，这两封信都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明确赞同和批示，并采取了有力措施。特别是从改革开放至今的这30年期间，少数民族文学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涌现出大批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家和作品。这和他的第二次“上书”是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的。
　　2008年新年后的一个冬日，在他的居所，刚做完老年白内障眼科手术的玛拉沁夫在深情的回忆中，回到了那段充满艰辛、自豪和值得人们记忆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