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天，65岁的老舍先生，来到北京东北郊密云县城关公社的檀营大队（今密云县檀营乡），在农民家里住了三个月。之后回到家中，写就了这篇散文。
　　老舍先生不是一位对农村了解很多的作家，一生中真正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时间很少，而且也从来不以写农民题材见长。那么，这位老作家为什么单单要到檀营住上三个月呢？一开篇，作者就主动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不少满、蒙旗人。”
　　任何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着的人，都是某一个具体民族的细胞。老舍先生亦不例外，他是满族人。对老舍先生早年经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个人由幼及长的命运，是同本民族的历史命运扭结在一起的。对自己民族同胞手足的真挚关切，是作家感情世界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老舍先生出生于清代末年，他亲身体验过曾经严重存在着的“八旗生计”问题。那年月，满、蒙旗人“只准报效朝廷，不许自谋生计”，仅靠一点点可怜的钱粮度日，使多少人家生活已经朝夕难虑。而推翻了清政权的“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所以到了民国年间，本来就缺乏谋生技能的旗人们，日子就更其悲惨。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家看到了许多分散的满、蒙族同胞生活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他还是没有满足，他要找寻到“更具体更鲜明更大的事例”，来印证自己的体会。于是他去了檀营，去看看那里还聚居着的二百多户住在老营房里的满、蒙旗人。
　　老舍先生的笔，一向是以恢谐、幽默、俏皮、机警而著称的。但是，读了《下乡散记》，你会感到，作家并没有启用他那支惯用的生花妙笔，而是选用了另一支朴素无华的笔，简直就象是借用了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的笔一样。整篇散文，几乎都是由实打实的铺述来完成的，作家在这儿摒弃了“艺术手法”。
　　之所以如此，大概原因有二：
　　其一，在写这篇散文的时候，老舍先生显然有意无意地摆脱开了艺术家的身份，他在记录自己民族历史变迁的时候，他是，而且仅仅是，一位忠实的民族赤子；
　　其二，这篇散文，其主旨，是要礼赞一个异常严肃的字眼儿，这个字眼儿，就是终于把昔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满、蒙旗人彻底拯救出来的——“劳动”。老舍先生如是说：“一点很简略的事实，却含有极深刻的意义。劳动救活了一大群已快饿死的人，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