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闱王府的故事，不知怎么的，竟成了这几年艺术创作的“热门”。小说、戏剧、影视……趋之若鹜。不过，照笔者看来，有些作品（尤其是写清末故事的某些作品）背离历史真实的主观臆造偏多，而且还常常流露出创作者审美心理和民族心理的偏斜。与此相对照，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和《荒唐王爷》的成功更为可贵。前者以史诗般的手笔挥洒勾勒，表现了明末清初之际，满民族（当时尚称女真族）历史性的成功崛起，以及努尔哈赤等民族英雄的不朽业绩；而后者，则是以独运的匠心，深入开掘了同一时代和同一民族背景下产生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一幕人生悲剧。这两部作品，着墨之处不同，或讴歌，或描摹，都不乏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肃态度。在这里，它们与那种病态地把玩少数民族历史题材的作品之间划开了界限。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荒唐王爷》的经验，仍是有益的。

从《荒唐王爷》的剧名出发，这部作品往往被误认为是一出喜剧。而它却是悲剧。作者凭借艺术慧眼，从浩繁的清初历史典籍中，发现了有关豫亲王多铎生平的一系列语焉不详的而又是耐人寻味的记载。剧情中的多铎的少年封爵、父死母殉、出征避战、友爱优伶、夺人之妾、同情政敌等等细节，都是从史实铺衍得来的。其艺术形象经过一番传神的刻画，在今天的观众眼里，是如此地“荒唐”，又是如此地可信，或许还会博得同情。人们从中看到清初满族人（即便是处于汉族中原政权对立面的满族宗室要员）也同样具有的纯情、向善、友爱异民族的美好心态。

多铎身为王爷，却愿与“下九流”的戏子姚三多结成挚友，以至于剧中三多竟然三骑多铎；多少美貌女子可供多铎选择，他却偏要钟情于社稷重臣范文程的爱妾，并且不由分说地强抢回家……将此种种视为荒唐，也许是今人的“正常”判断。多铎所处的那个时代，满族从天然浑朴的自然生活状态中脱胎出来还不很久，并没有过多地濡染“汉习”，也就不会有过重的礼教观念的束缚。多铎的作为，应该被解释成在那样的民族文化梯次上的一个具体人的活生生的个性追求（我觉得并不是像有的文章所说的“其可贵之处……是由于他‘渐染汉习’，萌发了民主意识，因而蔑视礼法”）。假如我们今天观剧时仍在指摘多铎这位彼时彼境中民族历史人物确是“荒唐之至”，倒真的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了。

多铎的各种“越轨”行为，是带着对封建皇权正统的叛逆味道的。正是这种皇权，夺去了他的母亲，叫他过早失去了天伦之乐。他又受到了“王爷”身份的严格制约，孰可为孰不可为都有定规，使他无法依自己愿望从容生活。连他11岁时被迫就范的不幸婚姻，也是其贵族身份使然。两位阿哥皇太极和多尔衮，先后执政时表现出来的政治利益高于手足之情的决绝态度，更加剧了他对皇权的本能的厌恶和对返朴归真、重构自我的强烈欲望。“假的，全是假的!”这几乎成了剧中多铎时常发泄自己人生抱怨的口头禅。在这里，电视剧把多铎面对幸福、自由的个性要求与皇权政治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多铎因此而必然陷入的更大痛苦，表现得相当淋漓。这便是《荒唐王爷》一剧最能征服观众的地方。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剧中另外一些情节。如皇太极在弥留之际对多铎说：“我的苦心，恐怕再也难对你说清楚……大丈夫在世，应建功立业……人生苦短呀！”多铎点头回答：“皇上，我记住了。”在多铎年仅36岁的短暂一生中，他为清政权的创立屡建殊勋，以至于在生前已受封至“辅政叔德豫亲王”的赫然重爵。于是，另一个多铎——一个于清皇朝正统政治来说“并不荒唐”的多铎——便出现了。我们既为剧作如实地披露出多铎性格的这一面而颇以为然，又为剧作还远未充分写好多铎性格的这一面而遗憾。

剧中的多铎说：“我常常做恶梦，总是梦见有两个多铎在厮杀；而每次都是我不喜欢的那个把我喜欢的那个给杀了！”诚然，多铎有二重性格，或者说确实有着两个多铎。一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爱子，自幼聪颖勇武，是清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本民族上升时期争相建功立业的时代习尚和入世的热忱；另一个则是两度皇权争夺战的失势者和牺牲品，其纯情欲望、个性灵光又每每遭到扼制，便时常要产生出世的意念。在多铎来说，他的双重欲望总是轮番涌动，相互撞击而又相辅相成，很难说他更偏重于哪一种倾向，如果说“每次都是我不喜欢的那个把我喜欢的这个给杀了”，就未免有失偏颇了。

我们并不是要求剧作必得囿于历史事实而去写多铎积极入世的一面。而恰恰是为使多铎个人悲剧命运更其富有艺术力度，才感到很有必要写足这一面。

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大幅度超越上升的非常时期，都一定会引导和要求本民族相当多的成员放弃自我追求，而投身于共同的事业方向。其间，无数各种身份的具体人，他们的个人命运中，常常是必然地要出现情与理的火并，出现“无情”吞噬“有情”的悲剧。而正是这类个体悲剧的大规模组合，又往往推出来一个民族的上升、一个时代的进步、一个总体意义上的雄壮的历史正剧。

试想，如果《荒唐王爷》在把握多铎悲剧命运的时候，能把他个人悲剧的社会性历史性根源揭示得更清晰，能把多铎自身双重人格的复杂矛盾写得更透彻，能把这幕人生命运悲剧之上的民族命运正剧背景有个更加客观的展现，也许，这部作品在把握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两个方面，都会达到更臻完美的程度。甚至于使这部少数民族历史故事剧的寓意，与我们今天的某些社会现实思考之间出现契合点，也未可知。

 

                                                         19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