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文化部在山东淄博举办了“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吉林省扶余市满族新城戏剧团以一出新近创编的大型历史故事剧《铁血女真》参加演出，力拔头筹，一举夺得十三项奖。而真正让我个人获益的，是该剧挟此殊荣晋京演出，我实现了观赏满族新城戏的愿望。

    《铁血女真》是一出好戏，它的推出有多重价值。以满族族称命名的剧种，以满族传统的“八角鼓”音乐等艺术为形式，上演了满族历史题材的故事剧，这本身，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满族对我国北方曲艺艺术的发展贡献颇大。满族的打击乐器八角鼓，相传是以其八边八角的造型，象征满洲八旗的社会形态。在清代，以“八角鼓”曲调为主要演唱形式的俗文学作品“子弟书”，曾经为各阶层的八旗子弟们共同喜好，并感染和赢来了大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听众。后来，“八角鼓”和另外几种北方曲艺杂糅分流，纯“八角鼓”的演唱样式慢慢地消匿了，而单弦、大鼓、琴书等曲艺品种却相继出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不少曲种里，听到“八角鼓”曲调的缕缕余韵。而真正让正宗“八角鼓”曲牌得到较长久较充分保留的地方，竟只有吉林扶余（清末民初曾称为新城）这一处满族世代生活的地方了。通过徐达音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功不可没的文化抢救工作，对“八角鼓”演唱艺术做了卓有成效的发掘，获取了后来足以支撑起满族新城戏这一特有剧种的音乐基调，葆有并确立了一线单传却终未陷入“绝响”厄运的这一宗今日满族艺术！在满族新城戏《铁血女真》的一系列唱腔中，人们听到了“八角鼓”曲牌的韵味。

    《铁血女真》选取满族先世女真人的著名首领完颜阿骨打兴兵伐辽、灭辽从而建立金朝政权的历史题材为情节，上演了一出威武雄壮又发人深省的大戏。王福义先生编写的《铁血女真》，既绘出了女真族这一新生民族如日升腾般的崛起，又写出了契丹民族在极盛之后无可奈何的滑落，使观众从那久违了的史册章节中，再次听到扣人心扉的历史疾进之声。新旧折冲，劣汰优胜，这本是人类发展史上屡试不爽的规律，而处在一个民族内里，随着整体而上升或下滑，人们却常常会很不自觉。也许，只有到了两个不同民族此消彼长此亡彼存之际，才能让人最为清醒地认识历史全部的无情与冰冷。在这出戏里，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悲诉道：“大辽国的江山即将在我的手里丢掉，我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是罪人!”这是一句多么难得的大实话。自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率部兴起称帝，到天祚帝在位之时，赫赫扬扬，也有二百余年的契丹族光荣历史可供夸耀，而此刻留给亡国之君说的，却只剩下了这一番哀叹。在各个民族的老百姓心里，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形象，满族人也不例外。《铁血女真》这出戏的编创人员多是汉族同胞，他们慧眼独具，在艺术舞台上形象地再现了阿骨打领导的反对辽朝奴役的民族战争，洗净了旧戏曲给金初完颜氏人物脸上涂抹的肮脏油彩。这种艺术处理，让满族观众感到欣慰，又让其他民族观众看到了历史真实。

    满族的先民们，曾经在相当长久的历史进程中，信奉自己的民族宗教——萨满教。这种原始宗教的一系列观念，如人天相通、崇尚自然等等，已经浸入了该民族文化，特别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对其整体发展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铁血女真》的导演孙丽清女士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在戏中调动多种手段，大量呈现萨满文化的瑰丽风采，以展示这种文化在一个民族兴起时代所发挥的强大的助推作用。

    《铁血女真》的作者希望赋予作品更深入的情感意蕴和更强烈的戏剧冲突。为了兑现这一意图，剧中设计出金辽战争关系下一个哀戚凄婉的爱情故事，即完颜阿骨打被辽朝天祚帝夺去爱妻又在战争中夺回爱妻进而又由自己有意无意地将爱妻逼死的曲折情节。这一故事的楔入，的确做到了戏中生戏，使戏生动了许多，“好看”了许多；同时，也将剧作家对历史人物“糜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形而上思考，暗示给了观众。但是，这种剧情设计的积极意义，大约也就止步于斯。为用心良苦的剧作家忽略了的，恰恰在于该剧的第一主题（民族兴衰和朝代更迭的史鉴性）因而受到了某种损伤。不消说，完颜阿骨打必有其历史局限性难以冲破。然而，如果把新生力量的代表人物描写得与衰败势力一般的眼光狭窄，恐怕也会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允评判。当然，这只能说是这出戏的微疵。我想，该剧在再度上演时，如能对这一偏差做一做修正的话，其效果当会更好一些。
　　　　　　　　　　　　　　　　　　　　　　　　　　　　1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