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歌谣研究是现当代民间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歌谣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经历了由革命的号角向民间回归的历程之后，21世纪以来对歌谣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展示了其与当代文化传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紧密联系。然而当下传统歌谣所依凭的文化环境的整体消退，现实性关注不够，仍是歌谣研究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歌谣研究；综述；新民歌；民间性；立体性

　　歌谣，民间文学的体裁之一，是一种民间口头韵文创作。古有合乐而歌，徒歌为谣的区分，现代合称为“歌谣”。“民间歌谣”常简称为“民歌”，篇幅短小，抒情性强是其主要特征。关于歌谣的采录、研究古已有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歌谣搜集和研究肇始于1918年北大歌谣运动，在此之后，歌谣便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整个新文化建设的历程中，伴随历史沉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歌谣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新民歌逐步运动兴起，歌谣的革命性、战斗性被强化，担负着巩固新民主义政权，改造社会的文艺宣传功能；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歌谣的民众主体性、生活性、抒情性等特征重新得到重视，在大规模的歌谣采录过程中，其研究逐渐转向民间文艺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第三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文学、民俗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促进了歌谣研究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促使歌谣研究继续向纵深推进，而对歌谣运动的历史回顾则引起了对歌谣民间性、自主性等问题的再思考，也为未来的研究展开了新的方向。然而，当下民间歌谣日益边缘化的问题是不同忽视的现实情境，侧重于历史而对现实关注不足，也是目前歌谣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关注对象以现当代歌谣的采录与研究为重点，古代歌谣与歌谣史的研究不在此次综述范围内。

　　一、革命歌谣的研究（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迎来了难得的机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指导的主旨下，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国初期，民间歌谣理论研究基本延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认为民歌是劳动人民的艺术，代表他们的心声，那么通过搜集和整理民歌能够“了解群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生活当中，在发生着怎样新的变化，在怎样的进步着，发展着”，因此要“把民歌加以研究，加以改造，把它好的东西提炼出来”，成为维护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建设事业的一部分，使之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以适应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

　　1.民歌的“旧”“新”之分

　　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大部分民歌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流传下来，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封建半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阶级与地主统治阶级的矛盾对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反映劳动人民生活与情感的民歌也就有了“旧”与“新”的区别。何其芳在《论民歌——<陕北民歌选>代序》中对“旧”与“新”的区别作了如下阐释：“产生在旧社会的民歌的确主要是农民的诗歌，而且主要是反映了他们过去的悲惨生活以及对于那种生活的反抗。”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后，农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转变也反映到了抒情文学上，于是在旧民歌之外产生了“新民歌”，“这种民歌就不再是农民的悲惨生活的表现，而主要是革命的战歌和对于新社会的生活的赞颂了”。

　　新民歌之新不但在内容上包含了人民生活，更重要的是对“人民性”的把握，即“在思想意识上，它还有着民主的革命的因素”，反映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精神。民歌的这种反抗意识则与其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发展一脉相承。1951年，钟敬文在《歌谣中的醒觉意识》中将歌谣按不同历时顺序进行分析，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民歌共同书写了一部“担负着战斗”的历史。最后落脚于人民当家做主后在歌谣中对新制度、新生活、新人物的尽情歌颂。1953年，钟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通过歌谣展现在封建压迫下，传统妇女痛苦挣扎的一生，以及解放后妇女对新生活的放声高歌。

　　在实践中，民歌赖以存在、传承的演唱方式与自然表演情境并没有因为其所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的改变而发生剧烈变化。乌丙安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根据地的民歌从来源上分成两类，一类是革命群众自发产生并广泛流传的，另一类是“党通过红军政治部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编制和传播的”。但是不论来源有何不同，它们都继承了山歌的优良传统，采用传统歌谣的优美形式，借助其演唱的自然情境展开，并且在内容上表现了根据地群众坚定的革命决心与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不过，在谈及民歌的艺术手法时，钟敬文认为尽管民间创作的一般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但这种自发的现实主义尚不能深入到事物的核心，“还只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根荄和萌芽”，需要不断锤炼。此外，天鹰的《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值得重视。书中梳理了传统歌谣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比如夸张、比兴、排比、反复、重叠、拟人等，也触及到了歌谣的题材、内容、结构等问题，论及情歌、劳动歌以及其中对阶级关系、传统妇女地位、亲属关系等的描写。他“以一般文艺研究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歌谣，对歌谣和民间文学做社会历史——美学的解说”，十分有助于初学者快速了解民间歌谣的一般创作手法。

　　强调新民歌的革命性特征，改造遗留的旧民歌，是当时适应社会局势发展的要求，这也是1944年11月16日通过的《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定》中所提倡的“发展新艺术”“改造旧艺术”精神在新时期的延续。然而，将所有流传于民众中的歌谣统统认为是封建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文艺形式，或者在承认其历史价值的基础上仍一刀切地提倡加以改造，则是以一般文艺理论代替了对民间文艺内在规律的认识。强调其思想性、革命性、斗争性，不仅在文艺政策上造成了偏激，也为后来的“新民歌运动”营造了前期的社会氛围。

　　2. 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发表讲话、撰文响应，一场声势浩大、“人人会唱”的新民歌运动便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了。1959年，红旗杂志社出版了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期歌谣》，其中收录新民歌300首，内容分为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共4类。

　　关于这场运动，当时的民间文艺研究者评论颇为一致。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形式下的直接产物，《红旗歌谣》的编者赞誉“新民歌”是“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力扬对此加以回应，认为《红旗歌谣》在“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创作实践上”为新诗的创作提供了可供效仿的典范。天鹰就这场运动撰写了一部20余万字的著作，题为《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他在书中记录了这场民歌运动的基本历史情况，其中讨论了新民歌运动兴起的社会原因。他例举了新民歌运动兴起的三个条件，其一“大跃进的现实和人民歌唱的需要”，其二是因为有着“这一民族的民歌创作传统”，其三，也是决定性作用则是党的倡导，它使运动具有“无比巨大的规模和高度的组织性”。后半部谈及新民歌创作规律的问题上，作者的论述并没有超过其在《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中所建构的理论框架。1978年该书再版后，作者在《再版后记》中说：“这本书如果有保留价值的话，可能是由于它还比较系统地记录了表现大跃进中人们的战斗风貌和崇高精神状态的新民歌运动。”

　　新民歌运动是我国歌谣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一段历史，其参与人数之广、创作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那一时期涌现的许多评论文章也充满着激越的革命浪漫主义想象，而缺乏学理性地细致分析与坚实的立论，但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录，其资料性的价值将在后来的研究中体现出来。

　　3. 少数民族与地方歌谣的研究

　　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指导下，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这既是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需要，也带有社会改造的因素。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歌谣调查和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成果斐然。1951年《人民音乐》杂志推出“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专号”，发表了搜集整理的苗、维吾尔、彝、藏等族民歌。苗族民歌、侗族拦路歌、蒙古族爬山歌、壮族刘三姐山歌等都是一时的代表作。

　　较为系统地开展研究的当属流传于我国西北部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汉、回、藏、东乡、保安等民族中的民歌——“花儿”。“花儿”的搜集和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3月，北大《歌谣周刊》82号上刊登袁复礼的《甘肃的歌谣“花儿”》，介绍了花儿的音乐特点、歌词内容、流布地区、歌唱者身份，以及歌词文学形态的基本特点。这是较为系统全面研究花儿的开始。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于文化宣传工作的需要，搜集和整理、出版“花儿”的工作相当突出。研究工作主要依附于搜集，对其进行评述与初步介绍。1953年唐剑虹在《甘肃民间选》第1辑上发表了《花儿介绍》一文，介绍了“花儿”流行地区、民族、内容、派别、形式结构和音乐特征等，提出“花儿”可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类型。朱仲禄在《谈谈花儿》中对花儿进行简单地定义，并揭示了“花儿”与“少年”的名称意义及其区别联系，对花儿的音乐特征和社会功能进行了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后，花儿的源流问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1961年《青海湖》9月号上，黄荣恩发表《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引起了相关讨论。同年《青海湖》12月号上刊登了赵存禄的《“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将花儿的起源上溯到《诗经》时代，并提出了“四大类型”说。1962年《青海湖》第6期又发表了孙殊青《“花儿”的起源》，认为元代散曲与“花儿”有渊源关系。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花儿形成于唐代前。对这一问题，迄今没有统一的说法，相关研究不断。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歌谣的研究还跟不上搜集整理工作。少数民族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在当时也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对民歌的改编往往带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对刘三姐歌谣的改编。在改编中，阶级之间对立抗争的斗争性被强化，民族文化差异被各民族阶级兄弟情所代替，完成了民族身份认同。

　　二、歌谣“民间性”的再确立（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极“左”的社会主义思潮与文艺思潮逐渐平息，经历了“文革”动荡之后的民间文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以往历史事件、理论成果、学术思想的再审视，重塑民间歌谣健康、生动的民间性特征，恢复其在社会文化架构中自然的生存状态，从而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成为新时期歌谣发展的当务之急。

　　1. 关于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反思

　　1958年新民歌运动轰动一时，到处是诗的海洋，人人能写诗，但当这场短暂的运动如狂风骤雨般褪去后，它对民间歌谣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引发的思考与争论却是持久的。1980年《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了新民、耘青《一九五八年民歌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倾向》一文，对“新民歌运动”中“左”的思想展开批评。作者认为民歌之所以为民歌，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们真实的生活和情感，“1958年的民歌创作运动是自下而上地号召、组织，甚至是在强制下人为地发动起来的。它不是人民群众的自由创作”，在内容上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形象到艺术的手法，都在鼓吹无视客观规律，用虚妄的浮夸风涂改了生活的面貌。作为对上文的回应，陶阳在1981年发表了《关于1958年民歌的评价问题》，提出“一分为二”评价的观点。这“一分为二”是“有事实根据的”，民歌代表性选集《红旗歌谣》中仍然收录了不少好的作品，它们“更多的是以现实主义精神表现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作品，更多的是表现劳动人民为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的那种英雄主义的作品”，在艺术上它们也是精彩的，因此将之称为“社会主义的新国风”是当之无愧的。

　　对“红旗歌谣”不应全盘否定的声音不绝于耳，持此论者试图在评价中区分民歌创作与“大跃进”的时代内容。如李根宝要求分清“政策上的左”与“群众的豪情壮志”、“干部浮夸风”与“革命浪漫主义”、“支流”与“主流”、“个人的偏爱”与“正确的估价”之间的区别，试图摆脱政治文化话语的影响而回归到民间文学创作一般规律的阐发上。叶春生也对当时“人们怀着无限的真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奋劳动，放声歌唱”的情感给予了肯定。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段历史，一直是民间文学界、文艺评论界争论的问题，其后研究者观点上的分歧基本延续了上述两类看法而有进一步阐发。新时期，各地研究者不断将视角投向各地传统的歌谣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中，充分肯定传统地方歌谣中质朴的情感与鲜活的艺术形态，以期重新确立民间歌谣健康向上的积极形象，但与此同时对新民歌的运动中“左”的思想与不符合民歌发展规律的现象始终缺乏有力的反省。

　　2.歌谣的采录与概念的重新梳理

　　新时期，民间歌谣的搜集与整理掀起了一个高潮，各地均以不同的方式组织采录民间歌谣。这一时期江南吴语区长篇叙事山歌的采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五四以来，包括顾颉刚先生在内的学者在吴语区采录到的歌谣多为短歌，文学界逐渐形成了汉族没有长篇叙事诗的观念。1981年《江苏民间文学》第3、4期发表了无锡县朱海容搜集到的500行叙事诗《沈七哥》。随后，上海民间文艺研究者钱舜娟多次前往无锡调查，搜集到11种《沈七哥》异文。后来陆续搜集到《五姑娘》，还有《孟姜女》《赵圣关》《林氏女望郎》《鲍六姐》《薛六郎》《刘二姐》等30余首。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汇编出版了《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长篇吴歌集》，姜彬先生为其作序。

　　1984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宗教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三套集成采录工作正式开启，贾芝先生担任《中国歌谣集成》主编。贾芝先生在“总序”中对“歌谣”概念、特征、社会功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歌谣的民间性、生活性与抒情性特征得到了明晰地表述，从而厘清了人们头脑中的混乱概念。他谈到“歌谣是劳动人民的心声”，是他们情与志交融的产物，艺术造诣极高的作品“其根本就在于情真意切，兴比多彩”，强调了歌谣的抒情性、生活性、民众性等特征，为后来复归清新、质朴、生动的歌谣研究奠定了论调。歌谣与生活习俗密切联系，是社会历史的记录，具有很强的社会教化功能；同时歌谣对诗歌文学的发展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总序”要求在采录中采用录音、录像等设备对互融一体的歌、曲、舞等进行全面、真实、生动的记录，保留原生态的民歌，保存再现与之相关民间习俗在生活中的原型。这一采录原则代表了当时学界对歌谣立体化的认识，即歌谣文本、表演与社会生活情境三者合一，这与21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是相一致的。

　　3. 社会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在歌谣集成大规模的采录活动中，众多研究者深入到田野中。在这一过程中，歌谣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和文化属性引起了一些研究者进一步的思考，以及他们研究路径的转向。研究开始由一般文艺研究规律所主导的歌谣本体考察深入到对其与背后乡土社会文化之间水乳交融关系的探索。研究者逐渐形成一种自觉的眼光去探视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如何塑造特定地区内民间歌谣的形态的。

　　杨民康的《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在这方面做出了系统性的尝试。作者用动态和整体性的眼光，将民歌与社会文化关系这一具体的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考察。在论述民歌与社会文化一般关系是，力图将民歌的音乐形态、歌词语义要素、表演行为与相对应的社会文化背景视为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对它们之间层层制约关系进行抽丝剥茧地剖析；另一方面，在描述具体的民歌表演实践和具体内容时，试图把城市与乡村、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歌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文化整体，阐释它们之间的种种历史联系和现实性的影响。

　　在个案研究方面，吴语叙事山歌的研究成果丰硕。天鹰的《吴歌及其它》一书中收录了他关于吴歌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如《吴歌研究提纲》《近代长篇吴歌中妇女形象的历史意义》《吴歌的衬字和叠句试探》《长篇叙事吴歌<孟姜女>的人民性》等。《吴歌研究提纲》对吴歌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历史研究法与田野考察法结合，歌谣研究与民俗学、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天鹰将吴歌定义为“一定地区的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独特风格的民歌”，它传承于以苏州、吴县为中心，包括江浙诸多市县的吴语方言区，与这一地区历史上形成的人民生活劳动方式、风俗习惯和心理情感相一致，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和表现方式。为吴歌研究开启了地域文化与民间文艺结合的研究路径，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王仿、郑硕人主编的论文集《民间叙事诗的创作》收录十余篇相关论文。其中对演唱情境与叙事山歌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做了初步研究。钱舜娟在《江南民间叙事诗及故事》中采用从社会学、民俗学的角度切入研究，探讨吴语叙事山歌与吴语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钱先生对《薛六郎》与江南婚俗、《陈瓦爿》与江南砖瓦业关系的研究都是从文学、社会学视角对吴语叙事山歌进行研究的力作。郑土有则从吴语地区山歌演唱传统、表演语境分析了叙事山歌演唱体系。

　　1980-1999年也是花儿研究蓬勃发展和繁荣阶段,是花儿学初步建立的时期,国内外的众多学者从文学、音乐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不同的学术领域对花儿的渊源、格律、流派、传播，以及花儿会、花儿歌手等各种问题展开了讨论。郗慧民对临夏“花儿”与洮岷“花儿”内容进行不同角度的比较，说明在不同地域文化中，两者创作与传唱的文学观念是不同的。其后，他在《“花儿”研究与“花儿学”》提出“逆式研究”方法，即透过花儿文本对它赖以形成的“民族、历史、文化、地貌、气候等因素进行探索”，展现文本背后更加广阔的生活世界，以推动花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三、新时代多角度的歌谣研究（21世纪以来） 

　　自五四以来百年歌谣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社会的变革休戚相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现实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是我国社会转型、高速发展的时期，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歌谣的普查与研究工作在多学科切入的基础上谱写了新的篇章。文学性、自主性、传播性、文化传承性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相关讨论在对学术史的回顾与当下社会关怀中展开。

　　1. 歌谣运动史与学术史的回顾

　　百年来，一次次波澜壮阔的“歌谣运动”对歌谣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既凸显了其在转型期全民性社会文化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挫折困难。对歌谣运动的再评价将使我们有机会回首往事、澄清疑惑，启示未来。新世纪以来对歌谣运动的历史回顾主要集中于两大事件——1918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与对1958年新民歌运动。

　　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直接开启了知识界对民间歌谣的搜集、研究传统，对民俗学科的发展意义自无需赘言。当代学者对其起因、历史背景和各个阶段过程做了一番再梳理。谈及意义时，陈永香则用“第一次有一批一流学者集中精力关注研究民间文化”、"第一次使中国民间文化登上了大雅之堂”、“中国民间文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刊物”等五个“第一次”称赞征集运动对提升民间文化发展的作用。

　　作为征集与研究对象的“歌谣”本身是如何成为一项重要的民间文化资源，是如何进入到知识精英关于民众的启蒙与中国新文学的建构的文化话语中的，围绕这一问题，研究者着力颇多。姚涵对《歌谣周刊》刊发的2000多首歌谣在内容上做了归类，总结出情歌、妇女歌谣、反映日常生活场景的歌谣与儿歌四类。“最为称道的是妇女的大胆热情、儿童的自然率真以及大胆追求情爱的情感态度”，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新鲜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创造力都将为新诗、新文学提供理想的源泉。徐新建将“歌谣”置于官、学、民三者的互动中，勾勒了歌谣运动从发起征集到并入国学的基本脉络，并在此过程中系统梳理了歌谣运动的历史背景、过程始末。从“民”的发现与“歌”的采集、“读的歌词”与“听的演唱”,官方干预与国家行为这几方面的论述中，可以窥见当时知识精英是如何通过“民歌研究”实现从文艺到学术的“民间转向”，投身于国民塑造与国史建构之中的。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切入对《歌谣周刊》等相关刊物进行研究，探讨媒介与歌谣学发展问题是新的方向，也带来新的收获。朱爱东总结了《歌谣周刊》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对主题设置，刊发内容、专题设置、编排方式、办刊研究方向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后，认为《歌谣周刊》“确定了歌谣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探讨了歌谣研究的方法、歌谣的性质、起源、分类、特征、功能和传播演变的规律，其中成绩最突出的是对歌谣研究的目的、歌谣搜集整理的方法和歌谣研究方法的探讨。”张弢在其《我国早期报刊中的民间歌谣征集、研究活动考察——以“歌谣运动”为例》中梳理了《北京大学日刊》、《晨报》副刊、《歌谣》周刊、《民俗》、《中央日报》增刊《民风》等报刊在“歌谣运动”过程中的主要传播活动，传播内容以及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

　　通过多维视角的切入整合，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面貌得以立体化地呈现。较之早期的概论式的研讨，当代研究则展示了更多的细节，特别是“歌谣”作为一种新鲜而有活力的民间文化资源在整个社会文化转型框架中的具体运作和发挥的实际作用对于当下传统民间文艺的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相较于学界对“歌谣征集运动”态度的一致， 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评价问题依旧是一场悬而未决的争论。

　　在“新民歌运动”起源的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股合力推动的结果，“不能将之片面地看成是创作者的迎合，忽视潜藏在群众中的巨大的创作热情及其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新民歌运动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当时党和国家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办文艺”激发了现实“卑贱者”的文学创造力。持此观点者始终坚持的是文化视野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规律，即民间力量对外来大文化传统有其自在的“消解”“融合”机制。又如在民歌审美性问题上的讨论，段友文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是双向渗透的，前者决定了民歌歌颂的主题，后者不仅提供了表现素材，同时也增强了审美趣味。这也成就了新民歌的政治审美价值与民间亲和力，决定了作品中“政治性”与“民间性”的交织，在审美特征上呈现出“重性”。毛巧晖在肯定了“农民诗人”创作主体身份之外，提及民歌与绘画、音乐等民间文艺体裁的交融，从而形成自有的审美情趣。

　　另一方面“新民歌运动”中一元化政治话语的主导下传统现实主义的消解也受到了研究者的批判。方涛认为这是一场文学的“大跃进”，“它是政治权威话语的产物,其发生的原因与外部的权威导向密切相关。其创作者的民间身份（立场）显然被质疑并被消解。新民歌运动的形成其实就是集体主义膨胀的一个文学结果。”新民歌内容和情感的高度一致性也受到了研究者的诟病。孙拥军认为，过度的浪漫主义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失去了其对社会生活真实的折射。新民歌虽然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但夸大的对“志”的书写，“将政治、生产口号歌谣化，使新民歌的创作过度地遵从与政治的需要”，因而难以达到传统民歌创作中出于作者生活真实体验和发自肺腑的自然吟唱。

　　1958年“新民歌运动”是民间歌谣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特殊的表现形态。首先，它本身所具有民间文艺的特质并未完全消解，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间文艺 “自主性”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创作主体数量与规模上表现出广泛的“民间性”。然而，其中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权利的直接介入也是在民间歌发展历史上十分鲜见的。在这样的思路下，新民歌被纳入到巩固国家政权的文化宣传战略中，这也导致了民歌“讽谏”功能的消失。新世纪对这一场运动的争论反映的是当下人们在传统文化传承与新文化建设中对民间文化“自主性”与“民间性”的再思考。也许运动本身的是非功过还将有待时间的沉淀，但争论本身所带来的启示值得思考。

　　对歌谣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多是通过对学术代表人物的思想脉络梳理完成的。陈子艾、西胁隆夫、刘爱华、万建中、陈岗龙等纷纷撰文对钟敬文先生歌谣学研究个案、学术思想史等进行介绍与评析。此外，2016年为缅怀民间文艺家贾芝先生，中国民俗学网特别组织了一次关于贾芝民间文艺思想的讨论，以使后辈学人得以从中受益。

　　2. 关于歌谣与新体诗发展的讨论

　　歌谣学的研究与新诗几乎同时起步。当代文艺评论对歌谣与新体诗发展的讨论则延续了这一传统。歌谣在思想上的平民化、情感上的大众化以及体式对新诗创作的参考价值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刘继林认为北大歌谣采集整理运动不仅为刚起步的白话文引入了清新的民间之风，也“为白话新诗最终成功取代文言旧诗、建构起自己的现代性特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人”的主体建构、白话语言的表现力与新诗体的解放三方面入手，夯实了其在20世纪20年代起步阶段的发展。张桃洲认为歌谣始终参与到了新诗发展勾勒了一条较为明显的脉络，“从1920 年代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倡导与尝试，到1930 年代沈从文、中国诗歌会诗人的不同择取，再到1940年代“民歌体”的实践和1950 年代后期“新民歌运动”的极端推举，及至1980—90 年代大众文化浪潮中‘新民谣’”，歌谣始终参与其中。

　　“歌谣入诗”对诗歌语言表达与形式带来影响，这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燕世超认为民间歌谣为五四前后的白话诗理论与创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这对于打破旧体诗词各种弊端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其简单又趋于模式化的形式与过于直白的语言表达在建设白话诗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景莹认为“早已取得了独立的诗学地位的自由主义诗派不可能接受歌谣入诗的俚俗性主张，自由派文人拒绝歌谣是诗，也促使他们从诗歌本体论角度考虑新诗之何为的目的意图，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新诗走向”。李玮则认为五四后关于“新诗歌谣化”的争论，“实际上是白话入诗所带来的关于诗标准的争议”，在此过程中歌谣被赋予了“白话音韵修辞的内涵”，指代“可歌韵文”的概念，而“最终由一种‘非文体’的民间文学代名词转变为一种修辞体式的文体”。

　　3. 歌谣的立体研究与保护传承

　　2005年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为地方歌谣研究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思路，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多学科介入，推动了歌谣研究由抒情性文学体裁向民众生活文化实践、地域社会发展史领域的迈进。

　　承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歌谣的社会文化研究路径，借助民俗学、人类学的方法和学科理念，歌谣所依附的深层文化意识成为研究的聚焦点。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对少数民族歌谣，特别是仪式歌谣的剖析上。研究者从文本进入到歌谣背后所蕴藏的信仰世界，并在文化传播中寻求其中族群认同的脉络。如夏敏的喜马拉雅山地歌谣研究系列，从人生两大礼俗仪式歌谣入手，探索一系列象征符号背后深藏的信仰观念以及生活行为实践等，同时将目光扩布开来，在对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民族迁徙、文化接触的考察中，讨论歌谣的传播、异化等问题，从而展现歌谣跨文化传播的形态与具体过程。夏敏对藏地歌谣的巫术心态、禁忌与仪式、民俗文化的关系也有较多的关注。回族歌谣的生死观念、苗族歌谣的族群文化内涵认同意识、土家族方言歌谣的艺术形态、黎族情歌与族群记忆、黑龙江地区多民族仪式歌谣与民俗生活等亦在研究者的视野中。黄泽、洪颖在《南方稻作民族的农耕祭祀链及其演化》一文中选取中国南方三个典型的农作少数民族——哈尼、白、傣，通过农事节令歌谣等观念性的文化事象，展示其与农耕各个环节上的祭祀仪式的关系，行为仪式与艺术化的呈现方式之间，农业文化要素的积淀，研究颇有新意。

　　与此同时，关于汉族歌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歌谣与地域社会史方面。这与20世纪以来新史学运动追寻“整体历史”的社会史，提倡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强调“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思潮密切相关。在新史学视野中，社会史的文本范围大大扩大了，如王尔敏所言:“自古以来,文字教育远不及口传教育之深入社会。文人茫昧,史家无识,随任此等文化遗产无端遗失。……今后史学研究范围扩大,不能再蹈前人之粗阔愚疏。不惟器物图画碎陶片瓦可备史料之用,即诞言村语,亦未尝不可采录。”民间歌谣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理想的社会史文本，而追究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它的“民间性”。它是“一种民众话语,在平民俗众中产生或传播、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它所反映的是“包括民众的生活、情感、体验,以及对社会世界认知在内的民间意识形态”。代表性研究有如小田对近代江南妇女生活的描绘，刘旭青对浙江戏文、戏班情况的梳理，何根海对徽州商业生活习俗的考察，程美宝从“芽兰带”探寻清代中外贸易信息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歌谣成为社会史文献，要经历“去艺术化”，即“解构原有歌谣，滤化艺术情感，抽象民众观念”，并且对其存在的环境、时代进行确认，区别形与质、真与伪。

　　对于歌谣是民众社会生活史承载的理念同样体现在红色歌谣的研究中。红色歌谣指的是20世纪20-40年代，流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根据地军民广泛传唱的革命歌谣。吴晓川对川陕苏区红色歌谣的传播形态进行了结构，并以此切入当时民众的社会革命记忆建构与心理情感解读。此外李敏、曹成竹、路畅、王贵禄、张珊、黄景春等都有相关研究力作呈现。

　　通过将歌谣纳入地方历史文化环境成型过程，将之置于民众深层心理意识、情感观念积淀的关照下，歌谣的文化符号性特征得以较为明晰地呈现。它外在的艺术形态、表层的社会生活反映以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在其固有的地域文化架构中层层勾连，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被镶嵌在乡土社会中。歌谣保护的实践性研究也被提上了日程，如董秀团对云南大理白族调的调查，罗剑布依族民歌生态的调查，许晓明的壮族歌谣保护研究等。此外，与少数民族歌谣演唱有关的习俗活动也受到了关注，壮族歌圩的研究较为典型。研究者往往从历史的角度，结合壮族民间文化重构讨论歌圩对地方文化认同展开讨论，如罗远玲的《审美人类学主客位视野中壮族歌圩及其文化符号意义》，覃慧宁 《传统书写文化视野下的壮族歌谣习俗》等。刘三姐文化现象继续受到重视，研究主要关注当代非遗语境下刘三姐歌谣的内容、文化内涵、表演形式的重构与传承，并在此思路下展开对歌谣形式的研究。

　　歌谣的保护实践研究多在少数民族地区展开。较之汉族聚居地，这些地方拥有更为普遍的歌谣吟唱习俗，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歌谣资源保存得更为完整。然而面对传统歌谣所依凭的文化环境的整体消退，传统民间歌谣保护究竟该如何开展仍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危机下的探索也注定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结语 

　　歌谣，总是以轻快的姿态活跃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褪去了史诗的神圣、摆脱了传说的曲折离奇、也没有笑话的荒诞不经，歌谣在曲调、歌词的一沓三复中宣泄、抒发着吟唱着的情绪，传达他们的意志，酣畅淋漓，因此颇受人们的喜爱。也因为它所具有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歌谣能够广泛参与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学、文化等的各个领域中，对它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歌谣研究历程，呈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社会重大事件对民间歌谣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歌谣本身的特点使其成为“民众心声”的代表。在社会文化的各个转型时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崛起、新民主主义文化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直至当下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中，都伴随着大规模、群众性的歌谣搜集、整理，并迎来一个个理论发展的高峰。第二， 歌谣立体化研究范式逐渐成型。作为民间文学体裁之一，文学性是歌谣的显著特征，因此从一般文艺理论出发的评论研究一直占研究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自北大歌谣征集运动诞生之初，歌谣便与民俗联系了起来。当下，歌谣文本结构分析、文化符号内涵解析、社会网络运作相互联系的立体化研究纷纷展开，歌谣是民众生活方式、生活实践的理念在个案的研究中渐受强调。第三，多学科介入推动研究深入。除了传统的民俗学、人类学介入歌谣研究外，历史学与媒介传播学的加入为歌谣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拓宽了研究的思路。

　　新世纪以来，关于歌谣的研究逐渐向各个学科展开，但总的来说研究“厚古而薄今”，多侧重于历史的总结与歌谣传统形态的阐释，而缺少对当下社会中新歌谣的调查与研究。这其中既有学术的传统，也有现实的客观原因。对歌谣当代社会功能的研究多集中在儿歌对儿童的教育领域，且研究者多来自教育学界。歌谣在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比如地域传统文化传承、大众文化传播、新社会阶层认同等，有何种作用或者说其新形态将如何演变，都是能够引起兴趣的问题。

　　原文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注释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袁瑾，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副教授，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节庆、民间表演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出版《地域民间信仰与乡民艺术》《江南网船会》《杭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民俗卷》《杭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民间文学卷》《嘉兴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民俗卷》等，获得第六届中国文艺评论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