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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昌]诗性的河流从这里起源——论楚雄师范学院青年写作者群体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06-03  作者:杨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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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楚雄彝州最高学府,多年来,一批批理想主义者在楚雄师范学院所在地雁塔山这块溢满灵性的文化高地放纵青春的想象,他们或引吭高歌,或浅吟低唱,以自己未脱稚气的文字跨越艺术的高度,不断地给文坛制造惊喜。回溯这条校园文学的河流,自1984年10月14日雁塔文学社成立,从这里走出的写作者,已出版文学作品集数十部,其中以诗集居多,引发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文学日渐边缘化的今天,诗歌在校园里依然是热门的话题,每年大量的诗作发表于各类报刊,其激情和产量,让人不由得感叹:没有诗歌的青春是残缺的!近年来,一批优秀的学子感应着时代的脉搏,逐渐形成有影响力的创作群体。他们的作品纷纷刊发在当下极具影响力的刊物上,如许红军、杨蕊之于《大家》,果玉忠、李玉超之于《民族文学》,琚建波之于《光明日报》,阿卓日古之于《诗刊》,知更之于《中国诗人》,邝启艳之于《青春》,邓秋萍之于市场化写作等,可见其灼热的文学才华。从校园放眼社会,在楚雄文学发展历程中,青年作家是每一个时代的创生力量,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更新乃至文学的整体性变革,往往是从青年作家身上开始。从八十年代对社会剧变的共时性感应,到九十年代对社会转型带来的人性律动的把握,再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自觉转向历史与乡土的抒情,直至第二个十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学观念,青年写作者都在其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他们有着父兄辈作家的历史道义与社会责任,而且在挖掘人性的复杂深度上,体现了更鲜明的文学自觉。楚雄师范学院为楚雄州乃至云南省的文学队伍培养了大量骨干人才,他们在青年时代就崭露头角,并一直引领本土文学潮流,从最初的新星逐渐走向成熟,并成为某种文体领域的代表,除了自身的资质禀赋,对文学之美的执着追寻和对时代主潮的深刻把脉也显得至关重要。

  返回历史传统与民族心理的纵深处

  在这批青年写作者,彝族诗人占据了较大比重,跟自己的祖辈及父兄辈一样,他们的诗歌路径大多是沿着母族文化的方向向后溯源,在历史与民族中构筑自己的抒情场域。许红军是楚雄师范学院升本以来较早一批的写作者,他的诗歌充满生命的痛感体验,这与其人生经历有密切联系。他写诗时间不长,但出手不凡,起步之初就频频在《大家》《边疆文学》《滇池》等刊物亮相,并于2017年获得第十三届滇池文学奖。评论家郭艳认为,许红军的诗歌在琐碎的日常甚至于庸常的物镜中,诗人在扪心自问中试图发现诗情,抵达一颗年轻的诗心。如《叹春》以时间流逝隐喻个人精神性成长,《2月14日》在追忆婚姻让爱情坠入尘埃的同时,希望一个特别的日子——时间的更迭,来重塑对于爱的期望“每一年/都会有雪来清洗绝望”。《新历》《冬日贴》对于新旧的纠结,时光转瞬即逝的无端怅惘。尤其是《五月》,体现了作者在流年时光中对于自身诗歌才情和文学理想的焦虑和茫然。果玉忠与许红军系大学同学,但诗风有别。他的《信仰》刊发于《民族文学》,描绘的是滇中地区独特的精神现象,人们对精神之物的迷恋与未知,使神与鬼的认识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是敬还是畏,只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自我建构。诗人透过物化的表层,直面一个地区的精神状态,进而提炼出一种重视灵魂寄托的滇中人文景象,触摸到了这片土地的神髓。组诗《纸上村庄》以一名离乡游子的情绪书写对故乡的莫名感怀,无论是故乡汉化的彝名,还是叩人心扉的民歌,抑或那些恍惚的神话,都植入了诗人深沉的情思,内心有虚荣,有愧疚,有忧伤,但都体现了一份对故土和民族的深情大爱。诗人尽管只是触及故乡现实生活或精神世界的某个侧面,但笔触的敏感,已有着构成“纸上村庄”的迹象。李玉超的诗歌发表于《人民日报》《诗刊》《民族文学》等,《幽州怀古录》静雅迷人,这种借文史意象抒今人之情的表达,让字里行间弥散着安闲的古意。他的诗,思接唐代诗人陈子昂,与之形成一种空旷的复调。“从幽州台掠过/我立刻从大地上跳起/确信那人姓陈/一定可以和我大醉/一定是我宿命中注定的朋友/叫住他/在落日的梦境中,我心凄然/他心怆然/我们相拥,在荒野中大摆酒席/在月光下酩酊烂醉/然后抱头痛哭/泣成两个泪人/大滴大滴如捻珠/簌簌落入杯中,饮泪当酒/这两个苦命的人/这两个相依为命的人”。诗人以个人的精神诉求反映人类的大孤独,祈之于诗行的引领去找寻灵魂知音,穿越时空,隔代共鸣,获得了“灵魂对话”的超验。发表于《民族文学》的《丈量》是一名游子对故乡的守望,身在他乡,满目陌生,他将身边之景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对应,以两者的相似性来衬托对故乡深沉的爱恋。一遍遍梳理异乡点与点的距离,其实是一遍遍思念故乡的每个角落,带有乡野出身的淳朴与执拗。在现实中生活,面对民族存续下来的服饰、礼仪与文明,他的心中掠过一丝隐忧,在同质化的时代潮流中,这些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否能逃脱被遗忘的命运?《慢》是对亲人的追忆,肉身在尘俗中存活数十年,却终归于尘土,一代又一代,莫不如此,在与漫长时间的对峙中,人类永远是自然规律面前的弱者。这份带有哲学意味的启悟,增添了诗歌的艺术厚度。《无名英雄像雨滴》是面向革命先辈的致敬,当红色的火苗燃遍千里彝山,火种却遗落在了滇西北的群山深处,肉身已陨,精神长存,“无名英雄像雨滴/润泽江山”,自有一份对革命先辈的感喟。

  王学武的诗歌以想象的奇特见长。还在读大学时,我带他们去牟定参加诗会,当场写了一首主题诗歌,开篇就触动了我:“化佛山雄健的翅膀/翱翔了我的天堂/喜鹊岭陈酿的酒香/灌醉了我的灵魂/你从远古走来/倾倒每一个离去的背影/走进你的梦中/不是生活的必然/而是我的愿望……”,这样的文字清新雅致,感觉很好。离愁别绪是高应明诗歌的一个聚焦点,读他的诗,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幅古意盎然的画面:驿道边,一白衫书生面对北归哀鸿、大漠孤日或翩然远去的佳人身影而黯然神伤、泪噙满眶,一股愁绪油然生焉。诗歌弥漫着淡淡的感伤和悲情,展现了内心的敏感与脆弱。年轻的诗者都有这样的特点,那份因外物律动而导致的内心颤动,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而少有矫情的成分。但我更看重他揉进了社会思考的诗句,如《可以怀念》:“……灾难来临的瞬间/是你/张开双臂如雄鹰的翅膀/紧紧为学生守护生命之门/你无私承受残砖碎石的重压/而你只留下/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一句平实的话语/诠释了人生的真正内涵/虽然你已经走远/不再见面/但我相信你演绎的故事/明天依然会延续/当你的背影走出我的视线/我抬头的瞬间/一颗流星碰巧从眼前滑过/于是/我双手合十/开始为某一感动的瞬间而祈祷”。这首诗表达的是对在汶川地震中因奋不顾身保护学生而失去宝贵生命的映秀镇小学张米亚老师的深切怀念,表现了社会的担当,格调高朗。此外,写家乡物貌与父老乡亲的,如《火塘边》、《初冬,我记忆的摇篮》等,舒展的是对斯山斯水斯人的眷恋,情感深沉而不飘浮,浓烈而不做作,自有一份感人的情怀。

  罗云(阿卓日古)身上流淌着纯粹的彝族人的血液,诗歌承续起衣胞之地的文化特质,力图站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互汇的焦点上,以敏锐的触角沉入民族精神的内部,挖掘独具特色的民族心理意识,建构文学写作的自然意象。他执着地书写故乡的山岗、云朵、流风、羊群,为父亲的艰辛、母亲的操劳、族人的生死耗尽悲悯,这些既是构成他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的主要元素,也是诗歌写作最主要的表现主题。这种从故乡出发的诗学追求,抵达的却是人性的远方。梁茹雁(知更)的诗歌具有先锋实验的色彩。《极简戏剧》中出现了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还有靠时间和想象活成的白颈天鹅,从活生生的人到女尸,到鱼骨,再到无骨肉欲,镜头不断切换,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形成了蒙太奇式的表现手法。《苦恼》中“两只用于装废纸的纸篓”之间的争执,喋喋不休,它们之间互为对手,又相互帮持,从理性意义上来说,废纸篓当然不会有言语和思维,是作者自己的思想纠结,扔进去的是自己颓废的不成熟的思想,它们和“我”在进行痛苦的比拼、绞杀和反思中向着正态方向发展,我得了黑眼圈之后,焚去颓废的,超越了自己,由神话的介入,完成由诗歌到哲学的合理性转型。

  面向现代灵魂的省思与追寻

  楚雄是多民族文化交融荟萃之地,一批汉族写作者依然显示出不俗的实绩。琚建波的诗歌深受海子玄想气质的影响,语词中闪烁着洁净的光芒。“麦芒”“天国”“芦苇”等一系列形而上的意象在其诗歌中俯拾皆是,奇崛的词汇构筑出迷离恍惚的意境,编织了一幅内心丰饶的图景。那份对灵魂尊严的执着坚守,对彼岸意义世界的探索与跋涉,呈示出对心灵之外的烦嚣世界决绝的对抗姿态,从而让思想获得一种向上飞翔的力量。当他的同龄人都热衷于在失恋及一己得失中抑郁低徊时,他关注的目光却投向更为阔大的领域,语言乘着想象的翅膀,飞向精神的天堂。其中如《编钟》:“每一记都是那样沉重/响彻了春秋惨白的天空/诸侯喧嚣的烽烟/在屈原孤寂的脚步里/锈迹斑斑”。如《春天,想起海子》:“遥望春天的田野荠麦青青/掩盖秘密的野花花朵涩青/想起海子,今夜,天空不属于天空/在海水里,浪卷浪舒/今夜,我抱着白虎过海洋/春天,悲伤的海子,痛苦的海子/在山坡上种植前世今生的守望/我看见麦田的后代在大口喝酒/在月光下,明晃晃的剑影刀光/把诅咒刺伤,我的悲痛的海子/今夜,你看不见姐姐,也握不住泪水/就让它落下吧,灌溉满地的芬芳/满地荒凉的石头/今夜,打柴人从天堂走下来/你唱着夜歌,从容走上天梯/春天,想起海子,悲伤的十个海子/黑色的,翩跹的十个海子/面朝大海,铁轨的边缘,长风呼啸”。诗句表现出敏锐的语言感知力,思维的绵延、跳跃及内心世界的细腻呈现,使得诗歌有一中逼人心魄的力度。他的诗风还略显朦胧与晦涩,但我深信这正孕育着向纵深挺进的可能性。施颖在大学时就编印了自己的散文、诗歌作品集《做梦黎明》,发出青春的呢喃细语,工作后依然笔耕不辍。杨蕊写作了大量意象轻盈的诗歌,频频发表在《滇池》等文学刊物,活跃在云南文坛。

  2015年,经由市场运作,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邓秋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缘分让我们慢慢靠近》,其时,她还是一位在读学生。小说讲述16年前,曾名动四方的一起走私贩毒案,实则是秦天成为其兄弟的替罪羔羊,遭受无妄牢狱之灾。16年后,单亲孤女秦臻为解开父亲意外猝死之谜,在刑警颜时业的暗中相助下,揭开川水房产大亨真实面目,深入敌穴、与之正面交锋。小说书写的是青春的迷梦与破碎,被誉为“一段缠绵悱恻的纯美之恋,一曲扣人心弦的年少悲歌,一场青春救赎的夺爱之旅!”而作者对笔下的青春书写却有着自己更为独特的理解:“这青春,与世间任何一段青春无异——年华里,那些朝生暮死的悲喜,也就这样野花般自生自灭地燃烧在茫茫命途上,装点了路人的梦。我不怕死亡、不怕众人的谩骂与指责,我只是怕在没有你的漫漫余生中,我不能坚定当初的梦想。”她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和伤感,在书中如此抒怀:“你是否经历过这样惨淡的岁月,疼痛过后,依然期待,逆风飞翔?你是否经历过这样曲折的青春,悲鸣过后,依然期待,勇敢坚强?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心路历程,绝望过后,依然期待,风清云朗?”作为一位出生于云南边疆地区的“90后”写作者,从小在漫长的国境线边长大,见识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观,按理说,邓秋萍的写作应该承续上以民族性和地域性为核心的云南文学传统,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抒写边地的传奇和人性的幽微。可文学是讲究个体性的,普遍性的美学表征下,隐藏着让人料想不到的独特与奇崛,这往往才是文学最出彩的地方。这部小说属于典型的城市文学的审美范畴,表达了年轻一代为梦想而奋斗的信仰,尽管他们曾在青春的路口迷了眼,却不曾放弃过希望。作者用美好的故事,来诠释一段段青春的篇章,表达了“即使会折断翅膀,也要保持飞翔的勇气”。邓秋萍还有一组作品《岁月不会辜负你,它只是来得晚一些》《我没有面包,我只有热血沸腾的梦想和横冲直撞的青春》《没有人能够阻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除了你自己》等,被收入《读者文摘精华》等书籍,从标题到行文,都渗透着青春年代的文学气息,这与当前出版界对青春期读者阅读习惯的把握是一致的。抒情的话语,励志的故事,最能满足这一年龄段读者对精神食量的渴求,他们渴望从中获取人生的感悟,丰富知识和阅历,为人生找到前行的力量。不同的是,这组作品没有青春文学那种常见的病态美,虽然她也有小资情调,也有感伤情怀,但作品整体上流露的是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格调,面对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她还怀揣梦想,还有着实现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当下社会,年轻的一代人将面临自己严峻的生存选择,他们的痛楚与挣扎,也将是不可复制的。但每一代人都将为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担当,他们中不乏勇气可嘉者,不乏路途的探险者,在少量精英孤绝探索的背后,将是一代人执着跋涉的足迹。所以,信心,希望,善良,勇敢,这些人类品质中永不褪色的元素将以新的方式植入他们的人生。2018年,已成为青春写手的邓秋萍,以“十三夜”为笔名,又带着她的最新作品《你必须很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行走文坛,这部长篇小说再次刮起一股青春文学的旋风。

  相较而言,邝启艳的诗风有些特别。她写诗的时间不长,大约一年前,她从滇东北的故乡来到楚雄求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她独具语言天赋的诗作,那是一种与她出生和成长的那片土地有些疏离的美学。那片土地盛产“英雄美人”,口语诗更是成为一种时尚与标志。如此定义并非不敬,而是说地域特质往往会影响文学风格,对于苦难的坚韧承受,以幽默消解艰辛与不平,是诗人常用的方式。而邝启艳的诗歌起点走的是先锋一路,有较强的语言把控能力,意象跳跃,活泼,转化频繁,织就起一块内涵复杂的语义空间,带来语言的陌生化与新鲜感。她从自我的体验出发,力图透视纷纭离乱的人世图景,以形成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观感。如果注意语言意义的落实,让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有特指的涵义,从而不使意义的指向落空,她的诗歌将会呈现一种更为明朗而纯净的风格。李应梅的散文弥漫着乡土的气息,善于从身边的细小情节寻找感人至深的文学元素。对父亲痴迷书籍的描写,使得一名没有机会出人头地却敬重文化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这份热爱延续到了作者身上,形成良性传递的文化基因。她写母亲对子女的爱,是通过为孩子“绊露水”等动作来表现的,晨曦中的乡村田野上,一对母女结伴前行的背影,勾起了读者美好的回味与遐想。此外,文学评论人才的培养也是教学指导的重点之一,近年来,一批在读学生在《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刊物发表了对杨淑美、余继聪、秦迩殊、李光彪、段海珍、苏轼冰、刘存荣、陈衍强等作家诗人的评论,虽然文笔还显稚嫩,可毕竟他们有可能成为云南文学评论界的后继力量。

  青年文学精神的率性生长

  从这些年轻作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力量在率性生长,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和文学信念。无论是返回传统,吸收古典文学精神,还是从西方现代文学中借鉴艺术表现手法,抑或扎根于乡土,感受底层人性之美,都可看出他们对文学魅力的痴心,对汉语表达艺术的孜孜追求。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趣味,唯有趣味纯正,文风才会沉实,品格才会忠直。

  近年来,文学界习惯以代际为作家命名,这是一种缺乏严谨科学却又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至少从一个共处时代的美学来看,生长于大致时段的作家,他们经历的世界变局、教育方式、社会关注点都有较大的相似,而这些是构成文学观念的重要背景,因此,从代际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规律,总结带有某种共性的时代精神,不失为一个有效切入文学现场的视角。从上述这批年轻彝族诗人的写作中,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文学规律,可见出另一重文学的审美维度。客观地说,在全国现有的两个彝族自治州中,凉山的彝族诗人们对民族文化符码的表现更具自觉性和普遍性,楚雄的彝族诗人们,也许因接受汉文化洗礼的程度更深,诗歌中的文化心理特征渐渐消失了自身的民族属性。这是悲还是喜,值得深入探究,核心在于诗歌(乃至一切文学样式)是否应把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作为表现的主体,以此凸显民族性;或者应该有意识消弭民族意识,书写一种人类的普遍性。在具有少数族裔身份的经典作家身上,我们都会遇到如此困惑。如古代的曹雪芹、纳兰性德,现当代的老舍、沈从文等,今天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述中,都把他们作为主要的代表作家,而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此处用主流一词,并非言及少数民族文学的“非主流”地位,而是一种喻指),他们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在后一种论述中,作家的族属身份往往已被忽略,因为他们接通的,是人类共有文明的粗壮血管,对他们的讨论,是站在人类普遍价值立场上来进行的。而辨析的另一个焦点在于,这些经典作家作品中,是否体现出各自的民族心理,如曹雪芹、纳兰性德、老舍之于满族,沈从文之于苗族,据目前研究的普遍共识来看,自身的族属身份意识虽然存在,却并不鲜明。这涉及一个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少数民族作家,该如何在作品中构建自己的身份意识,进而实现身份认同。就研究的便捷性而言,我们当然希望看到那些彰显民族身份的作品,如诗歌对民俗场景的显现,对文化意象的烘托,对民族心理的挖掘,借着这些鲜明的研究载体,去深度触摸诗歌的艺术内涵,做出有说服力的审美阐释。问题是,这些带有文化指向的书写,该如何实现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转化,文学不应作为某个区域、某个族裔独自享有的对象,如此会越发走向偏狭,它需要一种阔大之象,实现跨越时空的濡染。因此,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成为具有世界性视野的写作者,在题材上,可以集中于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发力,如山川、河流、家园、人事,但其秉持的价值理念,则要超脱出一己之得失,站在更高的价值立场上思考和发声,只有如此,才是值得尊重的写作。

  在一个思想日益同质化的世界里,人们的信息来源、情绪感受都将变得整齐而呆板,尤其是新闻讯息的强势介入,改变了现代人的思考方式,全知全能的信息传播让生活呈现出平面化的特点,盲从,随大流,散失独立观察能力,已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症候。然而文学毕竟是心灵的事业,在一种浮躁的环境中,还有一些人为了探究内心的世界而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他们为了人类的精神能够获得更多的丰富性,发挥着勘探者的作用。尽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有各自书写和言说的风格,但是作家对于世道人心的探寻,对于人类存在可能性的展望,却是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文学的常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茬茬冒尖而起的文学新人,是这个时代的希望,他们继承着传统,又孕育着新生的力量。相较于祖、父辈作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忠诚热爱,及对先锋精神的不懈探索,出生于九十年代的写作者,更多回归了内心的体验,更加自我,崇尚独立,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精神界域中写出一种精致的文学格局。他们的写作依然是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观察和体验,是一种拒绝空疏、拒绝标签化的个人化努力。文学的构型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表征,少年强则中国强,从一代年轻者的书写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精神走向,那些凝聚爱与善良的人性微光,可以为这个日益浮躁与消沉的社会增添一抹亮色,毕竟,有这些心怀梦想的写作者,我们便不至于对未来充满绝望。应该为这样的青春书写喝彩。

  作者简介:杨荣昌,青年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原文载于:《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9年第5期。

文章来源:“荣昌文艺批评”微信公众号201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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