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的研究一般要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谈起。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它的研究亦是如此。从延安时期开始，文学会议具有独特的理论切入价值和突出的方法论意义。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以其全局性的整合、规范与指引功能，成为“十七年”(1949-1966)文学体制建构的行动纲领，对于民间文艺学也不例外。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延安文学的主导地位，民间文艺学积极参与新的文学格局的酝酿与建设。

　　民间文学的“文艺学”转型

　　194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民间文学领域的参与者是钟敬文。1949年5月，他应召到北京，筹备并参加全国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全国后部委员及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委。周恩来曾在其纪念册上题词：“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 敬文先生 周恩来”予以勉励。钟敬文在“文代会”中发言的时间是1949年7月11日，当时由洪深主持，曹禺、陈学昭、杨晦、钟敬文发言。钟敬文作为民间文艺学代表，积极与新的语境相适应。他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呼吁重视民间文艺，在“文代会”上做了《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的报告，报告中谈到“在整个难得的机会中，我要向诸位代表提出一个热诚的请求，请求大家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用毛泽东先生的话说，就是‘萌芽状态的文艺’)!”他认为民众的“生活和心理也没有像压迫阶级所常有的那种空虚、荒唐和颓废。大体上它倒是比较正常，比较合理的。就因为这样，在文艺上反映出来的生活现象和思想感情趣味等，也往往显得真实，显得充沛和健康，不是一般文人创作能够相比。”在这篇讲话中，钟敬文一改从前学术研究的思路，特别提出了关于民间文艺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价值的问题。“对于民间文艺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还不能说大家都已经有了很深刻和正确的认识。好像神话、传说中所具有的那些浪漫想像，对于它的性质和价值，我们多少深深地体会过M·高尔基氏的卓见呢?又好像对于一般民间作品那种‘单纯’、‘简约’的艺术力量或民间笑话所特具的那种强烈的战斗性等，有多少人真正充分理解呢?再好像真正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的创作跟小资产阶级的或流氓的知识分子的创作(都市间流行的某些小调、说书、曲本和通俗小说等)，在性质和意义上的差别，曾经有多少人注意到呢?”[①]他认为今后民间文艺学要在这些问题上深入研究，并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这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正式确定了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起初的活动范围包括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美术等一切艺术门类，实际上除民间文学外，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由后来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兼管。《光明日报》从1950年3月1日开办了《民间文艺》专栏，到同年9月20日停止，共27期，所发文章主要阐释民间文学具有的特殊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②]。此外，游国恩的《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③]、李岳南《论<白蛇传>神话及其反抗性》、《民歌的战斗性》、《控诉封建婚姻的民歌》、《从<诗三百篇>中看农奴和妇女生活之一斑》[④]等文章也都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论述了民间文学在文学上的特殊意义。

　　1950年至1951年不定期出了《民间文艺集刊》三册。其主要内容包括民间文艺研究和讨论的文章，民间歌谣、传说、故事、谚语选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情形的报告。集刊的撰文者都是文艺界的大腕：郭沫若、周扬、老舍、钟敬文、游国恩、俞平伯……其中钟敬文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⑤]、《民间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⑥]、何其芳《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⑦]、周扬的《继承民族文学艺术优良传统》[⑧]等对民间文学的内涵与价值进行重新定位，重点剖析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民族文化价值。这些导引了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逐步确立。

　　1955年4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主编的《民间文学》创刊。该刊物不仅刊登民间文学作品，同时发表民间文学的理论文章，在当时属于民间文学主要学术阵地，其导向并呈现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与学术动态。它在当时文学界、艺术界以及国外的民间文学界，都有极好的影响。日本的君岛久子、加藤千代等都一致认为《民间文学》刊物是世界上少有的民间文学专门刊物，水平特高，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加藤千代编了一本《民间文学》分类目录，是日本中国民艺之会编印的，目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民间文化阅览室”中。

　　《民间文学》的发刊词中说：“过去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许多口头创作，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历史的最真实、最丰饶的文件。……在这种作品中，记录了民族的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记录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记录了统治阶级的专横残酷和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是最珍贵的文献。……我们今天要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的神话、传说和谣谚等。”[⑨]这个《发刊词》以学术团体和官方的语气全面而充分地论述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意义，即它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价值，而其“学术”研究也就是民俗学的研究虽有所提及，但已经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或许只是为了兼顾国统区不同的学术见解而已。在这一思想的导引下，搜集与整理民间文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的核心。

　　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开始采集全国一切新的和旧的民间文学作品，具体搜集的科学理论是：“①应记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时期及流传情况等;②如系口头传授的唱词或故事等，应记明唱者的姓名、籍贯、经历、讲唱的环境等，③某一作品应尽量搜集完整，仅有片断者，应加以声明;④切勿删改，要保持原样;⑤资料中的方言土语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须加以注释”。[⑩]从具体内容看，搜集的规范只是宏观上的导向，在民间文学领域，更多地把资料搜集当做获取民间文学研究文本的一种方式，并且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学人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

　　1958年，因生产大跃进的激发、党中央的号召而掀起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的群众创作促进了民间文学工作的迅速发展。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11]。同日，中国民研会主席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刊编辑部问》。他认为：对民间文学“研究文学的人可以着眼其文学价值方面;研究科学的人可以着眼其科学价值方面。可以各有所主，没有一个秦始皇可以使它定于一尊”;“从科学研究来看，必须有忠实的原始材料”;“忠实的原始记录是工作的基础”;“但是从文学观点上来说，加工也很重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12]等等。

　　1958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13]，强调要将整理工作和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与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科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全国性的采风运动迅速展开，四川彝族著名史诗、叙事诗《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妈妈的女兒》等，之后編成《大涼山彝族长诗选》、《大涼山彝族故事选》;壮族《刘三姐》、《百鸟衣》等。最后经过选编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二集)，第一集中收编30个民族121篇作品，第二集中收入31个民族的故事125篇。十六字方针没有直接运用西方民俗学调查的术语“田野作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人对其开始质疑，认为它的研究有诸多不科学之处，田野作业才是科学术语，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批判，最初的调查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它的科学意义则难以抹杀。正如日本学人所述：他们“采集整理的方法和技术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是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如此大量而广泛地加以采录，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一工作进行得还有些杂乱，但是这标志着把各民族所创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一个有机的民间口传文学世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而不是零敲碎打地加以把握的一个开端。”[14]在资料搜集中，他们注重民间文学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努力契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流，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导引中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话语体系。

　　通过全国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神话等通过《民间文学》首次面世，。它不仅推动了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推广和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家、艺术家继承屈原、李白的优秀传统——学习民间文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55至1966年的《民间文学》中刊登了大量民间歌谣、谚语、童话等民间文学作品，学人努力将口头资料转为文献(或文学)文本，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资料搜集与理论研究的分离。它的弊端是明显的，正如韦勒克所言“这种将‘研究’和‘鉴赏’分割开来的两分法，对于既是‘文学性’的，又是‘系统性’的真正文学研究来说，是毫无助意的。”[15]民间文学主要围绕作品鉴赏、作品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展开。《民间文学》中理论文章每期均有一篇，但主要是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学者具有借鉴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热忱，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对我国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当时的确是诚心诚意地把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间文艺学来学习的”。[16]同时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来说,引进苏联民间文学理论也有自身能够顺利接受的内在原因，“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一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同时也是直接在苏联的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学工作的经验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的。”[17]《民间文学》刊登过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文章40余篇，其中知名的有A·A·开也夫[18]、B.普罗普[19]、高尔基[20]等。他们的论述包括了民间文学的类型、艺术价值、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当然主要是斯大林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观点。[21]它们构建了中国民间文学领域新的“文艺学话语”，成为当时民间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正如钟敬文所述：“建国以后,在这方面,我们也介绍了苏联学界的著作,一直到苏联片面毁约之前，他们这方面的言论对我们的理论工作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影响较大的,还是那些被介绍过来的一般的文学原理、文艺学导论的著作。因为我们学界专门搞民间文艺学的人比较少,更多的是一般爱好文艺、从事这样那样文艺工作的同志。而那些外来的文艺学导论一类的书,以及深受这类著作影响的中国著作,是流通很广的。[22]

　　总之，1949-1966年国家在文艺方面重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民间文艺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学人适应当时的历史语境，形成了新的依附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依照一般文艺学模式展开的民间文艺学话语体系。

　　多民族民间文艺学格局的形成

　　1918年北大歌谣学运动开始，少数民族的民歌、谣谚、民间故事就被关注，但其重心是南方民族。《歌谣》周刊就已刊载了壮族民歌的文章，《民俗》周刊登过壮、瑶、毛男、彝等很多民族的民歌，并且掀起了研究《粤风》的高潮。20世纪30年代，学者从民族学的视野对赫哲等东北、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研究，成果显著。[23]1903年，梁启超引入瑞士——德国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nation)一词。“少数民族”一词较早出现在孙中山的著作中，以及它学术梳理在相关著述中论述较多[24]，在此不再详述。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共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1928年7月29日)中进一步强调少数民族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并提议将民族问题列入第七次大会的议事日程，加入党纲。[25]中共不仅关注蒙、藏、回等人口较多少数民族，同时，也开始关注国内其他人口较少的民族，如“苗”、“黎”等，并认识到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对中共此时的民族政策做了最为系统的阐述。[26]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第一次讲到各民族权利平等、设置少数民族自己管理的委员会、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文化。[27]抗战胜利后，中共倡导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一直就很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伴随着第一次“文代会”，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文艺思想逐步处于核心，秧歌舞、秧歌剧被主流文学领域关注，民间文学特殊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被张扬。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的民族理论，中共积极推进从40年代就已确立的民族自治政策，在政治与文学等因素的共同建构中，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的良好契机。为了庆祝西藏的和平解放，刊出了“藏族民间文艺特辑”[28]，其中选录了藏族著名的故事《茶和盐的故事》和优秀民歌27首，同时刊登了周扬《继承民族文学艺术优良传统》。这是在学术期刊中第一次较为集中地出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以及理论研究。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月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八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于是各地的调查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

　　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其主办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积极参与少数民族调查。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由毛星带队，文学研究所有孙剑冰、青林，民间文艺研究会有李星华、陶阳和刘超参加，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他们调查的宗旨是“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29]此次调查采录工作成果显著，出版了《白族民歌集》[30]、《纳西族的歌》[31]等。同时，在同一时期《民间文学》发表了白族、纳西族民歌、民间故事等作品。《民间文学》从创刊几乎每期都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具体的数量与比例参见表一。从创刊号开始，她刊载出《一幅僮锦》[32](广西僮族民间故事)，后又改编为剧本，获得了全国电影优秀剧本奖，据该剧本拍摄的影片获1965年卡罗兹·发利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荣誉奖，影响颇大。其他诸如阿凡提故事、巴拉根仓故事、苗族古歌、梅葛、娥并与桑洛等都是这一时期被搜集，并在《民间文学》中发表，当时所发表文章除了涉及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彝族、瑶族、壮族、羌族、白族、纳西族、傣族、赫哲等。可以说，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搜集了大量阶级意识显著，反映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谣、民间故事、传说等。但另一方面搜集者也关注民间故事、传说、民歌与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关系，重视民歌与演唱者生活及生存情境的关系等。因此，《民间文学》不仅有故事，而且有民歌、谚语、有学术性。所以在文学界、艺术界以及国外的民间文学界，都有极好的影响。日本的君岛久子、加藤千代等都一致认为《民间文学》刊物是世界上少有的民间文学专门刊物，水平特高，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加藤千代编了一本《民间文学》分类目录，是日本中国民艺之会编印的，目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民间文化阅览室”中。

　　表一 1955-1966年《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与研究比例表

　　总之，从1949-1966年《民间文学》刊发的文章以及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不再沿袭20世纪30-40年代的学术道路，逐步从民俗学、人类学领域剥离，转向文艺学的学术体系，同时在少数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的情境中，逐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多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格局。

　　“人民性”话语体系的构建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他指出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文学革命，无产阶级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现在要建设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宗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文学”。[33]1942年，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规定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周扬对《讲话》进一步阐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34]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代表解放区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发言，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35]，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以及新文艺的方向，就是《讲话》所规定的“人民的”方向。延安的文学精神扩展到全国文艺界，“人民性”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基础概念。民间文艺本身是劳动人民的创作，钟敬文在“第一次文代会”作了《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的发言，他谈到“在整个难得的机会中，我要向诸位代表提出一个热诚的请求，请求大家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用毛泽东先生的话说，就是‘萌芽状态的文艺’)!”他们的“生活和心理也没有像压迫阶级所常有的那种空虚、荒唐和颓废。大体上它倒是比较正常，比较合理的。就因为这样，在文艺上反映出来的生活现象和思想感情趣味等，也往往显得真实，显得充沛和健康，不是一般文人创作能够相比。……真正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的创作跟小资产阶级的或流氓的知识分子的创作(都市间流行的某些小调、说书、曲本和通俗小说等)，在性质和意义上的差别，曾经有多少人注意到呢?”[36]可见民间文艺由于创作者、流传者与作家文艺的不同，契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人民文艺”之要求，逐步形成了民间文艺学的显性与核心话语即“人民性”。

　　“民间文学源头论”是20世纪50～60年代中期文学史的基本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民间文学主流论”、“民间文学正宗论”的偏至。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研究者也努力探析作为文学艺术共性的“人民性”。民间文学研究者特别强调民间文学是人民的口头创作，突出它与人民性的契合，并努力诠释其内涵。1955-1963年之间，《民间文学》杂志就这一问题刊发过苏联的人民口头创作理论与当时学界的相关研究，其中以克冰(连树声)《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阐述作为详细。他将人民性表述为“人民口头创作跟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是紧密而直接地结合着的，是它们的直接放映，是劳动人民的魅力的生活伴侣，是他们的有益的教科书和恢复疲劳、增强健康精神的高尚娱乐品，是他们的锋利的斗争武器。所以人民口头创作表现着劳动人民的世界观，表现着他们的道德面貌、劳动和斗争，他们的‘憧憬和期望’(列宁语)，他们的美学趣味和观点。总之，它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反映着劳动人民的外在和内在的生活。这就是人民口头创作的人民性。”[37]他的思想一方面受到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国内文学艺术领域人民性探讨直接相关。人民性在20世纪50～60年代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我们说某某作品是富有人民性的，这应当是一个很高的评价。”[38]人民性成为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标准。民间文学领域特别强调民间文学作品的直接人民性，及其在人民性上的特殊优势，在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审美与批评中也经常使用“人民性”一词。钟敬文在1950年在纪念开国周年所作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已经开始用这一名词，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课程改名为“人民口头创作”，匡扶在《民间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将人民性作为专章进行阐释，思路是：从文学的人民性延伸出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指出民间文学的研究如何认识和发掘作品中的人民性。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使得民间文学更强调与“人民性”联系密切的“集体性”与“口头性”，研究围绕这两性展开，而对于民间文学的另外两个基本特质——“传承性”与“变异性”则忽略了。

　　总之，从《民间文学》刊发的理论文章与主要作品可以看出，民间文学领域以人民性为核心话语，民间文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的对接与话语移植。这种名词、概念、理论术语的简单移植，造成了民间文学研究理论的简单化与作家文学化;同时也造成民间文艺学基本问题、基本理论与基本话语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偏差与错位。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4期，中国民族文学网经作者授权转载

　　[①] 以上引文出自钟敬文：《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文艺报》13期，1949年7月28日。

　　[②] 参见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第22～23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

　　[③] 载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民间文艺集刊》1950年第一集。

　　[④] 参见李岳南：《民间戏曲歌谣散论》，上海出版公司印行1954版。

　　[⑤]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集刊》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年。

　　[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集刊》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

　　[⑦]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集刊》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

　　[⑧]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集刊》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

　　[⑨]《发刊词》，《民间文学》1955年4月号。

　　[⑩] 《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载于《民间文艺集刊》1950年第一集。

　　[11] 同篇文章刊登于《民间文学》，1958年5月号。

　　[12] 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刊编辑部问》，《民间文学》1958年5月号。

　　[13] 2006年8月14日访谈刘超。

　　[14]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八辑)，第6页，内部资料1963年11月。

　　[15]〔美〕 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著 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第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版。

　　[16] 参见连树声《借鉴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历史回顾与思考》，载于《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03年第1期。

　　[17]《编后记》，载于《民间文学》1957年第11期。

　　[18] 〔苏联〕A·A·开也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论人民创作》，连树声译，《民间文学》1955年4月号;《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工人口头创作》，《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

　　[19] 〔苏联〕B·普洛普：《英雄叙事诗研究中的一些方法论问题》，王智量译，《民间文学》1956年1月号、2月号。

　　[20] 〔苏联〕高尔基：《谈故事》，孟昌译，《民间文学》1956年5月号。

　　[21] 黎敏：《新中国头十年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引入》，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22] 钟敬文：《谈框子》，《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版，第264-265页。

　　[23] 参见汪立珍《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建设回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4期。

　　[24] 梁庭望：《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1期。

　　[2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卷)，3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

　　[26] 金炳镐：《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89～90页。

　　[27]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28]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艺集刊》，第三期，1951年。

　　[29] 王平凡 白鸿编：《毛星纪念文集》，第92页，学苑出版社2004版。

　　[30] 杨亮才、陶阳记录整理《白族民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1]刘超记录整理《纳西族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2] 萧甘牛：《一幅僮锦》，《民间文学》1955年4月号。

　　[33]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59～669页，人民出版社1964版。

　　[34]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

　　[35]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第513页。

　　[36] 钟敬文：《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文艺报》13期，1949年7月28日。

　　[37] 克冰(连树声)：《关于“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1957年5月号。

　　[38] 记哲：《略谈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