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27年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为标志，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已近百年，它主要是在勾稽整理大量古典文献的基础上，揭示和探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批评的嬗变历程、基本原理、文论思潮与思想。历代学者勤奋耙梳，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中国文学批评史在研究视野上仍然存在盲区。学界很少从民间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而是偏重于从作家文学理论的角度研究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王士禛、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文学名家，《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名著更是倍受关注。学界研究的古代文论文体也较多地集中于诗词类(如诗话、论诗诗、词话)、文论类(如古文理论、赋论、骈文理论)，至于古人就神话、民歌民谣、民间口头叙事文学、民间说唱曲艺所作的大量论述，遭遇漠视或忽略，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内涵构成上高雅有余，通俗不足，在思想意识上国家意识和官方意识突出，民间立场薄弱。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构成中，理应包含民间文学批评。我们有责任将那些一直被忽视的，或者被置于作家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中，但事实上与民间文学思想有密切关联的内容清理出来。这种清理有助于将那些在既定的文学批评史学科框架中，找不到立锥之地，或者始终处于次要或附庸地位的民间文学批评及理论得到发掘、释放和彰显，还它们以本来面目，使之回归其本体地位。这有利于张扬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及理论的独特性，更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和文化精神。而且，当我们将民间立场、大众意识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就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研究的本土化、大众化、日常化新境界。同时，随着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作家文学理论转向民间文学批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志诗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充分运用，这样就可能在研究方法上得到重大的突破。

　　关于创建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提法，难免引发学界的怀疑，毕竟，它面临着重大的学科观念的转换问题。由于受传统的文艺观念和研究理念的影响，学界可能会持一种相对消极的认识，认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保存情况不好，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批评及相关理论资料也很稀缺，能够直观到的一些零散论说，似乎不足以构成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尚且不能确立，遑论学科研究体系的建立?这种认识，在学科研究的初级阶段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和民间文艺学学科的起步都比较晚，学科之间彼此碰撞和相互启发的机会也较少。然而，随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逐步成熟，各学科之间相互交流的范围越大、层次越深，它们之间相互启发，相互渗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以前那种固有的研究理念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举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这种转换的可能性及重要价值。比如关于《诗经》的讨论，可不可以全部纳入民歌批评的范畴之内?《诗经》有所谓“四诗”，即“国风”、“大雅”、“小雅”、“颂”。众所周知，十五国风，本来就是采撷于十五个诸侯国包括京畿地区的民歌，将历代对“风诗”的评论划入民间文学批评的范畴，不论言说主体是站在什么角度上来论说“风诗”，它们都可以划属民间文学批评，这从学理上来说不成问题。困难之处主要在于如何处理“雅”和“颂”?中国民俗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田兆元先生在启发笔者研究民间文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思路，即“大、小雅”中的一部分和“三颂”，从文学发生学和原初功能的角度来看，本来就可以视为民俗歌(或称仪式歌)。因此，所谓孔子论《诗》，就是孔子关于民歌和仪式歌的讨论。所谓“采诗观风”的理论、《诗大序》的论“诗”等，其实都是关于古代民歌、民俗歌或仪式歌的理论。如此一来，全部《诗经》的讨论，都可以从古代民歌思想的角度上找到崭新的理论突破口，从而纳入古代民歌批评的范畴。这只是一个典型个案，还有大量的其他民间文学批评，不仅存在，而且在数量上不可小觑，由兰州大学武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献辑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的出版即可证明。这是一片丰沃的田野，亟待我们去探幽掘宝。

　　虽然不少学人并不主张首先提出研究体系，但任何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提出和进一步研究，仍然需要作出初步的设想，然后在一定的研究思路的引导下进入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这应该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自我辨识和自我规范的过程。鉴于此，本文的基本任务是建议性地提出创建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体系的基本思路，以供学界批评。我认为，可从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一是提供可参照的基本标准，以此来厘清古代民间文学批评与作家文学批评的边界，明确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二是尝试建立一种能够凸显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特色的范畴体系。三是试验采用一种比较成熟的，可供参照的研究方法，通过它来确定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范式。

　　(一)厘清边界，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及范围

　　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基础性的工作是需要按照一定的参照标准，厘清古代民间文学批评和作家文学批评的边界。其浅层目标在于明确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深层目标是呈现民间文学思想和作家文学思想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厘清学科研究对象的边界，其参照标准可以从两个基本层面进行。

　　一是以批评的对象为准绳。即首先考察“论说的对象是民间文学?还是作家文学?”我认为，不论批评言说的主体是否文学家，也不论具体的批评文本以何种形式存在于何种典籍文献中，只要它言论的对象可以划属古代民间文学，就可以视这些言论为古代民间文学批评。换言之，古人对各种古代民间文学所阐发的意见，都可以归属于古代民间文学批评。

　　除了前面所举的例子，即将与《诗经》有关的批评纳入民歌批评范畴的分析，可以极大地拓宽我们的研究对象之外，历代人们以各种形式就“汉乐府”、“歌”、“辞”、“曲子”、“山歌”、“小令”、“小曲”、“小调”、“竹枝词”、“五句子”等等所发表的意见，比如王灼《碧鸡漫志》对民间词曲的评论，冯梦龙对明代民间歌谣的整理研究，杨慎《古今风谣》所体现的民歌观，李调元《粤东笔记》对粤东歌俗的研究，历代史书中的《乐志》对民歌的研究等等，显然都可以划归古代民歌批评。在各种经、史、子、集等典籍中，还有很多关于上古神话、仙话故事、志怪故事、寓言故事、传奇故事、民间笑话的评说。比如刘向、刘歆父子，郭璞、陶渊明、胡应麟、杨慎、王崇庆、吴任臣、毕沅、郝懿行、吴承志等人对神话集《山海经》进行过注释、评说和研究，构成了一部蔚为大观的《山海经》批评史。还有王充在《论衡》中对神话传说的尖锐批评，应劭《风俗演义》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古代神话，冯梦龙对民间传说和故事的整理和研究等，古人就“话本”、“隐语”、各种民间说唱和曲艺等发表的看法，也都应该归位于民间文学批评。这些论说中所包含的宝贵的民间文学思想，在一般的文学批评史著述中要么得不到重视，要么难觅踪迹。我以为它们恰恰集中体现了中国民间文学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古代民间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研究对象，我们应该将它们清理出来进行系统的研究。

　　二是从古代民间文学具体的文类和文体角度入手，这一参照标准需要落实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由于古代民间文学批评与作家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比如中国古代文人作家所选择的写作文体，大致上都是起源于不同的民间文学文体，我们在明确古代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时，就特别需要考虑不同文体的差异性，从文类和文体的角度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寻找它们与作家文学批评的边界(也可称为外延或范围)。

　　以民歌批评中的“乐府”和“词”为例来看看这是一种什么情形，因为我们所说的民歌批评本身就面临着非常复杂的边界识别问题，它甚至决定了中国古代民歌思想研究的广度、深度与高度。

　　文学史上关于“乐府”的含义特别复杂，它在历史上就存在着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两种形态，在中古以前它有古诗、古歌之意，属于民间乐府，比如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收集了由先秦至唐末的民间歌谣5000多首。古人就这些民间乐府所发表的意见，可归位于民歌批评。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人盛倡的“新题乐府”则属于文人乐府，就它们所展开的言论，除了涉及它们与民间乐府的关系的言说之外，大体上应归属作家文学批评。此外，唐宋词发展起来后，乐府之名还与小曲子、乐章、乐曲、小歌词等术语混淆在一起，主要是指“词”，在词论中的所谓“乐府”，其创作主体主要是文人作家，这方面的论说，也应归属作家文学批评。历史上，民间乐府批评和文人乐府批评夹杂在一起，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如果我们要把属于民歌而非文人诗的民间乐府批评及相关理论整理出来，就需要结合具体的批评语境来寻找它们的边界。这种整理固然比较困难，但显然有利于发现文人乐府思想与民间乐府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

　　“词”这种文体，也经过了从民间歌唱发展到文人创制的过程，它早期尚处于民间歌唱状态时的名称主要是“曲”、“曲子”，因为它是由民间配合乐曲的民歌发展而来的。正因为如此，在部分词论和词话著作中，由于必然要涉及文人词的起源、最初的功能、与合乐而歌相关的艺术特色等方面的讨论，它们也可以纳入古代民歌批评的范畴进行研究。所以如果要将民间曲子词的批评和相关理论清理出来，则需要根据词体的演变情况来确定其边界。

　　至于神话、民间传说和故事、民间说唱艺术和曲艺、民俗语言等等，都面临着寻求民间文学批评和作家文学批评的界限问题，这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二)结合文类，建立基本的研究范畴体系

　　为了突出中国民间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可以突破一般文学批评史以史为经、以论为纬的研究框架，尝试采用以文体类型为经，以史论结合为纬的方式构建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范畴体系。

　　所谓以文体类型为经，即以古代常见民间文学文体类型和批评文体类型作为经线。其中以民间文学文体类型为主线，批评文体类型为辅线。而一般的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理论体系是以史为经，即主要按王朝更替或时代变迁的方式来划分文学批评史的分期，然后在各个时期中介绍并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想、思潮、流派、批评家和理论著作，这种历时性的研究有可能遮蔽民间文学批评的内涵和特征。

　　以民间文学常见文体类型为主线，即以现代的民间文学学科对民间文学的分类为主线。通行的民间文学学科一般是将民间文学的基本文类划分为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歌谣、民间长诗、民俗语言、说唱文学、民间曲艺等，我们可以据此将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分为相应的一级范畴，并在一级范畴之下进一步明确二级范畴。如在神话批评中分出神话(如郭璞注《山海经》)、仙话、鬼话等;在民间口头叙事的批评理论中，分出民间寓言、传说、小说、笑话等;在民歌批评中分出风诗批评(包含《诗经》的批评)、乐府批评(如李孝光序《乐府诗集》)、曲子批评(如王灼《碧鸡漫志》)、山歌批评(如冯梦龙《序山歌》、刘禹锡《竹枝词序》)等;在说唱曲艺批评中分出变文批评、话本批评、南戏批评等等。当然，二级范畴的名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直接采用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文体名称，因为这样更具本土化特色。比如，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神话”之称的，而多以“神”、“怪”、“异”、“谐”称之。中国古代也没有一个统贯所有民间歌谣的民歌之称，而是将合乐的歌与不合乐的谣分开，或者另称其名，如风、乐府、曲子、辞、竹枝、山歌以及其它称名不同而大意相近的歌体。说唱文学有变文、话本、诸宫调，弹词、宝卷、鼓词等，民间曲艺文学有宋元杂剧、南戏、明传奇、昆曲及各种其它地方戏等。这样可以建立起一个最基本的，真正具有民间文学批评的鲜明特色，足以与作家文学批评相区别的研究范畴体系。

　　以批评的文体类型为辅线，有利于我们获取更多的文献资料。中国古代常见的批评文体类型主要包含各种形式的诗文评、小说戏曲理论、书信序跋等，比如典型的诗文评形式有论诗诗、诗话、词话、赋话等，小说戏曲理论有小说戏曲评点、曲话等，虽然它们主要用于作家文学批评，但其中也夹杂着部分涉及民间文学的言论，值得我们发掘。比如《文心雕龙》中的《乐府篇》其实关于古代民歌的专篇，《谐隐篇》是讨论来自民间的谐辞隐语的专篇，严羽的《沧浪诗话》的《诗体篇》，也有关于古代民歌体的讨论，它们都可以从作家文学批评的体系中抽出来，作为民间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研究内容。此外，还有大量民间文学批评散见于诸子著作(如先秦诸子典籍中多有对于上古神话的评说)、史传之书(如春秋三传、《史记》等中均涉及对上古神话的言论)、各种杂史野史和笔记、诗文书信(如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还有那些收集了民间文学作品的辑本的历代序跋，如《乐府诗集序》、冯梦龙《序山歌》等等，它们理所当然都可以纳入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范畴体系之中。

　　所谓以史论结合为纬，是指在每种文体类型的民间文学批评范畴之内，再按史论结合的方式，耙梳并评析各种文献资料，使它们呈现出清晰的发生发展脉络，并突出其中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学思想、论家、论著和核心论点。比如对于中国古代神话，从先秦到近代都有不少相关的言论，如果不加以有序的整理，那些言论似乎永远只能处于可说可不说的零散状态，这十分不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思想的演变情况。在民间文学界，中国神话史的研究固然会对历代人们的神话观进行一定程度的清理，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侧重于梳理广义神话意义上的中国神话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历程，而置于民间文学批评史中的中国神话批评，核心任务并不在于梳理神话本身，而是梳理历史上对于神话的各种论说，辨析不同的神话观，从而综合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各种神话思想。比如中国古代关于神话的论说，主要形成了神话虚妄观、神话古史观和神话合理观等主要派别。王充、柳宗元等所持有神话虚妄观，主要是受了孔子 “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两汉以来的史论著作则将部分神话历史化，如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就引入了上古神话，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体现了他的神话古史化观念。明清及近代学者较多持神话“合理”观，如陆深、赵翼、黄芷御等对《女娲补天》神话的分析。这些关于神话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思想背景和自身逻辑演进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所以有必要按照史论结合的方式进行整理和研究。至于民歌批评，涉及的历史跨度大、范围广泛、对象极为丰富，除了《诗经》的历代批评都可以纳入其中之外，关于各种句式的古歌、民间乐府、民间曲子词，典型意义上的各种民间山歌、田歌、小调、号子等等的批评性文字也理当囊括于其中，这些也有必要按照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由于整理工程浩大，研究也不可能面面俱全，这就更需要史论结合、以点带面、突出重点，使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理论体系得以清晰的凸现。

　　(三)范式与方法：思想史与批评史结合

　　学科的研究范式与与研究方法之间联系密切。范式( paradigm)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 Thomas S1Kuhr)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首先提出(1962年) 。在该书序言中，库恩认为，：“我所谓的范式(paradigm)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①]我们大体上把它理解为，科学家之所以能对共同研究的课题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方式和规则,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标准方式，即范式。《西方教育词典》把“范式”解释为“是知识社会学术语,指一个人在执行任务、解决问题,或者广义的说从事他的事业时所持有的一系列看法,包括这个人(同他所持有相同思想的同事们)在实践时所持有的观点、假设、价值准则、方法论以及检验的标准和精确度等。也可以说,在同一学科中不同思想流派是在不同范式中工作的。”[②]可以看出，研究范式包含着研究方法，这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表现十分突出，特别是当某一种研究方法，对学科研究的模式具有确定和转型的作用时，往往会成为一种研究范式。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也需要确定它的研究范式，而对确立研究范式起重要作用的研究方法的选择尤其关键。在这方面并不需要另起炉灶，因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百年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很有代表意义的研究范式，可以拿来参照。现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胡晓明先生在1999年的保定年会上发表《出新何术得陈推》，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五个基本研究范式形象地概括为造楼式、掘进式、造桥式、隧道式、高架式等五种[③]，这些研究范式其实都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有关。鉴于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我们在研究民间文学批评史的时候，不妨向那些成功的案例借鉴。比如用治思想史的方法来治批评史。这一研究方法运用于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可明确地表述为，用治民间文学思想史的方法来治民间文学批评史。

　　用治思想史的方法来治文学批评史，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由鲁迅先生开创的，代表作是《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罗宗强先生则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一书正式确立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体系。这种研究方法的内在价值或者说主导精神，在于还原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主张究古今之变，强调文化精神的传承。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来说，具有能够确定一种基本的研究范式的重要意义。因为民间文学文学批评更大程度上应该被置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背景中，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思想的发生与流变，应该构成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中心线索。如果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高度来研究古代民间文学批评，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思想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就能得到彰显，这也正是研究民间文学批评史的旨归。

　　从中国民间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批评史，使我们意识到，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任务，并不能仅仅停留于将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批评及相关理论进行发掘、整理和系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将一个被长期忽略或被遮蔽的事实揭示出来，那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闪烁着中心与边缘，官方与民间的对抗与互融的光芒，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民间文学思想的话语流变来揭示这种关系，也可以分别通过研究神话观念的演变、民歌观念的演变、民间口承叙事文学观念的演变、民间说唱艺术观念的演变等，来研究这种关系。除此之外，大量的民间文学批评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都将在更多层面揭示中国文学思想，以至于文化思想的深刻奥秘。

　　综之，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与研究，能够实实在在地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学科的创新研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系统过程，需要学人们共同努力，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想借用《诗经·大雅·文王》中的一句诗来激励有志于开拓这一研究新境界的学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本文为作者柳倩月关于“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发表于《学术论坛》2010年第10期)

　　注释：

　　[①] 托马斯·库恩著. 金吾伦、胡新和译.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②] 德·朗特里. 西方教育词典[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③] 胡晓明.出新何术得陈推——1999古代文论保定年会随感. 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第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