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临汾 041004)

　　关键词：民间 民俗学 民间文学

　　摘 要：晚清学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形成了民间思潮。它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文学领域引起了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这为20世纪10年代民俗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代在中国文化史中占着很灿烂的一页，因此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很多人喜欢“从晚清说起” [1]p4，民俗学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钟敬文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中提到“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的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 [2]。晚清为20世纪10年代民俗学的乍然兴起奠定了基础和条件，其中主要就是民间思潮的形成。

　　一 民间思潮的先声

　　梁启超在一篇题为《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的文章中，把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归纳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前)，“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自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3]p12这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一个大致，而且是从整体上而言。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思考的路线，即：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经历了器物、制度、心理三个层面，从引进西方制度和文化而言，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题成为一个闪光点，但是人们忽略了《海国图志》“不惟言外海史地，实集当时关于新学之大成，可谓当时之新学百科全书。宜乎其风行全国，历久而不衰矣。” [4]pp471-472因此魏源称得上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驱，他意识到了中西在文化上的差异，之后到西方学习的学者开始将西方的学术介绍到中国;其他学者阐释的视角各有不同，冯桂芬提出了“采西学议”;王韬、郑观应鼓吹设议院;容闳则将他所了解和学习的西学知识投诸于他的斗争活动;严复用西方搬来的生物进化论用于中国社会，大声疾呼变法;梁启超则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对中西文化进行形而上的比较，提出了“国民性改造”;这几位先贤智者的言论中有一个共同视点，那就是 “民”、“民间”。

　　“盖既受教育，则予以心中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隧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能之不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5]p3“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籍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

　　中国” [5] p5“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声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籍以驱除排外篡夺之王举。” [5] p7“汝以为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 [5]p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专门列出了重民三篇，提出了“天下之治，以民为先”、“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 [6]p15p56《校邠庐抗议》中谈到了解民情的重要，专列篇章《复陈诗议》，提倡恢复古之陈诗制度，强调“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张驰之本原也。” [7]p34“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治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其中民智最为重要[8]p130。严复认识到人民无权利，国家就不会有权利;人民不自由，国家也不会自由。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总结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归见当道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拯救之，……” [9]pp90-91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志向在“兴民权与启民智”，并指出化民的手段是“研究通晓民俗。” [10]p1而民俗就是民众的知识。梁启超提到了“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不振，由于公理缺乏智慧不开……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11]p429即提倡“开民智”和“新民德”。

　　二 民间思潮的形成

　　它主要受到西方“民”“民间”以及“民族主义” 思想的影响，第一批放眼望世界的政治家、学者将其作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一个重点;同时他们在引进和吸纳时，也受到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规范。中国自古就有“重民”思想。《道德经》提到了“民重君轻”(二十三章);荀子则认为“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至晚明阳明心学奠基、开启了近代的平民意识，传统的民本思想转换为近代的平民意识，同时重视“达民情”，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本思想”外在表现就是求诗传统。古之圣人害怕上下之情不通，而用“诗”通之。皇帝立名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而备讯，春秋时，晋文公听舆人之诵。《诗经》被列于六经，《左传》师旷引夏诗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之艺事以谏。”《礼》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康成曰：“陈诸国之诗，将以知其缺失。”《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齐音律，以闻于天子，……”《风俗通义》曰“周秦帝以岁八月遣輏轩之使采异方言，还奏之藏于私室。”《管子·大匡篇》：“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公羊》宣十五年传注：“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等。这同时也成为中国文学中固有的白话文学历史。[12]p1

　　到了晚明，以王守仁为心源，经王艮到何心隐和李贽，儒家的“民本思想”逐步转化为近代的平民意识，“从原儒民本思想向泰州平民意识的转换，其实是一场心学革命，是一次从心学正统到心学异端的思想突破。而革命也好，突破也好，始作俑者却不能不是王守仁。王守仁对泰州平民意识的开启之功，不仅表现于伦理价值观的重大变化(如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而成为“工商皆本”之心声等)，更表现于他所倡导的思想模式与治学作风——伸张主体尊严、反抗权威束缚、批判传统成见、面向平民大众，是为阳明心学相对程朱理学所特有的思想模式与根本作风……;中明以降思想比较解放的思想家均认同阳明心学，……乃至李贽这一激烈反传统的批评家骂起道学家来淋漓尽致、……由衷推阳明心学，亦绝非偶然。”[13]pp140-141哲学上的平民意识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导引文化思潮从“雅”到“俗”的心理转型，当然这是一种自发的。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发生雅俗之变，俗文学、戏曲、民歌、小品文整体性地从边缘向中心文化位移。稗官巷议，微不足道，但是得到李贽和金圣叹颂扬，他们把稗官巷议许为天地间之至文。李贽惊世骇俗地把《水浒传》和少陵诗、东坡文相提并论，[14]p44并称《水浒传》为“皆有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的“发愤之所作也。”[15]金圣叹称《水浒传》为“愤书”。

　　在清末的学者中，对于“民”思想的理解和接纳以此为基础。王韬的重民篇是“民本”思想的沿继，他多次提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悔，而国本有若苞桑磐山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6]p20严复提倡民权也并不主张立即推行，他觉得中国民智闭塞，一时不宜实施，须待民智开通之日方可还政于民[8]p8。这也为五四时期启蒙运动奠定了基调。梁启超认为“开民智”就要让民众掌握知识，这就只有用民众的语言来宣传，即要实现言文合一，同时他通过文学的渠道宣扬西方的民族主义，在1899年和1902年两个年份里发起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旧文学从形式到内容进行革命，而且重点在后者，正如他所说的“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15]要将西方的精神灌输给民众。

　　可见，清朝后期，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近代文化时，表现出了对“民”“民间” 的关注，除了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外，还有内源性的因素。他们在引进和接纳过程中就受到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采诗”的影响和规范，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了平民意识，文学上则开始重视、推崇“白话文学”、“平民文学”。

　　三 民间思潮对文学领域的影响

　　清末政治思想的变革，关注民间成了一种思潮，在这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文学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最显著地表现在对于文学语言的态度上，主张用俗语著作，提倡具有通俗性的文学种类，如小说、戏剧;公开提出了文学为政治和社会服务的主张(当时“政治小说”流行，并且产生了很多这类作品)，特别是对于民间文学的注意，是当时学术界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仿作民谣、俗歌，成为当时的一股巨流，并且将书本文学的起源追溯到口头文学(特别是口头诗歌)。这种观念是近代才有的，这是在进化论影响下形成的文学进化观。清末很多学者处于这种漩涡之中，从改良派到革命派，都意识到了民间，看到了民间文学的重要性。

　　晚清时期在语言文学上的变革，首先就是对白话的提倡。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提到汉字从创立初始直到隋唐，因为难以书写、记忆，“故仅仅行于官府而民间不便也”，“盖语言文字合而为一绝无障碍是以用之便而行之广也”，“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10]pp344-346这成为提倡“语言文字合一观”的先声。1903年在《中国文字流弊论》一文中，刘师培提出“宜用俗语” 的主张，称“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16]pp99-100他在《论文杂记》第二则中再次提到了 “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17]p248当时小说家李伯元等也提出“方言俚语，有自成绝妙好词者”以及“俗语文化之流行，文学进化之征也。” [18]p255梁启超强调“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也。”[19]其次，就是关于文学起源于口头文学的观念。刘光汉认为“存在一种如谣谚那样不一定依赖于文字的口头文学。”[1]p19并且在《论文杂记》中提出：“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可见他认为部落集体的口头创作先于个人的文字创作，最早提出了文学史始于民间文学的观念。另外就是原始时期歌谣包括了“诗”与“史”的任务。“然当此之时，歌谣而外，复有史篇，大抵皆为韵语。言志者为诗，记事者为史篇……”最后，重视谣谚歌曲在民众中的作用。“诚以音乐之道，感人至深，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夫民谣里谚，皆有抑扬缓促之音;声有抑扬，则句有长短。……曲终奏雅，惩一劝百，亦承古赋之遗风。” [17]p249-270

　　民间歌谣最先进入晚清学者的视野。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不但收集了他自己的许多诗在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收入了“山歌”九首，他不仅是热心的收集者，同时也是民歌领域的理论评介者。在诗集山歌《小序》里，他简略地谈论到自己对民歌的看法：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他认为“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特别重视近代活在口头上的民间文学。他赞扬19世纪前半叶的学者梁应来所搜集的歌谣。他说：“钱塘梁应来孝廉作《两般秋雨盫随笔》，录越歌数十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 另外他有辑录民歌的意向。“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他是辑录，不是仿作，更不是纯粹创作，这就触到了民间歌谣的搜集以及研究理论。他认为“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20]p54可见他将民歌与民俗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民俗很多民歌是难以理解的，同时也就没有意义，这与《欧洲民俗学引论》的作者柯科雅拉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将民歌当作一种民俗事象，也就是说民间文学既是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

　　其次就是民间戏剧受到关注。革命派作家将民间戏剧当作民族的艺术看待，黄节《黄史·礼俗书》中，引用古书中的虞舜受命夔“曲乐教胄子”，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舞教国子”的记载，阐释了“是乐者所以教德者也，舞者所以教体者也。……声歌各有宜气顺性也。”认为“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接着他又用史者的身份谈到“然则，歌舞者，德育、体育之明效也，神州礼俗之声音、形容也。古乐既亡，而歌舞之关于群治者，于是而有胡乐焉。……”可见他将民间戏剧当作古代民族的礼俗看待，看作是有关群治(社会秩序)的文化活动，看作是有关广大民众生活的体育、德育。[21]刘师培则认为“古人重乐歌，所以宣民气也，与皙种(白种人——引用者)人重德育之旨同;古人重乐舞，所以强民力也，与皙种崇体育之旨同。故古人言乐，咸歌舞并言。”他还进一步论述了“歌以传声，舞以象容”的意义，指出“篇什(乐歌)所陈之往迹，即为乐舞之模型”，并说明了乐舞的另一种作用：是则古人之乐舞，非惟振尚武之风，且欲使天下之民，观古人之象，以发思古之幽情，其作用较乐歌为尤巨，岂仅饰为美术之观哉?”[22]p229这些都涉及到了乐歌、乐舞的社会意义。这一时期此领域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创刊于光绪甲辰(1904)年秋的《20世纪大舞台》，它是中国最早的戏剧杂志，其宗旨是“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正如亚卢(柳亚子)的《发刊词》所说：“……又见夫豆棚柘社间矣。春秋报赛，演剧媚神，此本不可以为良善之风俗，然而父老杂坐，乡里剧谈，某也贤，某也不肖，一一如数家珍。……世有持运动社会，鼓吹风潮之大方针者乎?盖一留意于是!”并且“……今以霓裳羽衣之曲，演玉树铜驼之史，凡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焰淫，烈士遗民之忠尽，皆绘声写影，倾筐倒箧而出之。华夷之辩既明，报复之谋斯起，其影响捷矣。……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之光荣，印度、波兰灭亡之惨酷，尽印于国民之脑膜，必有驩然兴者。此皆戏剧改良所有事，而为此二十世纪大舞台发起之精神。……”[23]p20这种戏剧，不但本身对人民发生着教育作用，在社会变革时，也可以充分加以利用，使之为革命服务。

　　晚清除了关注民间歌谣和民间戏剧外，对于神话、传说、寓言、笑话都有所涉及。蒋观云1903年发表于《新民丛报》《谈丛》的文章《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体现了这方面的学术思想。他认为盘古的开辟神话(《述异记》)“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壮严、灵异之致”，最后归结“故欲改革一国之人心者，必先改进其能教导一国人心之书始”，强调了神话在国民生活中的教养意义。刘光汉在《咏女娲》一文中则认为“古人做一事必为后人利，后人做事多逞奇乃以妄测古人意”，并认为该神话为“试诵鸿烈篇，聊补洪荒史”，[24]他认为女娲神话填补了上古历史的空缺。其后需要提出的就是鲁迅的《破恶声论》中神话的理念，他论述了神话与整个文学史的关系，“矧欧西艺文，多蒙其(神话��引用者)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同时彰明了对待神话的态度：“举其大略，首有嘲神话者，总希腊埃及印度，咸与诽笑，谓足作解颐之具。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諔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25]p27他认为对神话和科学的评价不能用同一尺度。寓言领域需要提到的是林纾，他在所翻译的《伊索寓言》序中谈到：“尝谓天下不易之理，即人心之公律。吾私悬一理，以证天下之事，莫禁其无有出入者，吾学不由阅历而得也。其得之阅历，则言足以证事实矣。……伊索氏之书，阅历有得之书也。言多诡托草木、鸟兽之相应酬答，味之弥有至理。欧人启蒙，类多遮拾其说，以益童慧。”他不仅肯定《伊索寓言》的优越和教育作用，而且将其跟我国古代笑话、轶事的著述，像刘纳言之《谐虐录》、徐慥《谈笑录》、东坡之《艾子杂说》等相比较，认为后者“专尚风趣，适资以侑酒，任为发蒙，则莫逮也”，他主要从学术上阐释，不是抑中扬西，正如他所做的说明“余非黜华伸欧，盖欲求寓言之专作，能使童蒙闻而笑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实未有如伊索氏者也!”并且强调“观者幸勿以小言而鄙之。” [26]pp6-7

　　另外就是晚清时期流行制作和推行通俗歌曲。当时许多倡导改良社会、灌输新知识或提倡政治、种族革命的作品，大都采取了民俗诗歌、曲本的样式。著名的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太炎的《逐满歌》、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等等。进步的报刊往往专设这一栏，社会运动家也说出这一现象的重要性，狄子平认为：“今日欲改良社会，必须改良歌曲”。[18]P326

　　总之，晚清时期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席卷社会的民间思潮，当时社会中的学者、文人特别是具有新思想的人物都意识到了民间，民间文学成为了他们反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之社会、文化活动一部分，这样在20世纪10年代民俗学兴起之时，各个领域的学者能够迅速接受并介入其研究，成为民俗学初期阶段的一个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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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第39批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二等奖，项目编号20060390618。

　　作者简介：毛巧晖(1975—)，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现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家》2007年2期

　　Late Qing Dynasty Folk Thought

　　Abstract

　　Acceptance of Western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combining the folk though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 form of folk ideas. It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roused the concern of folk literature studies and it formed folklore of the basis of Decade be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folk folklore folk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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