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1 史晋奎2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041004)

　　摘要：贾芝从延安时期受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影响，开始从事民间文学，后来一直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从事民间文学的组织和研究工作。他在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和保存、民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的组织和管理以及中外民间文学交流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贾芝 民间文学 《讲话》精神

　　中国分类号：I20 文献标识码：A

　　贾芝，1913年12月出生于山西省襄汾县。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歌谣集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1950年开始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秘书组组长，负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日常工作，开始了在民间文学这块土地上长达五十余年的辛勤耕耘。

　　一 由象征派诗人转向民间

　　——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影响

　　贾芝先生从中学时期就热心于诗歌创作。大学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活跃时期。他与台湾已故著名诗人覃子豪、朱锡侯、周麟、沈毅五人组成了“泉社”诗社。1935年，贾芝以“泉社”的名义出版了《水磨集》，该诗集中许多篇章象征意味较浓。他还参加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组织的学生诗社，在朱光潜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并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诗作。这样一个文学青年后来一直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影响他选择的因素诸多，但决定性的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1938年，他西北联大毕业后到了延安。在延安他是作为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队伍。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初到延安时关注的是上层文化，这从他1942年的读书计划(1942年计划：1、写诗。2、读名著。3、读外国文。夜间读诗;下午读名著;上午读法文、翻译;晚饭写读俄文)可知。但是他在延安的生活又让他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创作，他在的日记中写到“我觉着我们诗体所能包括的主题太狭小了，有许多的主题等我们写呢。……我的精神用在诗上。”(1942年1月10日)“我正走在不能确定的路上，我应该写许多的主题，但是我还没有开出属于我自己的某一个境地，这使我很苦恼。”(1942年3月2日)可见他当时仍主要是创作诗歌，而且意识到了创作与生活的脱离。这就从主观上为他转向民间奠定了基础。客观上，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关注“民间”氛围的影响。他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脱离不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笔者访谈贾芝先生时，他提到了在北京上学时北大征集歌谣的事情。但贾芝转向民间最直接的推动力是《讲话》。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的作品，一定要以工农兵的生活为内容，以工农兵为读者，离开了这一关，没有更宽阔的路。我是曾经在诗的道路上摸索到这点的，但是我还未明确地肯定过，我还没有在写作上走出自己的路来。我写得太少。正确是从错误中来的，想一下出来就是不错的，没有这事，而我竟如此想了。以后一定要多写，研究生活，去熟悉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改变我这人和诗。”(1942年7月31日)从这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人只有是历史的时候才是现实的，我们不能脱离当时历史条件谈论他。当时的民间文学，是

　　“民间”概念在延安地方政权中体制化之后的文学表现。正如洪长泰(Chang Tai-hung)所说， “按照《讲话》的精神，共产党首次把利用民间文艺的策略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放弃模仿外来形式、继承民族形式的观点，对文化政策做了较大的调整。”[1](p148)在民间文学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农民三层关系，知识分子在党的引导下透视和反映民众生活，与“五四”时期民间文学注重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不同，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更注重的是政治价值。因此这一时期进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贾芝，也是处于这三种关系的互动之中。他遵循《讲话》“我们的艺术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2]的精神，运用劳动人民语言创作，先后在《文艺战线》、《诗刊》、《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诗歌多首。以《拦牛》(通过描写李有福拦牛的劳动场景，抒发了对拦牛这一普通的农村劳动的赞美之情，表达了他对劳动的热爱。)和《抗日骑兵队》(歌颂了蒙古族英勇的骑兵队，赞美了蒙古族人民抗日的英勇精神)为代表，运用民众熟悉的民间文学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另外就是下乡采风，体验工厂生活，并参加到盛极一时的秧歌运动，他当时的唯一理想和决心“就是到群众中去，从事文学创作……”。他用陕北方言以及信天游的形式创作，如：《人民的心意到火线——劳军鞋》，这一诗篇歌颂了陕北妇女以苦为乐，为抗日做贡献的精神。

　　他的立场是党的宣传者,但是也不排除他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他感动于民众文学的精彩与真实,用民间文学形式进行创作。在那个特殊时期，他的作品可以归属到民间文学领域，因为在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有自身的特征。对于贾芝本人而言，从此走上了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正如他说的这一时期是“建国以后我所以参加了民间文学工作以至坚持至今的最初起点。” [3](p53)

 

　　二 20世纪50-70年代贾芝对民间文艺学的组织和领导

　　——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承继

　　解放后，延安时期政治化的民间理念推广到全国。民间文学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礼遇，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在我们解放区也曾有过地方戏剧的研究，如今天优秀的歌剧作品，都是研究民间文艺的成果”。[4]郭沫若认为民间文学的研究“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5](pp4-6)这给民间文学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同时《讲话》精神导引着民间文学前进。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贾芝正式介入民间文学领域。他的工作包括管理和研究两个方面。

　　(一)努力建设和保存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积极组织民间文学研究。

　　首先，他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的成立和存在而奔走呼吁。刚解

　　放，他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分管民间文学。1949年12月22日，周扬指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编审全国说唱演义一类的模范性的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同时拟专设一民间文艺研究会，专门事后者底搜集整理;”(1949年12月22日的日记)这就是民研会成立的最初想法。1950年3月，文代会后成立的第一个协会就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会推选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下设民间文学组、民间美术组、民间音乐组、民间戏剧组、编辑出版组，贾芝任秘书组组长，负责民研会日常工作。民研会成立以后，文艺界有不同意见。冯雪峰同志说：“已经有了中国文联，周扬同志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不是成立了第二文联了吗?”他主张取消。贾芝四处奔波，两次上书中宣部，第二次报告被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看到了，他在报告上批道：“既已成立，就不必取消了。”这才保住了民研会。1951年冬，周总理批示限他携家属前往布拉格，到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工作。但当时民研会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他到文化部去找沈雁冰和周扬两位部长，说明情况后，沈雁冰说：“你走了自然就搞不了民研会了!”他随即放弃出国。这说明了贾芝对于民间文学研究组织的重视，同时体现了他坚持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思想和主张。

　　其次，他主持编辑了《民间文学》这一建国后最早的民间文学领域的学术性刊物。他当时虽然是《民间文学》杂志的常务编辑委员之一，但是日常工作都由他做，每期的编后记由他撰写(据他的言谈和日记)。1955年《民间文学》创刊号的稿约，对来稿的要求：1、我国各族人民的民间文学作品。2、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评论，关于搜集、整理和改编工作的经验介绍及讨论，各地民间文学状况的报道，民间文学书刊评论，关于民间文学的教学问题讨论，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民间文学的理论译文。3、以民间文学形式写的优秀创作，对各省市文艺刊物的通俗创作的评论。从这几条具体要求中，我们可以到，这一刊物办刊宗旨。为了《民间文学》的编辑，他放弃了1961年访苏的机会。“文革”中，仍念念不忘《民间文学》。六十年代末，中国文联大院里帖满了大字报，那时贾芝先生还戴着“走资派”、“反动权威”等帽子。但他满不在乎。他在扫大院的时候，看到《民间文学》编辑部的留参稿丢的满地都是，他一篇一篇地拾起来看，心疼的不得了。扬亮才看到了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弄这个。”他狠狠地瞪了扬亮才一眼，不说什么。但从他的眼神中仿佛看到：“你们是吃这碗饭的，连你们这些人都这样，真让我失望。”[6]如果没有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理念和信念，那么不会千方百计的维持这一研究性刊物。解放后到文革前，该杂志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的阵地和讨论的平台。

　　另外，他注意与地方民间文学研究组织的密切联系。20世纪60年代，他对各地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极为关注，与地方的民间文学研究小组保持联系。

　　(二)贾芝的学术研究兼顾了民间文学的宏观理论和微观领域

　　首先在民间文学分类、对象和搜集整理的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分类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在众多的观点中，贾芝对民间文学做了比较恰切的分类，[7](p11)他认为民间文学“大致包括群众口头创作、民间曲艺和民间戏曲三大类。而群众口头创作里又有民歌、民谣、快板、史诗、长篇叙事诗、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童话、寓言、笑话、谚语、俗语等等;在民间曲艺和民间戏曲方面，曲种、剧种名目繁多，不下数百种。”他虽然没有谈到如何对大类进一步分类，而且遗漏了谜语，但是在当时从大的方面厘清了民间文学的分类，对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后张紫晨的《民间文学知识讲话》大致是按照贾芝的提法，进一步具体化。

　　他反对民间文学研究范围无限度扩大，主要是针对当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合流，民间文学与群众创作等同的观点。他认为后者的“精义”是：从阶级熄灭论得出民间文学熄灭论。[8]他强调民间文学要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这对于我们当今民间文学的研究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一个学科没有自己清晰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就算不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无限制的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的结果就是该学科的消亡。

　　在民歌的搜集、整理方面，他于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提出“注意新民歌搜集”的观点。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将传统民歌视为民间文学，而对新时期出现的民歌就视而不见，这个虽说有政治的即时性，但是这一思想，目前仍是可取的。我们往往将现时代民间流传的民众作品排除出民间文学研究和搜集范畴，研究中将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史料上。他在《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论述了民间文化的搜集问题，提到了搜集、整理的方法。这为当时民间文学的实地调查和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在理论上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1961年，他又在《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发表《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一文，提到了做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即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调查的科学方法。这在当时在全国民间文学资料普查中起了理论指导的作用，至今这个仍是我们进行民间文学资料搜集的基本原则。他还强调搜集整理与再创作的区别。1962年在答复安徽蒙城县文联民间文学研究小组的信中再次强调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原则，强调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利用民间文学作品创作之间的区别。这就在学术上明晰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划清了民间文学与民间创作的界限。

　　其次，他注重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从1957年开始，他就提出了民间文学要为人民服务。[9]1963年，论述了民间文学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意义和作用，谈论了民间文学的价值。这些文章都是具有政治时效性。[10]但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这一点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而民间文学由于与民众特殊的关系，它的社会价值尤为重要，所以如何利用民间文学为民众和社会服务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管承认与否，民间文学本身就具有政治性。所以直到现在，对民间文学政治性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是不可回避的课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一研究并没有真正开展。

　　再次，大力提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这一思想一直是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共识，中国的民间文学是多民族的民间文学。早在30年代就有民俗学和民族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但是建国后，他为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在我国民间文学体系中挣得了一席之位。《民间文学》杂志自创刊开始，稿约中所欢迎的稿件，第一条就提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民间文学作品”，可见当时就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这样从《民间文学》创刊直到文革时期被迫停刊，每期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1956年他写了一篇《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当时阿凡提的故事刚被采录出来。他的论文论述了阿凡提的人物性格特征，以及对阿凡提敢于同皇上、巴依(地主)斗争的反抗精神的赞颂。对这一维吾尔族的机智人物的妙语连珠更是高度赞扬。1964年他对建国后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工作进行了总的述评，指出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研究对各民族本身的意义;要充分发挥各个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领域的价值以及研究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本身也是研究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见解。

　　另外，他的研究触角还深入到了民歌、新曲艺、传说、民间故事等具体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需要。民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苏区民歌和《红旗歌谣》的研究。在苏区民歌研究中提到“编出一部老苏区的民歌来，是很有意义的。这可以使我们在这些朴素动人的民歌里读到革命斗争的最生动的记录，同时又有机会，学习群众如何在自己的诗歌里表现他们的新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这份珍贵的文学财产，实实应该好好收集和保存起来。”[9](p222)在民间传说的研究中坚持了传说的民族性、时代性的差异，坚持要按照民间传说本身的特质，研究民间传说，而不能将阶级的观点强加在传说之上，在唯阶级论时期，这是难能可贵的。[9]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强调民间故事对劳动人民的娱乐作用和教育作用，同时民间故事反映了不同时代劳动人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侧面。[9](p362)

　　从以上对贾芝在50-7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进行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对于他的学术思想要拨开当时政治性字眼的迷雾，才能透视他对民间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的研究紧紧围绕《讲话》精神，使民间文学尽力发挥自己在新中国的作用以及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主要考虑地是民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他的研究是对《讲话》精神的承继。
　　三、80年代以后进一步开拓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

　　——高举《讲话》旗帜，积极实践《讲话》精神

　　文革后，他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但是他的研究理念仍是沿着《讲话》精神，并且在民间文学的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发展这种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以及对民间文学研究的组织领导中。

　　1、对延安时期民间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他主编了《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说唱文学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民间文学编》，为研究民间文学学术史奠定了基础。我们无法否认，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是我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时期，理清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发展史以及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是研究者的职责。正如贾芝先生所说“当时(按指延安时期——作者注)的革命文艺运动给人们留下的值得留恋和向往的记忆，是永久难忘的。在这些难以忘却的记忆中，谁也不能摆脱或无视民间文艺的强大魅力。无论是文艺评论家还是文艺史家，都不应该忽视这段历史，也不能离开民间文艺而谈革命文艺的发展和产生。”[11](P1)而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所以他要“向今天的读者介绍历史。”[11](P9)他编辑的隶属于民间文艺丛书的这一卷，“不仅生动的反映了延安时期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一个大致轮廓，关于记录民口头文艺的科学性、关于新文化的继承民族传统问题、关于社会调查和创作经验，都有很值得今后记取的珍贵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11](P9)1990年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民间文学卷》，回顾建国后民间文学十七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民间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编辑中体现了他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坚持。这一观点我们姑且不谈意识形态的问题，从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说，延安时期到建国后民间文学的发展与《讲话》的密切关系无可否认。

　　2、积极从事民间文学的理论探讨，进一步弘扬《讲话》精神。

　　首先，他积极探讨《讲话》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他指出《讲话》把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上升到文艺的宝座，将民间文学作为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创造加以推广和研究;重视民间文学与文艺创作的关系，真正从理论上和文艺创作实践上解决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他主要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谈论《讲话》与民间文学关系，而忽略了民间文学本身学术性研究，这是美中不足的，但从中可以看到他对《讲话》精神的执着追求以及继承，这也是他建国以来一直“坚持民间文学工作的根本原因。”[12]其次，重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坚持《讲话》精神，重视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正如郭沫若所说的“研究民间文学的应从此中认识我们的任务，吸取无穷的生命力。”[13]他论述了民间文学与儿童早期世界观教育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一论题现在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目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研究者需要在这一方面继续努力。他还论述了民间文学要“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观点，可见他重视在精神领域发挥民间文学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不仅高举《讲话》的旗帜，而且进一步发展和弘扬了《讲话》精神。

　　3、重视开辟民间文学研究园地以及研究著述的出版。他主持了《民间文学论坛》的开创和编辑工作。1982年创办《民间文学论坛》，“为民间文学研究者开辟了一个新园地”。[14]它与《民间文学》进行分工，《民间文学》主要发表作品，而《民间文学论坛》则主要发表评论和理论研究文章，提倡对民间文学多角度、多学科研究。《民间文学论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为民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创办了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经典的民间文学著作。现在积极主张恢复该出版社，继续出版民间文学方面的著作。

　　4、再次论述了民间文学的整理问题，强调 “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提到了整理、改编与再创作的区分，同时指出忠实记录要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

　　5、为民间文学的发展争取一席之地。

　　首先，他呼吁为挤上车的“乡下老婆”让个座，要求为民间文学提供一个发展空间。其次，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发了《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由他担任主编，从此开始了全国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当然，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并不能囊括民间文学的所有领域，但是这次民间文学资料的全国普查为民间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再次，1987年他受全国政协的委托提出筹建中国民间文化博物馆的构想，规划了博物馆的名称、建馆的意义和目的、内容以及建立步骤，并一直为我国民间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努力着。他为山西襄汾丁村博物馆的建立题词、挂牌;为刘德培资料陈列馆题写馆名等等。最后，他为了促进民间文学的发展，尤其各地方民间文学事业的进展及民间文学“新秀”的成长，撰写序文五十余篇。此外，重视对外交流，在国际会议上，积极宣传中国的民间文学。1996年，积极促成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总之，贾芝先生从70年代末直到现在，在民间文学的领域中，坚持《讲话》精神，并积极运用于实践。

　　综上所述，贾芝从延安时期在《讲话》的号召下结识民间文学后，一直是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从事民间文学的领导、组织、动员和研究工作。

 

本文原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4期

 

　　参考文献：

　　[1]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解放日报.1943——10——19.

　　[3]贾芝.播谷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周扬.周扬文集[C].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贾芝.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C].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

　　[6]杨亮才.民间文学之子[J].西北民族研究，2003,3.

　　[7]谭达先.中国民间文学概论[M].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0.

　　[8]贾芝.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问题[J].民间文学,1960,12.

　　[9]贾芝.民间文学论集[C].北京：作家文学出版社1963.

　　[10]贾芝.发扬民间文学的教育和战斗作用[J].民间文学，1963,6.

　　[11]贾芝.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学卷[C].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12]贾芝.一代恩师[J].民间文学论坛，1982,3.

　　[13]郭沫若. 题词.民间文学,1962,3.

　　[14]贾芝.发刊词[J].民间文学论坛,1982,1.

　　[15]贾芝.贾芝诗选[C].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

　　[16]贾芝.新园集[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

　　Jia Zhi and Folk Literature

　　(Mao Qiaohui Shi jinkui)

　　Shan 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fluenced by Mao Zedong"s "Lecture in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s", Jia Zhi started to study folklore , and has been doing research and some organizing work on folklo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prit of Mao"s Lecture. He contributes a lot to the institu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 the theory of folk literature, the build-up of subject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udy ,and the exchang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folk literature .

　　Key words: Jia Zhi Folk Literature The sprit of Mao"s Le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