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是文学发展的家底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整个学科中最有历史深度、文化内涵、文献基础的领域。如果说，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大脑，最有思想，文学批评是研究文学的手足和感应神经，最有才气，那么，文学史就是研究文学的躯干，最有分量。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比喻难免蹩脚。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彼此不能割裂的一个有机的学科整体。我们今天探讨文学史写作的理论和实践，就离不开理论给予它的思想和眼光，使之开拓创新的可能，也离不开批评给予它的敏锐和感觉，使创新获得一种新鲜活泼的生命。而且我们的探讨遍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各时段，遍及大陆、台港澳及少数民族各地域，遍及文献资料、口传传统、民间文学各个文化层面。这些学科分支都具有自身的非常独到的知识结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我们海纳百川地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来共同探讨文学史写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汇集多重的知识结构、多元的学术理论和多样的研究方法，搭造一个学理讲座的群言堂，从丰富的维度和繁复的声音中相互启发，相互碰撞，产生精神的“聚变反应”，把文学史研究推向新的学术境界。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如何感知和想象世界的研究，是一个民族的感情、志趣和自由想象的精神历程的研究，是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社会伦理、精神风尚和历史命运的审美化风俗史的研究。这些历史过程的研究，都和我们如何理解“文学”紧密相关。

    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本体、独立的精神对象、独立的学科，是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高扬，并最终成为民族的公共精神财富的过程分不开的。英语Literature（文学）一词兼有文献、学识、诗文之文学等含义，这是原始意义在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中逐层累积而成的。19世纪以前英语Literature和欧洲其他重要语种对文学的理解，多指文献和书本知识，包括哲学、布道、演讲，直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起来之后，推崇精神和情感，讲究主体创造意识的“文学”才脱颖而出，独立成为学科。中国的文学史写作的理论和实践，也经历了同样的民族精神演变的过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的趋势中，中国知识界凭借输入日本以汉字翻译西方的Literature为“文学”，转变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写作的观念。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论》中说：“文学者，以其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这样理解文学，没有脱离“国故”的知识框架，没有把文学从文献学问中脱离出来，甚至把文学等同于文献、学问。因此鲁迅在东京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的时候，对章太炎的文学定义不以为然，回答章太炎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私下谈论，认为章太炎“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这里强调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只有强调了这一点，才能看到文学在“立人”“立国”中可以改变国民精神的性能，看到拜伦、雪莱、裴多菲等摩罗诗人有“争天抗俗”，振奋国民精神的力量。只有确立了这种文学观念，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才能在“自来无史”的地方开拓文学史的新天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才能把眼光投向口语的“活文学”和它的民间起源。今天讨论“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已经面临着与百年前截然不同的世界文化情境。百年前的19、20世纪之交，中国积贫积弱，持续战败；百年后的20、21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开放，持续发展振兴。文学史都要在文学进程中探索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构和文化谱系。在一百年前的1904年，京师大学的青年教师林传甲和苏州东吴大学国文教授黄人，分头撰写国内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人的文学史总要写一章“什么是文学”的导论，以便按照从西方和日本借鉴来的文学观念，把文学作品与经史子集的传统知识结构分离开来，从情感和想象的审美专门领域，重塑民族灵魂和国家精神。

    从当年讨论“文学定义”到今天讨论“文学边界”，在经过写了1600部文学史之后，我们对文学史写作和民族精神重铸的关系的关注重点、深度和博大精深的整体性，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百年前注意的焦点是独立后怎么办。由此可知，中国人对文学史的认知走了一条积极的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文学未独立的时候追求它的独立价值，长期独立而反复对之进行思想艺术的分析，进行结构、功能、内在涵数和要素的解读之后，又应该进行文学与文化之关系的还原研究，使按西方观念剥离出来的文学克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弊端，把文学归还到它原本的文化语境之中；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发掘它与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知识分子精神史、文化制度史以及编年学、文献学等等丰富维度上的联系，由此透视文学的深层文化身份、特质和意义。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文学研究的内在需求和担当的责任。这才出现了近年来不是在简单地搬用外来要领的意义上的重写文学史，才出现了发掘民族民间文学史，以及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等一系列的重要命题，才出现了从众多的角度进入文学历史脉络和精神过程的文学史写作形态多样性的探索性实践。

　　这百年来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许多著作，基本上都是汉语文学史，很少对诸多古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学进行融会贯通。从我的研究经验来看，正如不研究汉族文学史就讲不清楚诸多古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一样，不研究诸多古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也讲不清楚汉族文学史。它们之间经过数千年的碰撞融合，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总体结构，衍化出一种伟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哲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的活力”，应该在中华民族的全国振兴中进入我们的主流文学史的写作之中。